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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湖北人在广州「湖北村」的20年

在“湖北村”,没人是永远的“打工人”。他们往往在年少时就来到了康乐村,从身无一物的制衣工做起,慢慢积累经验和资本,直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厂房,在康乐一步步站稳脚跟。

“忙不过来了,招不到工,只能自己熬夜干活,已经连续几天从早上9点干到凌晨3点了。”2月份复工以来,在康乐村里,一家小规模制衣厂的老板万晴连续招工了好几天,都失败而归,只能自己硬着头皮“顶上”。

近期,工厂复工、招工火爆,康鹭片区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康鹭片区是广州最有名的制衣村之一,位于海珠区凤阳街道,下辖康乐村和鹭江村,这里占地仅约一平方公里,却有制衣厂和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95%以上是外来人口,大部分人来自湖北,坊间又称为“湖北村”。

2022年10月,作为广州疫情的“震中”,这座服装生产的“巨型工厂”一度停摆。

如今,这里再度热闹起来,道路两边,招工的老板热情揽客,应聘的工人挑挑拣拣。时代财经观察到,节后因订单量增大,工人又还没完全从老家返回广州,老板往往比工人还多,甚至出现了“工人挑老板”的景象。

在“湖北村”,没人是永远的“打工人”。他们往往在年少时就来到了康乐村,从身无一物的制衣工做起,慢慢积累经验和资本,直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厂房,在康乐一步步站稳脚跟。

这也是许多湖北人在康乐的人生轨迹,十几年来,他们早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01 招工

“去不去!去不去!”2月8日,在招工大街上,看着两位工人对样衣感兴趣,一位制衣厂老板立刻热情地招揽她们。

午后两点,招工大街上来往的工人已比早晨减半,但还有许多一上午都“颗粒无收”的老板站在路边,继续招工奋战。两位工人面露难色,“这个有点复杂,我不太会做”,老板则立刻说“做吧做吧,我可以教你们”。在首度复工的二月,康乐村制衣厂的老板们对工人的渴求,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在康乐、鹭江一带的制衣厂,有着一种特别的用工、招工方式。

康乐村最繁华的“康乐中约南新街”沿途一公里内,是康乐村有名的“招工大街”,每到早上8点,制衣厂的老板或是职业招工人拿着样衣站在道路两旁,等待来往的“零工”们挑选。在人流量*的上午10点左右,应聘的工人们和招工的老板们往往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城管只能边指挥边用喇叭喊着“招工请靠边”,以便让来往车辆通行。

在这里,“零工”们找到的活往往只够干一天,每天都要重新“找工作”,工厂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从来就不见少。

而在二月份,这样的招工盛况更加火爆,“招工难”成了每个制衣厂的难题,万晴和丈夫徐明一起开的“衣来旺”制衣厂也不例外。

万晴是湖北荆州人,早在2004年18岁时就来到康乐,如今已经37岁了。在制衣厂里,她认识了老乡徐明,恋爱、结婚、生子。可以说,康乐村容纳了他们的整个青春,他们也早已把康乐村当作“第二故乡”。

在做了多年制衣工后,2019年,他们在康乐村盘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厂子,就开在最火热的招工大街一旁的巷子里。

开年复工,万晴接到了新订单,各个款加起来有300件左右,“虽然不多,但还是做不过来,每年这个时候都难招工,今年工人就更少了,应该要下个月才陆陆续续回来。”

招不到合适的“零工”,厂里只靠四五个长期工在维持,万晴和徐明也不得不“亲自上阵”,连续一个星期,从上午9点一直干到凌晨3点。与紧张的工作节奏相反的是,厂子里时时刻刻播放着轻快的流行歌曲,“在这里做工这么累,大家听点歌心情好点”,万晴笑着说,说话时也没停下手中剪线头的活。

在康乐二十余年,万晴和徐明见证着康乐的变迁,而*的变化就是用工、招工方式的改变。

“从工人求老板,到工人挑老板。”徐明十分感慨地回忆,“我们刚来的时候还没有零工这种方式,工厂招的都是长工,还会考核技术水平,有人还会送水果、礼品‘走后门’。”

“零工是在2008年才流行起来的”,对于这一点,徐明和“零工”肖磊都十分肯定。肖磊在2005年来到康乐,2008年之前,他都在工厂里做着相对稳定的“长工”。

在 2008 年以前,中国纺织业是以出口销售为主导的行业。据中纺联产业经济研究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我国纺织出口也出现了萎缩,2009年纺织品服装出口下降9.65%,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降幅。

“康乐这里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做出口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康乐影响很大,以前常年都有活做,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淡季、旺季之分,每年6、7、8月和一些换季的间隙就是淡季。”肖磊回忆道。

在淡季,订单数量急剧减少,一方面,许多工厂的利润来源减少,无法负担长期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为了填充订单量,一些小工厂接单的种类也由单一垂直变为品种多样,工人则只能在各个工厂间不断“跳槽”以挑选自己擅长的工种。

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老板排排站,工人来回挑”的特殊景观。最近,为了吸引来往的工人,除了举着样衣,有的老板还举着一块块纸板,写着“高价”“量大”“简单”“半成品”等字样;还有老板拿着整件衬衫样衣招工不成,就把手中的样衣换成两片零部件接着招工,“这样显得更简单”。

对于肖磊这样熟练的“零工”来说,他们根本不会受到字牌的干扰,一件衣服划不划算?一天能挣多少钱?翻看两眼样衣就能得出答案。肖磊擅长做“四线”工序,“这件T恤只用打两条边,挺简单的,9毛一件挺划算,一天15个小时下来做个800件没问题,能拿700多块钱。”看着一件被好几个工人围住的样衣,短短几秒,肖磊就作出了这样的计算,但是还没等他考虑好,这份工作已经被其他人率先抢到。

“他们眼睛很尖的,稍微有点赚头的一下就能看出来。”肖磊说,这种“划算”的衣服在工人之间十分抢手,但如果遇不到划算的,他们宁愿休息一天也不想硬着头皮干,“一个小时至少要有30块才值得干,所以虽然路边的老板很多,我也不是每天都能碰到合适的。”

02 入局与退场

除了自由、高薪的特殊用工模式,康乐村还有一点吸引着人们——在这里,没有人是永远的“打工人”。

十几岁时,万晴和徐明就在同一个厂里工作,他们不常到招工大街上找短期零工做,而是稳定在一家工厂里做长期工。与自由随性的“零工”不同,长期工包吃住、收入也更加稳定,但缺点是不能只挑自己擅长的活,“长期工在厂里什么工序、种类都要会做,一开始遇到不擅长的肯定会做得慢、赚得少,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做长期工。”万晴说道。但恰恰是当初的坚持,她和徐明才得以积累了各个工序和种类的经验。

“做这行久了,对衣服的每个工序都很熟悉了,就想自己创业拼一把。”2019年,万晴夫妻俩下决心盘下了一间厂房。与其说是厂房,不如说是“作坊”,在一栋不起眼的城中村六层楼房里,藏着六七家这样的作坊,万晴的厂就开在二楼,有180平米,最多的时候能容纳十五个工人左右。

在康乐,这样的厂房规模不算大,但是对万晴和徐明来说,这已经足够让他们在这里找到一份归属感。为了盘下这间厂房,他们花光了10万元积蓄,又东拼西凑了20万,才算在康乐站稳了脚跟。

在康乐村,有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和万晴、徐明类似。他们往往在年少时就被熟人、老乡带来康乐做制衣学徒,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后开始开设自己的制衣厂,实现从制衣工到制衣厂老板的身份跨越。

其中就有熊浩,只不过,如今的他却选择退场。

在康乐村内,有不少张贴工厂转让告示的小门面,墙上常年密密麻麻地贴着格式统一的转让告示,清晰地写着厂房位置、面积、配套机器、转让费、联系人电话。这样的转让信息比往年更多了。

2月8日下午,熊浩张贴好转让告示后,把电动车停在路边,坐在车上,反复搭讪来往的人,“要买厂不?”

熊浩的制衣厂开了八年,这次专程从湖北荆州老家返回广州就是为了卖厂,“去年亏了将近30万,如果今年要开工的话还要再投入10万块钱,身上还背着贷款,压力真的很大”,熊浩无奈地说道。

熊浩说,康乐的厂子比起周边的其他城中村,有着很高的“进场费”。八年前,熊浩为了盘下这个200平米的厂子,投入了52万元,除去设备翻新的费用,有44万元都是“进场费”。这次,熊浩打算以40万的价格把厂子转让出去,希望能填补去年的亏空。

“今年转让厂子的人挺多,但因为疫情调整,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打算买厂子的人也很多。”即便如此,熊浩还是坚定要卖厂,“这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谈到自己从制衣工转变为老板后的压力,熊浩给时代财经算了一笔账,“制衣工人不会亏钱,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生意好的时候夫妻俩一个月能赚3万块,不好的时候也能赚1万块。但老板不同,每个月要有大几万的开支,如果接不到20万以上的加工订单,就会亏,要接到40万以上的订单才有得赚。”

刚开厂的头几年,熊浩一年能接到二三百万的加工订单,净赚五六十万,但去年每个月只有五六万的加工订单,一年就亏损了近30万。

“现在工人的工价越来越贵,但是客户给的加工费越来越低,消费者越来越追求性价比,一些电商平台的优惠和降价力度也越来越大,我们制衣厂夹在中间的利润是一年比一年少。”熊浩说道,“很多工厂还在不断压缩自己的利润来争取订单,行业越来越‘内卷’了。”

在康乐村17年,熊浩早已习惯被握手楼框住的狭窄天空,但因为生活压力,他便不得不选择离开。

03 坚守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年来来去去的人,不计其数。”徐明看到,这些年来有不少人和他们一样,满怀希望地入局,也有不少人经营不善,黯然退场。

和熊浩相似,去年一年,万晴和徐明也亏损了近9万。

去年10月底,康乐村停工后,万晴和徐明先是居家隔离,又被转运到隔离酒店呆了10天,11月中旬,他们直接被送到广州南站,坐上高铁回家,“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回老家的时候已经入冬了,我们还穿着拖鞋和短袖。”

从11月回湖北老家直到2月复工,这是这些年来万晴在老家呆得最久的一次,“将近半年没开工,房租还要9000元一个月,都快要交不起房租了。”

今年开年返回广州之前,万晴又找老家亲戚借了10万元,坚持要继续把厂子开下去,“前面都投入了这么多,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现在放弃太可惜了。”

事实上,万晴和徐明两人开厂的前两年,每年大约能净赚10万元左右,而他们在做制衣工时,夫妻俩能挣近9万,“我这个老板当的,有时候和厂里的工人挣的差不多,我们的房租、人工开销很大,谈不上赚钱,日子能过下去就不错了,每个月还要寄回2000元给留在老家的女儿。”这几年来,万晴两人全靠硬撑,“一想到欠的债还没还清就又要借钱,我就头疼得睡不着,做老板真的是心胸要宽、心态要好。”万晴无奈地笑笑。

这次回家,万晴不止一次被亲戚劝说留在老家,“我也想留在老家、陪在女儿身边,但是我们生活压力这么大,我又没读什么书,只学了做衣服的手艺,在老家只能拿两三千。”

离家多年,女儿是万晴*的牵挂,不能陪伴女儿成长也是她*的心结。万晴的女儿今年15岁,在老家读初三。2008年,女儿出生后,万晴曾请自己的妈妈来康乐村帮忙照顾,但上小学后,万晴又不得不把女儿送回了老家,交给孩子奶奶照顾,“在这边没有户籍,以后还是要在湖北升学、高考,如果不在湖北上学就跟不上进度了。”

每年,万晴和女儿的交流就只有偶尔视频通话的寥寥几语,和过年回家的短暂陪伴,“每年刚回去时,她面对我们很生疏,不让我们进她房间,说实话心里挺难受的,好不容易呆了几天和她亲了,愿意和我们聊天了,但是又要回广州了。”这样的煎熬,万晴每年都要重复一次。

“她小的时候,每次我们出门回广州,都会拉着我们,问我们为什么要出去打工,还说‘是不是我考上博士了你就不用出去打工了’。”万晴听着女儿的话,哭笑不得,又心疼不已。事实上,她并不苛求女儿真的能考上博士,“我只希望她能考上个大学,以后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能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在城市里,不用像我们一样每天工作15个小时,也不用承受和孩子的分离之苦。”万晴十分怕女儿重走她的老路,相应的人生轨迹又在下一代身上循环。

“现在还不能回老家。”万晴又坚定地说,仿佛是在说服自己,“女儿平时学习、上补习班的开销就不小,以后还要攒钱供她读大学、结婚、买房,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在万晴看来,离开女儿,是初中就辍学的她能给女儿的*的生活。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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