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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脚脖子,浙江包了

摆在浙江大唐袜业面前的课题是,如何继续在稳住行业地位的同时,实现创新和破局。这条路并不容易,但也终究会在接续而来的历史长河中写就。答案,终将见分晓。

浙江有许多传奇商业故事,部分出自袜业。

江西人程小勇,在1999年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浙江省诸暨市的一家化纤材料厂做学徒,2010年学成后办了一家袜子制造厂,创业不到4年就全款在当地买了一套房。

浙江村民赵锋光,1983年借了200元购入一台手摇纺机,每天晚上在家点着柴油灯织袜,白天就到公路边叫卖袜子。后来,他积累到了数百万元资产。

这些故事的传奇色彩,给浙江的袜子产业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尤其是袜子产业聚集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街道,这块户籍人口仅7.7万人的地方,每年能产出250亿双袜子。按世界人口76亿粗算,相当于人均拥有3双浙江大唐产的袜子。

将一个片区的产能与世界总需求作类比,在此并不夸张,根据《中国棉袜市场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大唐街道产能约占全国70%、占全球30%。袜子的制造工艺并不复杂,没什么行业护城河,浙江大唐却能“包揽”这门生意,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秘闻?

“织袜要趁早”

出名要趁早,创业也是。

郭幼川深谙此道,他在浙江省北部的海宁市长大,1909年从一家针织作坊学成后,开办了振兴袜厂。为了提高竞争力,他研究了英国制造的“蝴蝶牌”织袜机的运作原理,造出一台仿制机,革新了当地的织造技术。

据《海宁市场志》描述,他的袜厂是“华东地区*家现代意义的洋袜织造工厂”,旗下的“双山牌”袜子,名字出自海宁市的东山与西山(又名紫微山)。

1910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举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上,双山牌袜子在上百万件展品中脱颖而出、拿下优等奖,由此名声大噪。批发袜子的商户、购买袜子的顾客、想学织袜技术的学生,都*时间想到浙江海宁市。

大唐街道(当时名叫大唐镇)与海宁市相距126公里,后者累积的技术与人才,已早早向它倾斜。经商讲究“风口”,比如1969年大唐街道居民赶上的尼龙丝袜风口。

彼时,尼龙丝袜凭借易洗易干、伸缩性好的优势风靡全球,取代了棉线袜的C位。在中国,旗袍与尼龙丝袜是一组时髦公式。大唐街道居民集资买了十来台织袜机,开始专攻尼龙丝袜。

给浙江袜业带来第二轮技术革新的是张金灿。他是大唐街道居民,高中在外求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其间自学了大学的数理化课程。

脑袋里装入新知识后,手就痒痒了。上世纪70年代,他观察到织袜机内部的45号钢材硬度不够、经常断针,于是实验性地将其换成60号钢,并进行了热处理,将当地的织袜效率拉高到一个新水平。

据《浙江日报》报道,当时每卖出一双袜子就能赚1元,而居民每人每天能织50双袜子、赚到50元,相当于国内多数人一个月的薪酬。

织袜轻松又来钱快,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70%的大唐街道居民投入到袜子产业中。他们的分工开始细化,有人负责采购袜线、有人负责织袜、有人负责叫卖、有人负责修织袜机,大唐街道出现了“生产销售后勤一体化”的市场雏形。

这一时期,同在浙江省内、与大唐街道仅隔52公里的义乌市,小商品市场已然成熟。以1986年为例,义乌商品总交易额达到了1亿元。来自五湖四海的采购商纷纷涌入义乌,并催生出一个当地专门做托运生意的群体——他们两三天就发一趟货车,帮采购商将商品运回零售地。后来,义乌市政府建设南方联、北方联汽车站,将干线物流规范化。

在那个资讯传播尚不发达、更没有网购的年代,拥有运输资源,就打通了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大唐街道,将袜子成品送至义乌,再通过义乌触及全国消费者。

聚合,扩散

随着从业者与产能增加,大唐街道意识到,需要把一切组织起来管理。

1991年,*代大唐轻纺市场建成,经营至第二年已拥有397个原料档口和1515个成品档口,年成交额为6.1亿元。2002年,第三代大唐轻纺市场开业,年成交额很快就超过100亿元,相比*代市场的年成交额翻了十几倍。

1995年开业的第二代袜业市场。/诸暨日报

商业就像一个磁场,发展得越大吸力就越大。截至2014年,大唐街道的袜企数量已超6000家、从业人数超10万人,并衍生出袜子包装、定型、制作配件等周边产业。

一并来到大唐街道的,还有外国商户。

2000年,刊登于《浙江日报》的文章《大唐:小袜子织出大产业》中提到一件事:一位外国商人同时在韩国、墨西哥和中国大唐街道下了一个集装箱的袜子订单,大唐街道最早交货、前后只花了半个月生产。商人大喜,心想,这效率值得去合作啊!此后,大唐街道每年出口到日本、韩国及欧美地区的袜子,超过10亿双。

文章还提到,一些海外企业,比如日本前田纤维株式会社,也在与大唐的袜企建立合作关系,相关金额达700万美元。

外国商户将大唐的袜子,带到了太平洋、大西洋对岸,以及更多地方。

据义乌袜业行业协会统计,早在2008年,中国生产的袜类产品量已占到全球袜类消费总量的42%,是全球*大棉袜出口国。

到今天,出口数据仍在递增。据《中国棉袜市场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2021年前11个月的出口量,已超过2020年全年的出口量。其中,浙江以接近35亿双的出口量位列*,此成绩大部分得益于大唐袜业。

纵观商业生态,中国交易模式的变化,也给大唐袜业带来一些新东西。

1999年出现的专注批发贸易的线上平台(现名“1688”),以及2003年问世的淘宝网,改变了国人的购物思维,并拓宽了商户的销售渠道。

渠道,简单点说就是“门路”,找到把货卖出去的门路,跟保障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运输力一样重要。淘宝成立数年后,同在浙江的娃哈哈品牌创始人宗庆后、农夫山泉品牌创始人钟睒睒反复提及,“供应链品牌,渠道为王”。

互联网就是那条畅通的渠道,但义乌市的商户能跑得更快。2010年,义乌市青岩刘村嗅到了电商的味道,掏出50万元给各户配置了当时网速最快的光纤宽带,由此吸引2万多名电商从业者前来。2015年的时候,青岩刘村的全年销售额已达45亿元,被称为“中国网店*村”。而义乌市,也在“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位置站稳了。

作为义乌的邻居,大唐街道更早一步踏上电商这趟车,并与之互享物流、人才、技术资源。

一名自称是袜子批发商的网友,曾在帖子里写道:“大唐袜业城是一幢很大的楼,就算走马观花地逛,一天也未必能逛得完。它的对面是露天的轻纺原料市场,里面有800多个营业房,规模太大了,开车才能在里面穿行。”

看上去,一派风生水起的模样。

继续破局

但凡事有两面,大唐乃至浙江袜业的瓶颈期将至。

袜子的涨价空间有限。即便最近袜子+拖鞋的穿搭风格流行,但在多数人观念里,袜子仍是藏在鞋子里的贴身物件,舒适透气才是硬道理,设计感则可有可无。这意味着,袜子难以通过视觉或文化层面创造溢价。

另一方面,袜子在“黑科技”上的想象空间也较小。目前大唐袜业商家已研发出具备抗菌、除臭等功能的织袜材质,下一步还能如何创新,有待探讨。

这导致袜子的利润比例难以扩大。

据《界面新闻》报道,大唐袜业在2019年Q1的产值为41亿元,利润只有1亿元。上述做袜子批发的网友也提到,大唐袜业*的袜子,每双批发价仅0.45元,这里面又能赚到几毛几分呢?

曾有袜企尝试压低成本。

以棉袜为例,主原料棉花的支出占总生产成本的50%,棉价波动会对棉袜利润率造成直接影响。今年以来,受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巴西等多个棉花主要生产和出口国的产量下降、国际市场上的棉价上涨30%,意味着压低袜子原料成本这条路暂时行不通。

而在更早之前,有袜企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地区,试图通过聘用低廉劳动力来降低人力成本。浙江泰荣针纺集团的创始人刘训林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在2009年就开始在柬埔寨等地区建厂,“但建厂需要投资数千万美元,对一般企业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此外,大唐袜企还需要面对竞争力与日俱增的同行们。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袜子相关企业10.6万家。袜子相关企业注册量城市TOP 10中,浙江虽然包揽TOP 5中的4席,但广东深圳已经以1.17万家挤到第2名;吉林辽源市、福建泉州市和山东青岛市,虽然排在第6、7和9名,但0.21万、0.17万和0.14万家的企业数,跟第5名的浙江台州市(0.28万家)差距不大。

有前期沉淀下来的纺织技术、有隔壁义乌的物流力加持、有电商铺好的渠道,加上自身早已形成的聚合效应,毋庸置疑,浙江大唐袜业是行业中的老大。

摆在浙江大唐袜业面前的课题是,如何继续在稳住行业地位的同时,实现创新和破局。这条路并不容易,但也终究会在接续而来的历史长河中写就。答案,终将见分晓。

参考资料

[1] 去中国袜子王国,做三毛钱的“大生意”|界面新闻[2] 这个号称“国际袜都”的小镇,现在怎么样了?| 三联生活周刊[3] 起底,义乌“供应链变革”的40年|钛媒体[4] 你抽屉里的袜子,70%都产自浙江这个小镇[5] 大唐袜业发展之袜机革新|浙江新闻网[6] *代诸暨创业者们,从一人富到共同富|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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