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的东南方向驱车140公里，就能来到秦岭腹地的地级市商洛。
战国时期，卫鞅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秦孝公赐予卫鞅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商洛曾是商鞅的封地。
几千年前的战略要塞，如今经济并不发达。一到暴雨时节，经常会遭遇水灾。
直到一位85后女孩出现在官方媒体报道上，这座城市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几个月前，#女子免费帮2000位山区老人拍遗照#上了微博热搜，人们发现了一位守在山区的记录者。
01、老人与遗照
这位拍遗照的年轻人叫杨鑫，抖音号@高妹爱摄影，是商洛市彩虹公益中心的负责人。
在一部短短4分钟的宣传片里，杨鑫和志愿者带着老人们坐在一块红布前，给他们梳好头发，整理好衣服。
镜头背后，杨鑫举着相机说：笑甜甜。每一位老人都留下了特别开怀的笑容，眼睛眯成一道月牙。他们笑得开心，是因为终于拥有了一张*的遗照。
杨鑫成立商洛彩虹公益中心已经4年了。2017年底，给老人们拍遗照的念头，在她心里冒出个尖芽。
杨鑫的本职工作是《商洛日报》的记者，做公益是她的副业。由于经常跑基层，在山区里走动，杨鑫见遍了形形色色的老人。
村里的留守老人太多了，他们带着同样留守的孙辈，一老一小，就这么扶持着生活。
“商洛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型城市，经济相对落后，年轻人到外面打工，挣的钱能多一些。从山里去乡镇、去市里、去省会城市、也有劳务中介组织带着年轻人去外省打工”，杨鑫向我介绍，村里如今已经剩不下几个年轻人，为了生计，所有人都选择走出大山。
但更让我意外的是，老年人仍然是山村最主要的劳动力。“60多岁的老人，在村里都属于比较繁重的劳动力，孩子们在课余时间也会帮助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挖土豆、掰玉米、收麦子”。在农田里，甚至能看到80岁的老人在耕作，动作已经很缓慢了。
来到当地老人家里，除了手工制作的木柜子、旧家具和土炕之外，很少能看到照片。就算有那么几张，也多半是孙辈的百天照和周岁留念。老人们会把孙辈的照片非常稀罕地放在镜框里夹着，不舍得挂起来。
但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拍过一张正式的照片。
杨鑫有一次看到，一户人家的柜子上只摆一个光秃秃的牌位。就连那块牌位，也只是在硬纸板上贴了张白纸，用毛笔写着名字。杨鑫问旁边的老人，还记得牌位上的人长什么样吗？老人回答，十多年过去了，早就不记得了，也没有照片。
于是杨鑫当场给老人拍了张照片，老人高兴坏了，说这张照片要“等老了（去世了）以后”用。
还有一次，杨鑫去村里采访，村民随口给她讲了一件事，她到现在还忘不掉。
一个独居老人过世了，一直无人发现。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老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家里的孩子匆匆忙忙赶回村里，为老人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村民在一旁感慨：“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后来，她又去了很多老人家里，发现他们都只有一个简单的牌位，没有遗照。“我是学摄影专业的，是不是该用我的技能给老人做点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杨鑫心里也很矛盾。毕竟是给老人拍遗照，如果老人们忌讳该怎么办？
*场活动，杨鑫和三家公益机构同时去了一座乡镇。在乡村秧歌、乡村义诊、安全知识防范讲座这些活动的旁边，只有杨鑫的团队是拍遗照的，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活动前一天晚上，杨鑫和志愿者们愁得头疼，生怕会冷场。但一旁的村干部们一致很支持，听说有免费拍遗照的活动，二话不说就挨家挨户宣传。
老人们一开始还有些吃惊：照相免费、洗照片免费、装裱免费、洗的照片竟然还是大尺寸的——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好事？
志愿者们在一旁解释：这是你们到时候用的“老人像”。在当地方言里，人死了会委婉地说“老了”，老人们一听就明白了，立刻开始排队。
如今再提起拍照现场的火热，杨鑫的语气中仍然充满成就感。
“照了十几个老人以后，才发现我们的登记桌开始拥挤了，老人们全都来排队了。最后，其他三家组织的志愿者也来帮我们维持秩序，害怕老人们挤得摔跤。我们告诉老人：今天来的，都能给你拍。当时那条长队，一直从登记桌排到了村委会门口，排了两列，足足有二三十米那么长。”
有趣的是，拍完照片的老人们并不会在现场停留太久，而是转身回家呼朋引伴，叫邻居们也来拍。
从早上9点，一直拍到下午14点。村里的老人们听到消息，陆陆续续从田间地头和工地上赶来。有扔下锄头跑来的、有骑着三轮车载着三四个人的、有骑摩托车来的、有拿平板车推来的，还有人询问能不能上门拍，因为家里老人年纪太大了，已经不方便出门了。
“我印象中有一个老人。他匆匆忙忙赶来，鞋上面粘的都是水泥，很明显在工地干活，脸上还溅了水泥的灰点，他急匆匆地询问能不能插个队，因为他还要赶回去干活。”
还有的老人膝盖上全是泥土，杨鑫猜测老人年纪大了，只能跪着在田里劳作。
照片洗出来之后，村子里铺开了一个壮观的影展，主角就是村民们。
四根铁丝，拉出了20米长、30米宽的照片墙，红蓝色相间的照片依次排开，每一张笑脸都很甜。
但其中也有遗憾。
老人们来寻找自己的照片时，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不是那谁吗，他都不在了，前几天刚办的白事。”
那时是冬天，很多老人撑不过去冬天的考验，他们没拿到自己的那张遗照就匆忙地走了。
02、死亡与尊严
杨鑫一开始为老人们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背景布，一块红布、一块蓝布。
但后来她发现，大部分老人都会选择红布。因为红白喜事，怎么说都是“喜事”，红色背景看着就喜庆。
老人们并没有杨鑫顾虑的那么逃避谈论死亡，他们敢于直视死亡本身。
拍摄过程中，为了让老人笑出来，杨鑫会在镜头后面逗老人笑。老人的同伴们也会加入进来，一起逗笑那个被拍的人。
“你个老怂，还不赶紧笑，等照片照好了，以后给你娃摆到柜上”，一句玩笑话，把严肃的老人扑哧一下逗笑了，老人回怼一句：“你娃还不照样给你搁到柜上！”
你搁柜上，我搁柜上，最终尘归尘、土归土，大家都变成一张照片搁在柜子上——这是农村老人的朴素死亡哲学。
“从老人脸上的表情你能看出来，他们不忌讳这个事情。他们甚至会互相比较，谁拍得更好，笑得更漂亮，每个老人拿到照片都高兴得很，谁都不会想‘这可是我死了以后要用的照片’。”
城里打工的儿女也许不知道，硬颈的农村老人，会准备好自己的一切后事。
家里人会提前为老人们预备好寿衣，但是遗照这样的小事，总是被许多人忘记了。“如果没有遗照，会觉得很遗憾；如果有遗照，他们就觉得这一生都很圆满，留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形象。”
这张重要的照片，以后会留给儿女孙辈。老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以一个怎样的面貌，留在后代的家里，陪伴他们。
中国老人的一生，其实都在为了儿女而活。反而是自己的生死，早就看开了。
老人们拿到遗照后会相互开玩笑：“你看你拍得多好，娃以后把你供在家里”，“谁知道人家会不会供，说不定就扔了，要不就塞到哪个缝缝里去了”。
另一个老人就会立刻用玩笑话劝对方：“你管他扔了还是塞在缝缝里面，反正你有照片就行了”——我把照片留给你们了，至于你们记不记得我，那是你们的事情。
杨鑫向我描述这个画面时，也非常感慨。未来如何，老人们看不到，他们活着的时候能看到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必须得有一张我自己觉得最体面的照片”，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老人们的心愿如此纯粹。
老人的心思我们并没有细想过，但杨鑫看得多了。她很清楚。
“他们经历了许多场葬礼，看过了不同的结局。迎接死亡那天，走在最前面的会是他们的孙辈，那张郑重的照片，会让孙辈抱在胸前，后面才是棺木。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农村办白事，老人们会互相比较，谁家的葬礼上没弄这个、没弄那个，这体现的是儿孙孝不孝顺的问题。老人们看到有些同龄人没有一张遗照就走了，他们心里会默默地想：我到时候一定得有，我自己把东西都准备好，这样就不会被人笑话了。”
农村里的老人，一辈子都活得很硬气，不愿在生命的最后一个仪式上被人议论，留下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办好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
他们也许听不懂什么叫做死亡尊严，但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懂得死亡尊严的人。
生老病死，就像流水般自然，他们选择坦然走去。
就像他们挂在嘴边的那句“谁还不死了，最后都是搁在柜子上”。
03、被遗忘的人
当“老有所忆”的遗照活动刷屏后，许多年轻人涌向了杨鑫的抖音评论区。
有网友发现，自己的爷爷去世后，用的就是杨鑫团队拍摄的遗照。爷爷去世得很突然，但那张遗照是他这辈子拍得*的一张照片，也是*一张体面的单人像。
类似的留言有很多。比如有人也想回家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拍一张漂亮的遗照。杨鑫告诉我，这就是公益*的意义：个体的力量太小，引导大家共同做这件事，受益的是全国千千万万个老人。
打交道久了，杨鑫也逐渐变成了最了解老年人的年轻人。在她的抖音里，能看到许多她坐在老人家门口和他们聊天的片段。
山村留守老人维持着极其简单的生活。一日两餐，除了在地里干活，就是在门口拉家常，或是相互串门。年轻人不在，老人们彼此照顾。如果看到谁今天没出门，就会特地去家里瞧一眼，担心出了什么意外或是生病了。拍好的遗照来不及取，也都是你帮我捎、我帮你带。
杨鑫和志愿者们只要去了，老人们就会把他们当作稀客对待，拉着他们进屋吃饭。自己平时只吃一些土豆糊汤，但陌生的年轻人来了，就一定要给他们下一碗面条吃，临走还要给你带上一大兜子核桃——家里的好东西，恨不得全都塞给你，和自家的爷爷奶奶没什么不同。
每一次去山里做活动，老人们都会拉着杨鑫念叨：“世道咋这么好，娃们还来给我们照相。我们这些人老了，都没用了，啥都没有给娃们做，咋样才能报答娃们啊。”
听杨鑫讲述这些老人的故事，更能体会到为什么大家常说“人越老就越像小孩”。和电影《返老还童》的设定一样，人类变老的过程，也是变回小孩的过程。
前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也许你也刷到过。一位村里的老人，通过安装在家门口的摄像头，给小孙子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切：
母鸡下的蛋、摘下来的豆角、一锅刚煎好的豆腐、一只蜻蜓、一把野花。
杨鑫告诉我，这样的可视摄像头在如今的农村很普遍。
有一次，她和团队去给老人拍照，老人的孩子在摄像头里看到了，立刻打电话回家，询问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杨鑫急忙给对方解释了一番，对方才放心。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会叮嘱留守老人“不要随便和陌生人打交道”。
农村老人们这些年见过了各式各样的骗子，也经历过太多骗局，他们也有防备心。
所以，杨鑫和团队就要更亲和，才能取得老人们的完全信任。其实，老人都是很胆怯的“孩子”。
“老人不敢去医院、不敢出门办业务，是害怕自己不懂，害怕自己给别人添麻烦，让别人不耐烦。所以我们在现场拍照的时候，从登记名字的那一刻开始，就要打消老年人的顾虑，让他们在一个欢乐的氛围里完成这件事”。在杨鑫的抖音视频里，她哄老人的时候的确就像哄孩子，时不时会握住他们的手。
即便如此细致，她还是会反省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有一次，一位老人来村口领照片，对着自己的遗照一脸苦笑，特别苦。
杨鑫看见了，上前安慰老人：“喜欢了就拿回家给孩子看，娃们肯定也喜欢”。老人听到后，一下就哭了出来。杨鑫看到老人的眼泪，当场就傻了，“当时我还挺尴尬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村干部在旁边跟我讲，这位老人是五保户，我立马就明白了。”
五保户，指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他觉得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想留个影，证明他来过这个世界。真的，他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想法。”
遗照是留给后人的，但这位老人没有后人。没有后人，就意味着自己丧失了和世界最后的连接。
米兰·昆德拉说，死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让你失去未来，而在于让你没有了过去。实际上，遗忘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贯穿于整个人生。
04、回农村去
和杨鑫聊天的过程中，她反复说着自己脚下的土地。
自从秦岭环境保护之后，植被恢复了，动物也很多。开车从山路上走，会突然发现路边有一群野鸡从车上飞过。杨鑫在一次送照片的路上，还看到了国道边上，有一只野鸡领着四五个小鸡。这样的变化让她很惊讶。
“尤其在脱贫攻坚之后，可以用翻天地覆形容，真的。”十年前的土路泥房子，现在都铺好了水泥路，村里的房子也都翻修了，甚至还带着小院和花园，门口还有小河。
可她心里还是难受。“白墙灰顶的房子，还有平整的路面，我就忍不住想，等老人们都去世了，孩子们也出去上学打工了，那这些漂亮的房子留给谁住呢？”
杨鑫的顾虑不止是这些。
村级小学合并之后，新建了许多校园，每座教学楼都是崭新的水泥楼房，操场上也铺了塑胶跑道，还有人工草坪球场。学校建得漂亮，但生源流失也特别严重。
没有孩子上不起学，但没有孩子愿意在山里的学校上学。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带着孩子进城了。一个很漂亮的校园里面，可能只有20-30个孩子，最多的学校能有100多个孩子。
留守儿童也一直是杨鑫和团队帮扶的对象。他们做过的项目有很多：“留守清洁包”、“袜子去哪了”、“彩虹小课堂”、“彩虹电影院”以及每年都有的“六一心愿单”。
留守清洁包项目，是杨鑫印象最深的。
留守老人带孙辈，只讲究“吃饱穿暖”四个字，从来没有为孩子们培养过个人卫生习惯。
六年级的孩子，甚至连一支牙刷都没有，小学女孩的头发里还能抓住虱子。杨鑫特别惊讶，自己是个85后，都没有见过虱子。
她冲到村里的小卖部，买下了仅有的两瓶洗发水，当场给孩子们洗了头。回家之后，她决定启动“清洁包”计划——洗发水、沐浴液、香皂、洗衣粉、指甲剪、搓澡巾、毛巾、牙刷、牙杯，甚至是香皂盒都考虑到了。
本来打算把这些清洁用品放在包里，结果杨鑫一查，发现一个包的价格就要20-30元。她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果断把包换成了口径30厘米的塑料脸盆，五颜六色的在操场上摆开，壮观又漂亮。
杨鑫不愿让孩子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接受施舍的可怜人。所以每一个帮扶项目，她和团队都会设计比赛和问答环节。“不能让孩子心里觉得自己是贫困户，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一直以奖励的形式发放物资，让孩子参与其中。孩子们把自己赢来的奖品拿回家以后，肯定会认真用；老人们也会觉得，不用就浪费了，刚好也符合他们节约的心理。”
她把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为了让同学之间互相监督，临走前她会“骗”一下孩子们：谁要是没有按时洗头洗脸，谁是小脏蛋，那以后我们可要把东西收回去。
她反复给这群留守儿童们强调，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照顾爷爷奶奶，长大以后还要照顾爸爸妈妈——你们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
选择和老人儿童一起留在农村的，正是杨鑫这样的年轻人。
她从小在商洛的村里长大。毕业之后，先去了西安的媒体工作，后来又经历了创业失败，兜兜转转回到了这片养大她的地方，像缘分约好了似的。
选择做乡村公益之后，她也经历了各种挫折。这是一件注定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事业。
人们总是好奇，做公益的钱从哪来？实际上，都是“全国网友一分一块捐起来的”，基金会也会提供支持，但杯水车薪，筹款的事一直让杨鑫头疼：“说白了，我们就是筹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可能让志愿者们自掏腰包、不吃不喝来做公益，那就不正常了。”
去和当地小型企业筹款也不怎么顺利。往往前脚把项目书送去，后脚就石沉大海了。
“为了线下筹款，我们当时还摆过地摊。只要别人捐款，我们就送一个小绿植。志愿者们不停跟市民宣讲我们要做什么公益，害怕市民觉得我们是引导大家扫二维码的骗子。我们一边在前面讲，城管一边在后面赶，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特别狼狈。”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
在一次送遗照的路上，杨鑫的车和一辆水泥罐车相撞，水泥罐车把她的车头推出去10米，几乎要把她的车门碾碎了。当她从副驾驶爬出来时，久久没缓过神，也不敢让同行的成员告诉前面那辆车上的父亲。后来，她看到一个油罐车侧翻压扁小轿车的视频，才意识到自己和死神的距离有多近。
忙起来顾不上吃饭、被城管驱赶、在山里出车祸——都不是让她最委屈的事。
作为一家公益中心的负责人，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是我的能力不够，拍的老人太少了，少得很。”
其他地方的人联系她拍遗照，她委婉拒绝了。项目资金有限，她顾及不来那么庞大的数量。对方理所当然地指责她：有啥不能来的，不都是免费的吗？
而那些指责她的人，可能连一次项目筹款都没有参与过。
今天的她依然在为筹款发愁着。
不管接受多少媒体采访，甚至出现在2022年的作文素材里，对于基层公益本身，并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帮助。在拉不来筹款的深夜，她只能独自默默承受焦虑。
当她发现自己的宣传片，被放在了抖音活动页面的*位时，她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是抖音生活者大会最尴尬的一个获奖作者”。
我有些惊讶，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因为我们是这里面粉丝最少的一个”。毕竟在活动页上，刘耕宏和张同学都排在杨鑫后面，而这些人的知名度，远比这个只有3万粉丝的女孩高得多。
朋友打趣她“成了网红”，她都笑着回答：啥网红啊，我可不是。
她确实不是网红。
在抖音和快手的农村世界，善良并没有流量优势。杨鑫所做的一切努力，也许远没有一个喊麦的猎奇主播高。熟知她的人，只限于那几座窄窄的山村里。
她拍过山、拍过水、拍过在这片山水下被遗忘的老人们。她知道一代代年轻人终将走出大山，去县城、省城、一线城市，最终洗掉有关农村的一切痕迹。
而她选择回到山里，回到农村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