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来自河南的秦英林排名44位，是中国的第九大富豪，在他前面一位的是李嘉诚，身后一位的则是丁磊。
共计13位来自河南的富豪榜上有名，而“农业”成为了河南富豪的财富密码——来自牧原的董事长秦英林和钱瑛两口子的身家，比其他11位加起来还多。
河南的农业，对企业家可以是财富密码，对广大的农民而言，就是日常生活，而且往往与财富无关。
2019年，河南全省就业人数中，*产业的从业者占比为34.7%，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为8.5%。打个比方，按100人产出100元算，相当于35个农民产出了8.5元，而剩下行业的65人生产了91.5元。在收入与产出正相关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由此诞生。
但要知道，和以往相比，河南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从业比重从40%左右下降到了10%以下，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6.7平方米提高到40平方米，汽车保有量也是40年前的200多倍[11]。
当然，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曾经人均GDP倒数*的河南背后既有众志成城的决心，又有根深蒂固的矛盾，既有高举高打的果决，也有寸步难行的窘境。
01
农业硅谷处境微妙
2005年2月，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来到郑州龙子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调查这里是否存在违法用地。
都不用调查，违法的证据就摆在眼前。
龙子湖是一个建在农田和鱼塘之上的高校聚集区，共占用土地1.4万余亩，其中有6400余亩属于基本农田。按照规定，凡因建设动用基本农田——哪怕是一亩一分——也要报请国务院批准。
龙子湖事件，用地违法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关乎河南的“耕地红线”。
河南是农业大省，2020年，河南产粮1365亿斤，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的粮食、1/3的小麦。而为了保证河南每年1300亿斤的粮食产量、450万吨的禽蛋、200万吨的牛奶、500万吨以上的猪牛羊禽肉，河南必须将周口、驻马店、信阳、商丘这几座适合农业发展的城市，锁定为农业区域。
考虑到龙子湖项目更改农业用地的范围之广，郑州和河南两级政府很清楚，如果按照规定上报国务院，肯定不会批准，于是就“先斩后奏”。当张新宝到的时候，已经有五所院校招生办都准备好了。
这成了国土资源部成立八年以来，就土地违法问题，处理官员级别最高的一起案件。但入驻院校木已成舟，这五所院校连招生奖金都发下去了，推倒也不现实。
当然，对农业的强调和固守，促成了河南的农业基础。这里生产了全国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1/4的馒头，3/5的汤圆，7/10的水饺[12]，以及牧原、双汇、三全这么三家创始人能登上福布斯榜单的强大农产品企业。
不过，在农业的基底下，河南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农业天然产值就小，想想看农民需要种多少花生或小麦才能换来一辆小汽车？
更何况农产品的产业链通常较短，能带动的相关产值和就业也明显比不上同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而每当尝试改变的时候，“龙子湖事件”就仿佛是一个幽灵。
也是在2005年，时任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为郑州带来了一份500亿美元的大礼——“加州工业城”。工业城的建设涵盖了环保、高科技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但龙子湖事件意外牵出了664宗违法用地案件，加州工业城也在其中，项目最终搁浅。
这多少有点遗憾，因为河南其实拥有不俗的工业底蕴。
02
工业长子发挥余热
决定河南工业基础的是那句一锤定音的助攻——“洛阳九个朝代的皇帝都住了，还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10]？”
所谓的河南工业底蕴，很大程度是由位于洛阳的*拖拉机制造厂打下的。让制造厂成名的“一拖项目”，则是苏联援助中国，然后上面指派给洛阳的项目。
论工业基础，洛阳虽然是千年古都，可是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被破坏的相当严重。
它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洛阳四面环山，并且地处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有“处天下之中”的美誉，国防地理优势非常明显。在非和平时期，汽车厂可能短时间之内就需要转为生产坦克、装甲车、牵引车的“兵工厂”[10]。
其次，洛阳也符合国家对于工业合理布局的方针。从工业基础上看，哈尔滨其实是条件*的，但正是由于其条件出色，“一拖”落成会进一步拉开它与其他城市的工业差距。
况且明面上称兄道弟，可苏联多少还是有所戒备——哈尔滨太靠北了。
一拖的落成典礼上，国务院副总理宣布：“中国农民早已盼望的‘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伟大时代开始到来了[14]。”如他所言，从这里开出了新中国的*台拖拉机“东方红”。
原先的*拖拉机厂，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一拖股份”，据不完全统计，改开前东方红拖拉机完成了全国60%以上机耕地的作业。公司在农用拖拉机的市占率排名中位居首位。
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人员流动带来客车行业的火热，河南也跻身了客车的热潮。宇通客车接过了一拖的棒，成为河南又一个工业能力的体现。
客车的竞争相当残酷，一个年销量不过10万上下的行业，聚集了200多家客车企业[13]。仅1985年一年，河南本省就先后关停了20家汽车厂。后来的“中巴王”少林客车，当年只卖出了3辆客车，靠着转产冷门的细分领域，比如环境监测车、医用救护车才缓过气来。
而宇通突出重围的方式则是创新，具体来说，是给大巴装上卧铺。
当时的长途客车市场，为了追求空间利用率的*化，采用的都是密集化的座椅布局，加上座椅比较简陋，动辄十数个小时的驾乘体验堪比坐牢。
卧铺客车ZK6980W一炮而红，这就好像是在大家还在挤早高峰的时候，宇通已经让人坐上了宽敞的专车，还是带床的那种，直到卧铺客车退出历史舞台前，宇通的卧铺客车市场占有率都始终保持在50%以上。
宇通客车在1997年上市融资后，投资4亿元，建成了亚洲规模*、工艺技术条件*进的客车生产基地。宇通凭借先进的生产基地，在2003年坐上了行业头把交椅。
目前，一拖股份在拖拉机行业市占率接近20%，*行业第二超5个百分点；宇通客车市占率约28%，是行业老二的三倍之多，妥妥的行业*[3]。
但不论是拖拉机还是客车，都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与乘用车不同，它不具备人手一辆的特点，因此市场规模有限，更提不上对上下游的拉动作用。
都是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在2012年，已是各自行业龙头的一拖和宇通，营收只有112亿和198亿。同年，市占率只有2.41%的江淮汽车，营收规模已达到了291亿。
既然市场有限，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尝试潜力更大的乘用车呢？毕竟拖拉机和客车的制造经验，转移到乘用车也算顺水推舟。
河南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03
一张许可证难倒英雄好汉
距离拥有乘用车最近的时候，河南只差一张许可证。
河南的郑州日产，是国内最早一批引进外资的车企。其1993年引进外资日本日产，成为了日产汽车在中国的*个合作汽车制造厂。比江铃引入福特作为股东早了两年，比上汽引入通用早了四年。
郑州日产的前身是郑州汽车制造厂，在1949年由原国军第十二汽修厂与开封汽车修理厂合并而来。能够在引进外资上占得先机，得益于诸多的历史积累。
它在1969年由汽车修理厂转型为汽车生产厂，打下了汽车工业生产的基础。而到了1979年，郑汽厂已经是一个下辖九个分厂、容纳4000员工的大厂。当年共生产130型2吨载重汽车1470辆，凭借一己之力，几乎供应了全河南省的卡车。
虽无法与一汽集团的解放牌一较高下，但已然有了河南汽车制造业龙头的气势。
因此，1993年郑州日产也算是应运而生，外资进入首先找龙头再正常不过，后来的剧本本该是像上海大众、一汽丰田、广汽本田这样的合资企业一样，快速开疆拓土，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
可惜，没有牌照的郑州日产只能是拿着日产尼桑的钱，去生产皮卡。
成立合资公司之后，日产借此机会想要将轿车引入中国市场。正常来说*肯定是郑州日产这个合作已久的“兄弟企业”，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汽车生产牌照准入制度已逐步建立。想要获取轿车的许可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有多难呢？就算是由军转民而来的长安，也需要一些技巧。
1991年，长安看上家用轿车市场，购买了500套铃木奥拓汽车散件，准备在国内试生产，但没有国家颁布的轿车生产许可证，车辆无法投产。为了获取这张“准生证”，长安偷偷组装起一台车，并邀请了副总理来亲自体验[9]。
在领导亲自体验综合性能后，“准生证”办下来了。
但郑州日产并没能请到副总理来体验。由于无法获得轿车生产牌照，全面合作迟迟无法达成。拥有规模接近1亿的常住人口的河南，有着全国*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按理可以培育出本土实力雄厚的汽车企业。
如果当时能够申请到牌照，也许后来河南的故事可能完全会是另一种走向。
如今依旧想要弯道超车的河南，终于在新能源这趟车上看到希望。
2022年2月16日，《河南省“十四五”深化区域合作融入对接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发布，直接点名了两家造车“新势力”：重点引进特斯拉汽车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等。能在战略规划中“重点”指名道姓，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引入新势力，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新能源车是产业升级的大方向，且有望带动较长的产业链，而对河南人民来说，早已有一个鲜活的成功案例摆在眼前。
04
两部iPhone，就有一部河南制造
河南的劳动人民可以说是盼富士康久矣。
到目前为止，争取到富士康，还是对河南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努力。全球50%的手机来自富士康，放到地方经济来说则更加明显：
首先是就业，富士康直接带动就业人数高达35万，间接带动就业约50万人。
其次是产业，在富士康来之前，郑州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也就100多亿，到了2021年，郑州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已经高达5300多亿，一举成为郑州*大产业。富士康所在地现已是闻名全球的“苹果城”。
最后是出口。早在2015年，富士康所属企业进出口，占到河南省进出口的67.5%，贡献率为114.3%。2020年富士康郑州公司实现出口总额316.4亿美元，位列全国所有出口企业*位。
郑州在抢夺富士康时，面临的*对手是武汉。早在2007年，武汉就早早与富士康达成合作，富士康在武汉有40多栋厂房，是富士康全球*的台式电脑生产基地。
郑州是如何截胡的？故事要从富士康内迁说起。
内迁是由于深圳对于富士康此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已经没有了初期的好感，再加上2010年短短一年的时间，富士康连续发生了14起员工跳楼事件，内迁迫在眉睫。
得知富士康的计划后，各地方招商负责人开始频繁拜访富士康。在武汉建厂的同一年，郑州市政府就建立了一个级别很高的领导小组，高到什么程度呢？里面有两个人早就是郭台铭的熟人了，由他们负责专门引进富士康自然是如虎添翼。
2010年，为了拿下富士康，郑州为富士康开出了极其诱人的条件。
如税收优惠方面：在富士康投产前5年，郑州政府免去企业税和增值税；接下来5年，税收减半。富士康员工可以少交社保及其它费用，每年累计减轻成本可达1亿美元[4]；再比如土地，郑州为富士康规划了近10平方公里，这相当于100个莫斯科红场；再加上一些零零散散的其他补贴。
当然了，富士康选择郑州*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河南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了。
还有些物流优势、航空港综合保税区优势等等。总之，河南的条件让郭台铭很动心，面子里子也都给足了，富士康自然也就同意来了。
富士康落地河南，是河南经济奋起直追的一个缩影，2010-2020年河南人均GDP排名稳步提高，并多次冲进了全国前15。
但富士康终究只是代工厂，自身的话语权并不强。
在2021年，路透社报道，由于苹果公司要求将部分iPhone生产移出中国，富士康已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印度南部建厂，用于iPhone组装。与此同时越南也在虎视眈眈，毕竟从全球范围来看，总能找到一个比河南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对于现在河南来说，既需要下一个富士康，来推动就业，同时也更需要下一个“华为”，来改善自己的产业结构。
05
5年100家上市公司的梦想
发展经济，无疑需要资本支持，推动区域内公司上市则可以获取大量的资本。毕竟省政府自身资金有限，无法做到雨露均沾。
浙江在2017年推出凤凰行动，目标是到2020年争取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700家。
河南也有自己版本：从2022年开始5年内，力争每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20家，实现河南上市公司总数突破200家。
河南公司上市速度增长的情况肉眼可见。2010年以来，上市的速度是之前的两倍。
按照规划，上市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河南的政策，在任务和奖励上双管齐下。
首先是明确城市定位以及分解上市指标。
如郑州，高科技产业较多并且在航空产业有优势——其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是中国*经济发展先行区。因此，城市定位为发展高端制造以及航空产业，分配的上市指标也是最多的33家。
至于奖励，只要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在河南的企业，申请在上海、深圳、北交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河南省分阶段给予200万、150万、50万。
为了培育出自己的高科技产业，河南政府设立了总规模1500亿元的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150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就是为了引导资本进入能有高附加值、带动更长产业链的高科技产业。
但事与愿违，资本还是去了离农业基因最近的餐饮：蜜雪冰城、卫龙、锅圈食汇、巴奴火锅……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庞大的市场规模下，消费升级潜力巨大，并且河南是农业大省，原材料供给很有保障。
但是，餐饮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是共识，更何况还有突如其来的疫情。餐饮的三高（人工成本、房租、原材料成本）被疫情无限放大，连线下*海底捞都在2021年巨亏40多亿，其他餐饮的日子更不好过。
06
尾声
河南面对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经济上的贫穷、教育资源的不足以及人口的外流，甚至还有来自外界不公平的刻板印象。
想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摆脱“穷省”标签。
当然，发展经济还有*的房地产。
在河南改善的策略中，房地产也确实是一个核心。毕竟土地经济除了自身的贡献外，还能带动包括建材、钢铁、装饰等多个产业的发展。2014年到2019年，郑州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面积连年上涨就是*的佐证。
2019年，全国17个GDP万亿城市中，郑州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为最高，达到了GDP总量的28.9%，也就是说，郑州2019年三分之一的GDP总量，是由房地产和关联行业创造的。
榜单上排名第二的杭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2.1%，而上海和北京的这个数据，只是刚超过10%。
在这一年，河南的人均GDP来到了历史最高的第13位。两年后，滑落到了19位。
一座城市、一个省份，可以上演多次逆流勇进，却也终究会被时代巨轮的沉浮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