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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考公,他们比谁都想上岸

“如果考不上,我们只能考虑去天津定居了。”和很多北漂一样,天津成为小张一家的备选方案。“人才引进落户相对容易,教育资源也比较好。但就是,我们俩又要重新找工作了。”小张说。

年龄一直是职场中的敏感词,而“35岁”是很多人的焦虑数字。长久以来,在公务员招录中,35岁也一直是明确的年龄红线。但近几年,多地公务员省考正在为这一年龄限制松绑。2023年,已有多个省份为高学历人才放宽报考年龄限制,部分岗位被放开到40岁。

尽管只有少数岗位松绑,但在本就竞争激烈的考公浪潮中,中年人似乎有了更多的可能。我们采访了一些大龄考公者,他们曾经背水一战,而顺利“上岸”后,也面对了更多未曾预料到的问题。

01 人到中年,渴望“上岸”

小张34岁了,今年年初,她决定参加国考。考公的想法不是突然萌生的。小张原本在一所高校从事行政岗位。32岁时她怀孕了,考虑到那份工作并没有编制,和家里人商量后,小张决定辞职在家生孩子。

如今孩子快2岁,小张想要重返职场。年初,她试着投递了一些简历,大学时小张读的专业是安全工程,因此她投了很多企业安全评价师的岗位,但令她失望的是,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任何回应。小张有点焦虑,她觉得这可能跟自己这两年的职场空白期有关。

某天,她在社交平台刷到有人35岁考公的帖子,算法不断推荐类似的内容,而这也在小张心里植入了念头——她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工作太不好找了,感觉只能选择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正好一边带孩子,一边在家备考,好像也不错。”小张说。

另一方面,考公的决定也和孩子有关。小张是河北人,老公是河南人,两位来自“高考大省”、经历过高考“最困难模式”的人,很希望能让孩子有更轻松的教育环境。他们一家目前居住在北京市顺义区,如果想让孩子留在北京高考就需要落户。

老公做程序员,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小张能顺利考上公务员落户,能直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和各方压力驱使之下的小张不同,今年37岁的路凡在2020年省考中“上岸”,已经在沈阳某城区的街道岗位上就职了三年多。

路凡至今还是单身,大学毕业后,她先是在报社做记者,出于对纸媒衰落的担忧,一年多以后她从报社离职,在家乡沈阳做了近十年的政府雇员,即不占用政府编制的合同制员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路凡期待一个能转成正式编制的机会。

但2016年到2018年,辽宁省考停招,到了2019年恢复时,路凡已经34岁了,只剩下两年的考公时限。因为长期的经历已经让路凡熟悉了公务员的工作内容,她对于考公本身有着明确的预期—— 一份稳定长久,且内容已经十分熟悉的工作。“尽管会无聊,但是你会觉得,这份工作是可控的。”她如此说。

02 备考的压力

小张在3月中旬正式开始备考,她花了980元,在某知名考公培训机构买了一套基础的笔试培训网课。小张回想起10多年前刚毕业时,自己也曾经尝试过一次国考,当时各方信息渠道都没这么发达,社会上的培训机构也还没今天这么风生水起。

那一次,她的成绩是行测70分、申论49分。申论明显拉了分,她并没有进入面试。10多年后,申论依然让她觉得痛苦,工科出身的小张觉得自己很不擅长“写文章”。而同时她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逻辑性大不如前,每次做到行测中有关数量关系的问题,她都卡住好久。

备考的日子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小张每天7点起床,先做一套15道题的卷子唤醒脑子,吃过早饭后,8点正式开始学习,用二倍速重新听一下前一天晚上的直播课,然后整理成笔记。下午她则继续做题,再练练申论,晚上给下班回来的老公做好饭,吃过饭后,她还要再继续学习到晚上11点左右。

孩子只能交给老家的爸妈带,有时候,爸妈带着孩子回到北京来,小张就到家附近的顺义区图书馆学习。小张的老公和父母都很支持她考公的决定,孩子还小,目前也不太黏着她,但她自己会为不能长时间陪伴孩子感到内疚。她把自己考公的事情发到网上后,有同样大龄考公的女性对她表达了羡慕,说婆婆和一些亲戚都不支持自己,每天只能偷偷学习。

2019年路凡*次省考没能成功,2020年,她选择了一个难度比上一次低些的岗位,这一次她顺利进入了面试阶段。疫情期间的不稳定环境加剧了她对“上岸”的渴望,在省考的同时她还参加了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以及面试了一家国企。为了更有把握通过面试,她经朋友介绍,报了一个面试培训班。

面试班的学费是6000多元,课程时长是10次左右。这一价格在当地的面试培训班里已经不算贵。一些培训机构会推出“协议班”,基础学费8000多元,如果面试没通过就只交8000元,如果面试通过、顺利被录用,还要再补交3万元。路凡感觉匪夷所思:“这不就是挣一个概率的钱吗?因为总有人能进面试。”

面试班的培训是完全应试化的,一个问题按什么结构去答、怎么填内容、用多长时间思考、说话用什么语速,都有具体的标准。每天还会不停地模拟面试场景,纠正面试者的谈吐气质。反复练习下来,一个内向的人也会变得侃侃而谈。

路凡觉得,面试班里教的东西的确有一些帮助。路凡是面试班里年纪*的人,大多数备考者都是应届生,30岁以上的占比不到1/5。路凡的面试最终顺利通过,还拿了88.5分的高分。当时同在面试班里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她的同事。而更令她惊讶的是,一些同批次考进的同事,甚至曾经是考公培训机构的老师。

03 “不考虑往上升了”

成功“上岸”让路凡觉得松了一口气,在东北老家,体制外的中年女性在职场上总会面临更多阻碍。在各地的大龄考公群体中,女性总是占据更高的比例。

快到30岁的时候,路凡和周围的女性朋友多多少少都会开始焦虑自己的感情和工作。路凡觉得自己做政府雇员的那些年收入不高,也不太稳定。

“当时对这种不稳定的生活有一些焦虑。”路凡说。对大龄考公者来说,35岁入职时还是科员,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入职以后,路凡发现她所在的政府体系中,像她这样的80后很少,要么是工作了很久的70后,要么是刚刚毕业的90后、00后。在同级别岗位的同事当中,路凡是年纪*的。

但另一方面,工作经历和对政府工作的熟悉让她很快就能适应新的岗位。“基本上政府的人天天在干什么,包括你一步一步要怎么操作,工作内容都会懂。

其实说白了,在实际的工作里,领导肯定是会更愿意把活交给我们这种被社会‘毒打’过的、有经验的人。但没办法,各地公务员的岗位几乎都会向应届生倾斜。”路凡说。

只有疫情的来临让路凡有点措手不及,基层公务员成为疫情三年间最疲惫的群体之一。那段时间里,路凡不停加班,她负责物资调配,每天都有各种人要来找她。而防疫政策放开后,日常工作本身也并不轻松,近些年来她明显感受到政府的各种考核、指标压力非常大。

有些部门的同事几乎要连续几个周末加班。路凡很清楚,中年才进入体制的人,晋升和发展大概率会不如那些年轻的职员顺利。她自己并不强烈地渴望“当领导”,但她还是会希望可以按照体系标准稳定地晋升。

“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很多年轻人现在也不追求晋升,进入体制只是想有稳定、轻松的工作环境。但至少在我们单位,这种理想情况也不太可能,因为工作量真的非常大,等你到了一个差不多的时候,领导就会跟你谈,说希望你去负责某一方面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收入、你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跟你的职务挂钩的。真正到了那个时候,你根本想躺也躺不平。”路凡说。

还在备考的小张也曾思考过这些问题。“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虽然我愿意干活,肯定不会‘躺平’,但还是不太擅长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东西,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晋升的渴望。”她说。

她也预想过入职以后单位的同事都比自己小的感觉:“心理上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我觉得这是难免的,你的年龄已经摆在这了,去哪个单位不这样呢?”小张有点怀念自己过去的生活,对她来说,35岁真的成了一道分水岭。

“体会到那种上边养老、下边养小的感觉。之前只有我和老公两个人的时候,生活压力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想着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父母也不太需要我们,也没有孩子。现在很多事情都一下子涌过来了,有了孩子、要买房,不能说辞职就辞职……”小张说着说着叹了口气。

“如果考不上,我们只能考虑去天津定居了。”和很多北漂一样,天津成为小张一家的备选方案。“人才引进落户相对容易,教育资源也比较好。但就是,我们俩又要重新找工作了。”小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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