今年的演出行业，用百花齐放已经不足以形容，用黄牛的话说就是“几乎能卖出去票的歌手都在演唱会，不太能卖出去的就参加拼盘演唱会”。
五月天、刘若英、薛之谦、张杰、王源等歌手纷纷开唱，尽管场次相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对歌迷来说，一票难求成了常态。为了看演唱会，不少歌迷只得忍痛购买溢价票，少则几百，多则上万，演出市场开始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呼吁抵制黄牛。
在5月初开票的五月天演唱会，短短5秒，6场累计近30万张门票就全部售罄，甚至一度引发了粉丝关于主办方跟黄牛勾结的质疑，尽管在随后五月天演唱会主办方华乐非凡发博否认，称售票公开透明，但这个解释并未让粉丝满意。
为了防黄牛，“强实名”成为了今年演唱会的新趋势，所谓强实名也就是抢票时观演人的身份需要跟入场人的身份一致，在入场时刷电子票二维码，同时辅以身份证和人脸识别双重认证，只有三者都符合，才能入场观看演出。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牛倒票，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最近“演唱会为啥都在闹退票”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刘若英、梁静茹的演唱会都有不少人要求退票。按照现在的强实名机制，当购票人无法观看演出，票又无法转让，票就只能砸在手里，几百乃至上千的购票购票款只能打水漂，甚至有律师提出，不让退票已经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与此同时，尽管强实名让黄牛转让票的难度提高了不少，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代抢、卖渠道票等方式，依然让黄牛们赚得盆满钵满，有黄牛向娱乐独角兽透露，“甚至现在录入票比之前倒卖票的溢价更高”，也有不少购票的粉丝称，自己买演唱会录入名额被骗了钱。
演唱会实名制到底防住了谁？“防黄牛”和消费者权益之间又该如何平衡？
演出行业复苏，谁挣到了钱？
演出市场肉眼可见地复苏了，中演协发布的2023*季度全国演出数据显示，演出达6.89万场，较去年同比增长 95.42%。
4-5月进入旺季，更是迎来演出大爆发，从音乐节到演唱会，不少人都是“几乎每个周末，不是在看演出，就是在看演出的路上”。据不完全统计，两个月全国音乐节加起来就有63场。
仅5月20日，就有张杰、梁静茹、张韶涵、周传雄、张信哲、刘若英、谭咏麟、薛之谦、李荣浩、李宇春等数十位歌手纷纷在这一天举办演唱会，网络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已经举办了400多场演唱会。
不过逐年上涨的票价却成为最劝退观众的因素。以成都仙人掌音乐节为例，2018年早鸟票售价是260元，2019年涨到了350元，2021年588元，2022年涨到了699元，连年上升的票价让不少音乐节爱好者直呼吃不消。
但观众积压几年的观影热情都在这个春夏释放出来，一票难求成了常态。价格的上调一方面来源于这种供需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成本的上涨。
随着《乐队的夏天》《一起乐队吧》《我们的乐队》等综艺的播出，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乐队演出，乐队们的演出费用也水涨船高。
最近就有人统计了各个乐队们的报价和演出收入，其中一些头部乐队5月演出收入已接破千万。根据该博主统计的5月共77场音乐节表格，对照乐队的出场次数和市场报价，二手玫瑰报价70万，11场演出收入770万，朴树165万的报价，7场演出收入1155万，新裤子600万，*青年旅店585万，收入几乎可以跟开演唱会匹敌。
而黄牛也成为今年最忙碌的一个群体，有黄牛在朋友圈总结今年的演出市场“2023年的演出市场，已经不是几年前你在场馆门口可以和黄牛讨价还价，而是你准备去场馆门口打个酱油，去了发现连黄牛的影子都见不到。”
强实名为何拦不住黄牛炒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演出实名制。
这个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防止黄牛倒卖演出票，相较于有票就能进的纸质票，如今的不少演出都采用了电子票的形式，观演人需要二维码+身份证+人脸识别才能入场。不过这显然没能影响黄牛们的财路，代抢成为了黄牛的新出路。
在全民票牛的时代，黄牛们组建了专业代抢群，客户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报给黄牛，代抢们收到信息后就用客户的身份代抢，代抢费大多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热门演唱会代抢费甚至高达几千。
“我最开始也是帮黄牛代抢的，最近的一个热门演唱会，黄牛给我代抢费内场是一千块，后来了解到他收了歌迷两千五代抢费，就想着还不如自己直接帮粉丝抢。因为我抢票成功率比较高，就直接在小红书和闲鱼上发了接代抢的信息，内场两千的代抢费，少了中间商赚差价，我多挣点，歌迷少花点。”一位代抢向娱乐独角兽透露。
而在演唱会实名制后，黄牛票的价格，甚至比纸质票更高了，原因就在于供需关系的改变，话语权发生了转移。
强实名机制下的演唱会购票，除了在票务平台上公开售票外，买不到票的歌迷几乎只剩下一个买票的渠道——找关系票。
此前有香港媒体透露，即便是在红馆这样相对成熟的演出场馆，门票公售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在30%左右。
今年4月26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第五条明确表示“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这也对于演唱会门票公售率的首次规定。
黄牛票从哪里来？
而所谓的关系票，也就是剩下的30%，这些票从哪里来？
*的一个来源是主办方或承办方。一场演唱会能够顺利举办主要靠主办方和承办方，主办方负责演唱会总体方案，承办则负责落地执行。
一位演出行业人士介绍，目前的主办方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的演出公司主办，另一种是歌手工作室或相关持股公司主办。比如五月天的演唱会主办方“华乐非凡”的经营范围就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接受委托代售门票等，因此也在粉丝抢不到票，黄牛却有大量票的时候，一度被质疑跟黄牛勾结。在随后华乐非凡发博否认，称售票公开透明。
另一种歌手直接主办的类型，比如2023王源“客厅狂欢”巡回演唱会主办方就是王源工作室，这种形式的优势在于歌手对于演出的可控性更强，有消息称，王源“客厅狂欢”上海站的演出公售率达到了90%，可以*程度保证票不流入黄牛手里。
鹿晗2023“πDAY”演唱会-北京站则由鹿晗工作室与上海风华秋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该公司招股书显示，与鹿晗合作形式之一为：主办大型演唱会，从中获得门票、赞助等收入，2018年，该公司为鹿晗举办三场巡回演唱会“RE:X”，赚入5590万元，场均收入约1863万元。
但到具体落地，仅靠歌手工作室很难协调这项体系庞大的工作，因此也就需要各个地方的演出公司来承办，协助落地执行。通常来说，会找演出场地本地的工作来承办，比如王源“客厅狂欢”广州演唱会，就由广州禾光飞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重庆场演唱会则由重庆果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而这些承办公司通常是黄牛票*的来源。“大票务一般跟这些承办公司都有联系，最后一环一环流到我们这些小票务手里，票务从承办公司拿票的时候，拿到的就是加价票，所以一层层下来，人人都要吃一口肉，黄牛票也越来越贵。”一位黄牛对娱乐独角兽透露。
除了公开售票和承办公司拿票外，还有一部分门票会流向公关、赞助商、行政部门等，这部分票很大一部分也会被卖给黄牛。
如果是纸质票，黄牛直接手持实体票叫卖，但在现在强实名的机制下，变成了名额录入。歌迷给黄牛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黄牛直接录入信息，很显然，这样就变成了黄牛主导市场。
如果是实体票，除了黄牛卖票外，还有抢到票的歌迷也可以卖票，相当于是一个市场行为，而如今抢不到票的歌迷只有从黄牛手中买录入票一个渠道，也就只能跟着黄牛叫价走，甚至随着录入名额越来越少，票价也越来越贵。
一位追了王源五场客厅狂欢巡演的粉丝向娱乐独角兽分享了自己购票经历，“我的运气非常差，每场都没有抢到过，就只能买录入的名额，上海和重庆都是强实名，上海场因为是开场所以最贵，1680的位置花了5500元，重庆稍微便宜点，但1980的内场后区也花了4500元，我买的还算便宜的，身边朋友买的录入基本都过5000元了，甚至到了最后两天880的位置都卖到了4000元以上。广州场是纸质票，很多路人抢到后在小红书和闲鱼上出票，因为票源多了，所以价格也便宜点，1980的内场只花了3500元，也把黄牛的价格给拉下来了。”
而难控的票价只是实名制的其中一个并发症，跑票、坐地起价的情况更是普遍，即便歌迷交了全款预定位置，如果对方要求加价，歌迷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全靠黄牛的良心和自己的运气，“通常开票之前的价格会比开票后便宜，但是很多黄牛会在开票后以票源紧张、位置好这些理由要求加价，我们不同意的话就说退款，想进场的话就只能认栽。”
而强实名的另一个争议在于隐私权和霸王条款。人脸识别引发了是否是过度收集信息的探讨，而强实名无法退票和转让的操作，也有律师站出来提出质疑，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这一规定是否跟这一条款有冲突。
强实名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牛炒作，但仍有诸多后遗症亟待解决，如何在防黄牛的同时保证消费者的权益，仍需探寻更加完备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