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双碳”背景下，国内ESG投资迎来爆发式增长。
根据《中国ESG发展白皮书》数据，至2021年底，A股年内已成立的ESG主题基金达200支，总规模合计超2578.4亿元，新成立的ESG主题基金数量连续3年翻倍增长。
随着股票、基金、债券等市场掀起ESG投资热潮，“漂绿”等乱象也随之而来。
“漂绿”这一概念由美国环境学家杰伊·韦斯特维尔德在1986年提出，最初是用来形容一部分酒店表面上出于环保目的鼓励游客重复使用毛巾，实际却是为了节约运营成本的现象。此后“漂绿”被用来形容非环保型企业虚假鼓吹自己是环保型企业。
而目前，随着ESG投资理念逐渐深化，“漂绿”正渗透到金融领域，成为部分投机者的工具。
简单来说，漂绿金融产品就像是贴着ESG标签的“伪ESG”，利用市场对ESG投资持续上涨的热情，来吸引难辨真伪的投资者。
观察国际金融市场，部分机构已经出手整治此类乱象，而受制于ESG评级标准难以统一，保证ESG投资“纯度”仍是全球范围内的监管难题。
01“漂绿”投机者扰乱绿色金融
尽管相比国际市场，我国ESG投资起步较晚，不过就投资增速来看，未来我国或与全球同频。
如在债券市场，安永大中华区财务会计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刘国华向36氪介绍，2021年我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共达到6463.49亿元，较2020年增长123%。
其中，在岸贴标绿债6034.29亿元。此外，还存在大量未贴标、实际投向绿色项目的“投向绿”债券。2021年我国发行的“投向绿”债券有805支，发行规模达13288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6.32个百分点。
“在国际市场，这个势头跟我们差不多。”刘国华说，“根据气候债券倡议平台的数据，全球贴标绿债发行规模已经达到5174亿美元。”
伴随绿色金融在企业融资通道的地位日益凸显，一位长期关注绿色债券的法务从业者告诉36氪，国内诸多企业在发行绿债时，“漂绿”现象十分普遍。
“其实企业主观改善ESG表现的意识并不强烈，更多是想着怎么在资本市场里拿到钱。”其介绍说，就自己接触的绿债市场来看，国内“漂绿”操作主要表现为企业发行绿债的募集资金流向了非绿色项目。
“比如我了解到的一家大型煤电国有企业，此前其发行绿债就计划将30%（金额达21亿元）的募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难预测，这其中更多地会被用于煤电主业。”上述法务人士说，彼时其煤电资产约占总电力资产的75%。
另外一名中资资管机构人士也透露，目前国内企业主动进行ESG管理的以央国企和港股上市公司居多，据其观察，前者多是基于国企身份，需顺应“双碳”目标等政策导向；后者则多是基于港股监管层的强制要求披露ESG报告。
借鉴国际市场对ESG投资的监管经验来看，“漂绿”行为除了实际投资行为与策略不符之外，还包括重仓股票与基金主题不符、基金管理人风格偏移、对投资者夸大产品的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及抗风险能力等。
以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例，今年6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启动对高盛集团资管公司ESG共同基金的调查，目的在于深入研究业界如何包装和营销ESG投资，是否存在信息披露失误或涉及更严重的“漂绿”行为。
今年5月，SEC还向纽约梅隆银行投资咨询部开出150万美元罚单，原因是银行旗下一只共同基金在投资策略中明确表示“在研究过程中识别和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的风险、机会和问题”，但在该基金的185项投资中，却有67只证券缺少ESG得分。这是美国证监会首次对共同基金涉及ESG虚假信息实行处罚。
而国内方面，ESG主题基金重仓白酒股的情况也并不罕见。Wind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贵州茅台就出现在了76只ESG投资基金/纯ESG主题基金的十大重仓股之列。如易方达ESG责任投资等26只ESG投资基金/纯ESG主题基金均持有贵州茅台。
02 原因：标准仍不统一
“漂绿”现象背后，是ESG信息披露规范和评级标准不统一的国际性难题。
鹏华基金告诉36氪，目前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外界获取ESG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各家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格式规范差异较大，国内ESG评分体系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
完善评分体系首先需要增强数据信息的及时性、丰富性、有效性，国内ESG报告缺乏统一披露框架的现状，导致各个机构所采用的数据源区别较大。
鹏华基金表示：“国内ESG评级数据主要基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和各种第三方公开信息，目前公司自主披露信息内容偏少，所以评级机构通常以利用其他公开信息为主。”
此外在ESG数据采集之上，涉及分析与评级层面，各数据公司、国际组织等机构也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并且各家参考的数据维度、设置的打分权重各不相同，同样一家企业在不同机构的评价体系内可能出现相差甚大的得分。
“商道融绿、社投盟等评分体系与海外MSCI、汤森路透等差别较大，指标赋权的主观性程度高，因此造成指标赋权的差异化也比较明显。”鹏华基金表示。
对投资者而言，ESG信息披露偏少、评价标准不一，是其识别各个标的ESG表现的*难点，面向资金管理方，也就缺少约束力，进而为投机者留出了操作空间。
同时，对于企业方，由于东西方文化习惯、中外伦理道德观念等差异，评级机构客观上也很难探索出一套适用于各国企业的统一标准。
前述资管机构人士即提到，此前其参与尽调的一家外资资管机构，在为马来西亚的主权基金做全委托时，对ESG因素的考量就会受到教义限制——1957年马来西亚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如伊斯兰教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利息，因此金融机构通过放贷收息获益在这一体系下就难以进行。
受马来西亚环境限制，在面向具体企业标的的投资中，遵从伊斯兰教义也需将与猪肉生产相关的企业，如养猪厂、猪肉食品公司等排除在外。
试想如果遇上喜食脆皮猪肘的德国，这类企业大概率会拿到更高评分。
03 ESG投资的中国之路
抛开实操过程中的种种“意想不到”，原本ESG投资旨在追求公司财务回报之外，进一步纳入对公司长期价值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考量，代表的分别是Environment（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
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首次提出“ESG”概念，其后各大资管机构逐渐将ESG纳入投前、投 中、投后分析考量因素。2006年，联合国成立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在该组织推动下，ESG投资理念逐步形成，投资原则正式确立。
截至2022年5月，中国内地共有101家资产管理机构加入PRI，包括华泰证券、东方证券等券商，以及鹏华基金、华宝基金等基金管理公司。
其中，作为国内首批2018年即加入PRI的机构，华宝基金在“双碳”目标被提出之前，就已展开ESG投资的研究和实践。
2017年，华宝基金成立可持续发展投资部，在华宝基金工作近15年、如今担任均衡成长风格投资总监的闫旭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生态文明建设，让华宝基金看到了中国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慢慢觉得这不仅基于环保目的，同时也能够提供经济增量，未来还将变成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整个中国的产业发展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就值得研究和投入。”闫旭说。
闫旭同时补充：“可持续发展涵盖的范围更广，它涵盖ESG投资，也包括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等，不论是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公司治理等，这些它（可持续发展）都会作为投资考量的维度。”
行业转型、减排技术的研发迭代势必依赖资本的参与和支持，而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就包含大量ESG投资机会。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目前由龙湖、中梁、旭辉、绿城等房企发行的绿债规模约在26.8亿元。尽管其占比仅在0.44%，但刘国华判断，建筑施工全过程作为排碳大户，未来绿色金融发展势头强劲。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报告，全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50%以上，其中建材生产阶段，如钢材、水泥、铝材等，碳排放量占比*，这些行业首当其冲在低碳经济中要实现转型，也面临着节能减排的成本冲击。
尽管短时间内“漂绿”乱象丛生，不过拉长周期来看，ESG仍是长期投资中一个必须考虑的维度。鹏华基金认为，ESG在实际投资中具备较大投资价值，适合投资者中长期投资。
此前，据Bloomberg Intelligence预计，至2025年全球ESG资产总规模将达到53万亿美元，占全球在管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届时，中国ESG投资规模也将达到20-30万亿元，约占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的20%-30%。而要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共需要约136万亿元投资。
鹏华基金分析，实现碳中和“除政府出资外，需要引入大量社会资本，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发挥作用”，而这一目标下的ESG投资“无疑是一片广阔的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