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反往常，将“外资”作为单独项列入8项今年需努力的重点工作建议中。在外界看来，这是中国向世界传递将进一步全面扩大开放的信号。
一个月前，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进入2023年，全球经贸形势变得极其严峻，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从去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已经转变为当前的外需走弱、订单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加大外资引进，被认为是重要的破局之策。去年底，多地掀起。当时的出海“战队”中，不乏政府招商团队。摆在各地面前的，是外商投资仍待释放的增长潜力——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尽管面对内外环境影响，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仍创新高，达到12326.8亿元，同比增长6.3%（折合1891.3亿美元，增长8%）。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分析认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大，发展的潜力更大。不过，目前外部环境对吸引外资很不利，我们要在吸引外资上有大的起色，可能接下来要有更大的政策力度，特别是要鼓励地方的政策创新。
其背后是业内的一种讨论，“第五次全球产业迁移潮”正大举拉开。一面是争相布局下一轮外资吸引版图的各省市，另一面是在全球寻觅新落脚地的外资企业。你来我往之间，谁可能成为中国对外经济的下一个“扛鼎者”？
头部竞争
从数据来看，江苏去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在31个省份中居首，达到305亿美元，增速为5.7%；紧随其后是279.09亿美元的广东（注：广东仅公布人民币数据，美元数据为根据广东占全国比重估算）。两座外贸大省吸收外资额合计占全国比重超三成。
回顾两省过去十年间吸收外资的走势，一直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
2012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达到357.60亿美元，*身后的广东超过120余亿美元。不过此后，江苏实际使用外资额逐年走低，广东则加快追赶步伐，并在2015年一举实现反超。
超越的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吸引外商投资的两种路线。
当年，广东省服务业利用外资额为153亿美元，占比达到56.9%，不仅总额上超过江苏的113.16亿美元，而且，与服务业外资占比在50%以下的江苏相比，刚好呈现出两种外资发展模式：广东更重服务，而江苏则更重制造。
江苏社科院张远鹏、徐清当时撰文分析，在欧美地区“再工业化”的外资回流、日资转移等背景下，江苏制造业利用外资连续下降，服务业又没有跟上，导致总量下降。反过来，有广东本地媒体分析认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引资结构，将使广东“比江苏拥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以及转方式调结构的优势”。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制造业正发挥出稳外资的重要功能。
实际上，广东的优势没能维持多久，仅一年后就再次被江苏反超。
2018年至2020年，两座省份几乎并驾齐驱，始终未拉开明显距离。不过，2021年起，江苏出现明显反弹走势，并逐步拉开与广东的差距。2022年，这种差距又进一步呈现扩大趋势。
也是在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其他五部门共同发布《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重点聚焦制造业吸引外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分析指出，2021年，全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已跌破20%，如果持续下降，对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型会产生长远影响。
政策加持下，2022年，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额迎来“暴力拉升”，大幅增至496.6亿美元（注：根据人民币数据估算），相比上一年增幅接近50%，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也回升至26.3%。
在此情形下，江苏有望展现出更强的外资增长潜力。据江苏商务厅披露的2021年数据，江苏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省总量31.5%，占比保持稳定，占全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的27%；江苏省占比分别比全国（19.4%）、广东省（17.0%）高12.1、14.5个百分点。
中部突围
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升，也正在对全国外资格局展开深度重塑。在头部省份胶着拉锯的同时，腰部省份也暗流涌动。
从去年实际使用外资额排名变化看，与2021年相比，辽宁、湖南、河南、山西出现明显位次上升，除了以90.5%的增速上升4位至第7位的辽宁外，其余三个省份均来自中部地区。
放眼全国，中部外资吸引力正一跃跻身领头羊的位置。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去年，东、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4.7%、21.9%和14.1%，中部带动力十分明显。其中，湖南以46.1%的增速从第13位升至第11位，取代湖北成为中部*，并与四川持平，并列中西部*。
换句话说，在外资“重仓”以四川、重庆、陕西为代表的西部省份后，焦点进一步来到了中部地区。
回顾西部地区的外资发展史，外资进入的深度与当地交通条件的改善几乎同频。比如，在全国旅客吞吐量前10名机场中，东、西部城市几乎“平分秋色”，却难见到中部城市的身影；而对于中部传统的优势项陆路运输，西部城市也因2013年开始探索的中欧班列而不断引人瞩目，甚至成为疫情期间推动西部外贸的重要动力。
配套设施的改善，让外资能够更顺利地找到与西部地区的适配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勇指出，进入西部的外资企业，主要看好当地资源开采性、基础设施性、生态环境保护性等项目。
但物流成本始终是绕不开的问题。城叔曾与西部一名外贸咨询从业者交流，他曾长期致力于推动德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进入中国西部市场，对方则不停与他计算，缺乏就近海港，对企业运营带来的成本如何解决。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明分析指出，东部地区有沿海优势但土地、劳动力成本不断高企；西部地区的优劣项则与之相反。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各项条件更为均衡。而近年来中部地区交通条件加速改善，与沿海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对外资的吸引力也随之提升。
更重要的是，中部省份大都具备制造业基础，对于新一轮布局中国的制造业外资企业，能更迅速找到合适的发展土壤。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范黎波指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虽然并不突出，但区域内利用外资仍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外资也成为中部省份外资增长的重要来源。比如，去年河南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18.24%，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18.6%，呈现出较强的带动效应。
做强特色
业内一种观点认为，与此前产业转移从发达国家单箭头外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同，眼下全球产业链迁移路径变得愈加复杂：既有低端产业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又有产业链回流。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其间还夹杂着高端产业链在全球重新布局的需求。
在此种“第五次产业迁移潮”中，产业链迁移的需求更为多样，与过去“成本洼地”的单一形象不同，产业链接纳地更需要主动作为，有选择、有重点地加以布局。
近期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去年9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首套装置在湛江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达百亿欧元，为我国化工行业*外商独资项目；同年11月，总投资约100亿美元的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在惠州正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两个大型外资项目先后传出新进展，也揭示出广东吸引全球石化高端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白明指出，与过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项目不同，新落地的大项目不仅体量大、技术含量也更高，其较长的建设周期，将对当地乃至全国的外商投资增长带来持续作用。
领军者广东仍在继续挖掘细分行业的外资吸引力，“上位者”辽宁的大幅增长，同样离不开对独有优势的释放。
去年，作为辽宁外资增长极之一，大连实际利用外资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6.7%，增幅位列全国计划单列是首位。更细致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2年间，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大连全市比重均超过50%，包括新致软件、高丘六和汽车零部件等日资重点推进项目已转化落地，“日韩优势”无疑成为大连乃至辽宁外资比拼的“利器”。
而对于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做强特色更为紧迫。
范黎波曾提到一组数据，中西部利用外资技术含量相对东部而言依旧较低，2021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中位于东部地区的占比达71.9%，中西部地区仅占28.1%。要与特别是具有传统优势的东部地区“同台竞技”，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政策亟须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看来，中西部存在一种理念的障碍，总认为在吸引外资方面“自己不行”，“不如东部地区”。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有自己的优势，只是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在外资推动下，看似传统的产业优势也有重新被发掘的可能。比如，去年，山西实际利用外资大增239.8%，从投资产业看，采矿业到资增长1472.7%，而从资金来源地看，澳大利亚到资增长34.5倍，传统矿产资源优势正在转化为吸引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将是中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直接与国际高端产业资源“亲密接触”的重要时机。如魏建国分析，中西部地区正迎来弯道超车的好时机，“这时如果尽快建立中西部地区开发区和东部地区的联动机制，可以把加工贸易等关键厂商整套、全系统地带到中西部地区，迎来更好的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