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歌越来越多，能听的却越来越少了。”
如果你也这样抱怨过，那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个“能听”的部分——寻谣计划。
在刚刚过去的8月，你有两个机会可能遭遇到它：一是由倪妮主演的电影《漫长的告白》上映，女主角阿川独坐在冷清的小酒馆里，唱起了一首名叫《秋柳》的歌。
这是寻谣计划四年前在浙江发现并活化的曲子，“复活”这首歌的人也客串了一把，顶着一头白发坐在酒桌旁。
二是在湖南大元村，寻谣计划做了一场音乐会直播。场景是村里的空地，你能听见虫鸣和风穿过树叶的声音，看见男女老少围坐在一团，有小提琴、有中阮、有尤克里里、有鼓，所有人在一起唱歌。
没有太多人因为看了电影而知道寻谣计划，但如果听过那场音乐会，你很难不被现场的野生和真挚深深吸引。
由音乐人小河发起的公共艺术项目寻谣计划，已经进入了第五年。在这五年间，他和伙伴们走进了很多城市的公园，穿行在各种地头田间，叩响了无数老人的家门。
概括地说，寻谣计划致力于去民间发掘并活化即将失传的老童谣，更诗意地说，寻谣就是让音乐、让连接发生的机会——也就是，让大家聚在一起唱美好的歌。
作为艺术家，小河曾经是很先锋、很锐利的。然而年过四十、满头白发后，他突然变得“温和”，成天和小孩、老人混在一起了。
为什么要做寻谣计划这个看上去颇为吃力不讨好的事儿，童谣在现代社会中又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关于什么才是好的童谣、音乐怎样将人连接、在日渐不确定的日常中，我们怎么去抵御非常，寻找幸福，我和寻谣团队的几位伙伴聊了聊。他们分别是发起人小河，寻谣计划的视觉设计、97年出生的宇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寻谣志愿者的陆晔，以及寻谣计划的制片美香。
什么样的歌，才算好的童谣
宇威*次听到《秋柳》，是从一个平均年龄80岁以上的“男团”口中。
“老男孩”组合的“根据地”在浙江良渚的随园，成员是四位生活在一个院子里的爷爷。他们都很会唱歌、很有精神，聚在一起就是因为热爱音乐。
唱起《秋柳》的梁文海爷爷，18岁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大学任数学系助教，一直参加着教工合唱团。和《秋柳》初遇大概是1945年，那时的他11岁，在音乐课上学到了这首优美的歌曲。
《秋柳》和李叔同作词的《送别》有着相似的生命脉络，原本是外国赞美诗，在上世纪初被重新填上中文词，改成了学堂乐歌。
我们都熟悉《送别》的忧伤，那是人和人面对岁月、面对分离时的依依不舍。而在《秋柳》中，相似的惆怅在更微观、时间跨度更长的情景中被勾勒了出来。
想当日，绿茵茵，春光好，
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
一种时过境迁、万物盛放又凋零后的凄清，乍一听不像是孩童能体会到的感情。
梁爷爷自己也担心，小孩会不会唱不出这种悲凉的情绪，毕竟“歌词太萧条了，在感慨美好的东西走得比较快。”
但寻谣团队的年轻人都被歌曲的诗意和美感动，宇威后来写到，自己“迫切地希望这些亲眼亲耳证实的真实能留得更久。”
寻谣团队和“老男孩”的合影。左起分别是宇威、王竞爷爷、汪浙成爷爷、汪德钟爷爷、梁文海爷爷、熊熊作业、PonyBoy。
“诗意”和“亲眼亲耳证实”，几乎是寻谣计划的两个灵魂。
我问小河，为什么现在好的童谣变少了，什么样的童谣才算好的童谣呢？他回答说，童谣没有消失，但童谣中的诗意和美消失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缺少音乐，音乐类型和数量都太多了，很多家长听抖音、快手上的歌，孩子们自然而然也就跟着听，但孩子们真正能喜欢的、实际能唱的儿歌并不多。”
小河认为，童谣不等同于“傻白甜”，它可以探讨的话题有很多。“孩子们是天真无邪的，他们的嘴里能唱很多大人觉得汗颜的东西。”
一次在云南的寻谣经历，就完全颠覆了小河和寻谣团队的年轻人们对童谣的想象。他们听到一首当地孩子们都会唱的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碗碎了，碎片是白白的，奶洒在地上，是白白的，人死了，骨头是白白的。
“这歌词要放在汉族的环境里，大家会惊愕，说孩子怎么能唱这么血淋淋的东西，但这其实体现了藏族人对生死的认知。他们不觉得生死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在佛教的影响下，他们甚至可以用轻松的心态面对。
把这种认知写进童谣里，化解人们对死亡或是生命未知的恐惧，谁说它不适合孩子呢？”
又比如《秋柳》。这首歌听上去有点忧伤，表达着似乎是属于大人的复杂情绪。但实际上，孩子也能感受秋天、体会秋天的意象所代表的心境。
《秋柳》被孩子们重新唱响。/Figurevideo
小河认为，现在很多人教育孩子，总是想让他们回避失败、或是回避一些被认为“不好”的体验，但他觉得，当然要让孩子们知道，失败和忧伤的感觉是避免不了的。
“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苦、一些坎坷、一些挫折，要适当地体验这些，才是正常的。”
找到这首《秋柳》的宇威，对“童谣能够承载什么”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作为一个从小是缺失童谣的孩子，成年以后再接触，就像在获得一种新的视角：
“那是一种看星星、看月亮、看万物的新的方式，在聆听的时候，我可以对万物的形状进行再想象。在童谣中，儿童的、大人的、老人的生长形态重叠了。
童谣是很容易产生变体的一种媒介，它所承载和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副本；它是不同人、不同视角凝聚成的一个时光机器。”
摄影家严明出过一本随笔集，书名叫《长皱了的小孩》，也有人说，老人就是长皱了的小孩。人最初和最后的形态，多少有些相似，孩童经历了风风雨雨、聚散离合后，也就成为了那个走路有些颤颤巍巍、挂满生命果实的老人。
人生的风雨，也许在纯真的儿童时代已有所预习，兜兜转转后再次见到“童言童语”，不禁感叹，原来一辈子也就这么些事。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返璞归真”这个词。老人重获赤子之心，在我们都在浮躁地卷天卷地时，他们“人间清醒”，以时过境迁的淡然自处。
但志愿者陆晔不同意这个说法，她认为老人就是老人，小孩就是小孩，他们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被快速发展抛下的一群人。
重新发现被时代抛下的人
每一首童谣背后，都有一个老人。
寻谣计划找到的*首符合条件的歌曲，来自北京的何大爷，他回忆起的童谣叫做《卢沟桥》。
歌里唱道：
卢沟桥，卢沟河
卢沟桥上走骆驼，
桥上驼铃叮咚响，
桥下芦花一片白
这个场景，在如今的卢沟桥已不复能见到。
何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喜欢书法、喜欢乐器，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浪漫”。自从因寻谣结缘，小河就时常去拜访他，和老人结成了忘年知己，还邀请他到四合院参加*次“胡同童谣”现场，和大家一起唱记忆中的旋律。
陆晔记得小河说过一句话， 说老人不是活在过去的老人，他就是今天的老人，他跟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时代。
当我们觉得老人好像是另一个物种，好像只存在于稀薄的印象中时，就是时候反思该如何把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让他们与我们有所连接了。
从一位传媒学者的角度出发，陆晔观察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因为技术的鸿沟，老人和孩子的声音被遮蔽了，而寻谣计划提出了一种让他们被重新听见的可能性。
“当经济和技术发展滚滚向前时，老人和孩子可能被抛下，寻谣计划正试图把他们找回来。”
在寻谣过程中发现、连接的老人太多太多了，小河说，不如就分享不久前在大元村的经历。
大元村位于湖南宁远县，面临着很典型的当代乡村问题：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大多是留守儿童和老人。
刚到村里时，小河听说了一位瑶族奶奶，住在离村民聚居地稍高的位置，有些离群索居。平时村里老人井口边围坐聊天，都见不到奶奶的身影。村里人告诉他，可以试试找她寻谣，但奶奶能下来的几率很小。
果然，来自城市的陌生人刚开始拜访时，奶奶不愿意开口唱歌。直到有一次，小河和宇威“死缠烂打”地跟着奶奶去放牛，奶奶牵着牛走到了森林深处，突然开始唱歌了。
那个场景让小河特别感动：“她在村子里也许很难开口，但她会走到林子里，在一个特别放松、很美、很自然、很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她才愿意唱。后来我经常去‘骚扰’这位奶奶，假装帮她干活，每天死缠硬磨，最后把奶奶和女儿都请了下来。”
在最后的音乐会上，奶奶和女儿都穿着瑶族的盛装，被乐队和孩子们围绕着，唱起了一首由孩子们创作了一部分歌词的瑶族歌曲《鸡公仔》。
“她们俩都特别害羞，但是又特别美，不管是歌声还是人。”
每首被珍藏的童谣背后，都有着真实而细微的生活经验，唱过它、记住它、活过它，歌曲也因为人的经历而变得更真切、更丰满。
小河说，当老人记忆中的歌谣被再次唱起时，它们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凝聚力，能激发非常特别的情感互动。
“这个时代不缺音乐，但音乐里最原始，或者说*的部分，是通过音乐的发生，使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消除、理解增进。有很多现实当中没办法沟通或是互相认同的障碍，可能会在音乐发生的那一刻改变。”
公共艺术，重在发生
当我问到寻谣计划进行的这5年间，有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寻谣有没有规划和目标时，小河说，在寻谣发生的那一刻，通道就建立了。“音乐是身体力行的事，听者在理解中也是身体力行的，我们在一起让音乐发生。”
比起追求“文化传承”“音乐教育”这样的社会效应，小河更看重寻谣的公共艺术性。寻谣的目标并不在于“做大做强”或是“成为爆款”，而是在于让每个参与的人都能感受到美，感受到自己与音乐、与他人的连接。
寻谣的整套动线是微观的，但它同时是具体而深刻的。对于这一点，陆晔有很深的体会。
陆晔参与进寻谣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让“熟悉的日常”变得陌生。大环境的变化使原本安于做观众的陆晔突然意识到，要进入一个社会空间，和其他人一起唱歌这件事，不再那么容易发生了。
“我有了一种紧迫感，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对于那些我喜欢的东西，应该更多地加入进去，表达出来。”
作为一名学者，陆晔长期以来都生活在高度紧张中，特别注重效率，希望一切都按计划完成，所以当她初次加入寻谣的队伍时，会因为短时间内没能找到合适的童谣而感到急躁。
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古劳村。陆晔和伙伴们去拜访当地文化馆馆长夫妇俩，在自家小院落里，老爷爷给寻谣的伙伴们看孩子给他俩买的智能手机，说他的太太很喜欢拍天上的云。
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在一旁腼腆地嘟囔着，说自己只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也没有什么审美。但看着相册里照片，陆晔只是惊讶，觉得怎么拍得这么好看。
“小河当时突然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走过那么多路，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看云吗？
我就想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真的忘记了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农村奶奶眼中的云，给了陆晔很大的触动。回到上海后，一位朋友送给了陆晔“看云”两个字，现在正被她摆在电脑桌前，“当我对生活不那么肯定时，我看到这两个字，想起那天的场景，就觉得特别美。”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陆晔的研究场域都是新闻编辑部，但在当下这个社会场景里，公众有了更多的渠道去接触到数不胜数的内容，这也让她反思：
“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抵达很远的地方，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然而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小时候所习惯的那种附近、那种邻里关系、童年时和玩伴、青年时代和好朋友，一群年轻人勾肩搭背、喝酒聊天的场景似乎正在消失。”
陆晔回忆说，在2000年前后，中国市场化媒体最发达的时候，当我们关注年轻人的生活时，更多地是去看大众媒体中的言论，以及信息的传播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但在当下这个自媒体带来的多样化表达成为日常的时代，审美公共领域能对青年人的思想和生活发生的影响正在提升。
“当疫情剥夺了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交往关系，当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能面对面地一起拍手唱歌，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着对方的微笑，当互联网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有了新的连接方式，我们作为个体，还要不要有一个‘附近’，能不能把这个‘附近’作为面对社会的变动和风险时内心的一个支持系统，就显得格外重要。”
寻谣计划所唤起的，能够和老人、孩子聚在一起唱歌的那个附近，其实很简单，同时也很有力量。
“它告诉你，在田间地头、在村口的老榕树下，在一个下雨天的弄堂里，有猫，有跑来跑去的孩子，你开口，和大家一起唱歌，这件事本身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在采访的最后，小河告诉我，身体力行这件事，不只是在音乐。就像最近的环境危机问题，大家好像觉得气候危机应该是国家层面上要去商量的事，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责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留那些好的、值得被留下的东西，或者对于老人这个群体有沟通的意愿，都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和改变。
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大的组织来替我们做这件事，而我们坐享其成。我倾向于相信人的自觉性。
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分子，在大的组织没有做之前，我们自己也要去做，这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责任。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人而不一样了，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