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晚，话题度向来居高不下的电竞职业俱乐部RNG，宣布功勋上单选手陈泽彬（BIN）转会至BLG战队。
一石激起千层浪。
“RNG”、“BLG”、“BIN”等多个词条很快包揽社交平台热搜。
因为就在2天前，BIN才刚刚随队斩获MSI全球季中赛冠军，2个月前，BIN随队拿下2022 LPL春季赛冠军，RNG也因此被认为今年最有希望冲击*别赛事S赛冠军。
事实上，BIN在本赛季才加入RNG，被视为是对这支全华班的重要补强。
在相关话题引爆热议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关注电竞的年轻人群分成两派，在评论区吵了起来。
一方秉持着“俱乐部在干什么”、“怎么能夺冠就拆队”、“资本要毁了全华班”的情绪，痛斥两家俱乐部；另一方则主张“BLG花了钱买选手难道不能用”、“RNG发不出工资凭什么白嫖”，强调这场交易合规合理。
值得玩味的是，这大概是当代年轻人*次为”资本“说话。
电竞圈的一场闹剧，职业体育不能用爱发电
首先有必要弄清楚，这场电竞圈闹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在RNG发布转会公告后，BLG战队也发公告称，现任上单陈晨（Breath）将转会至RNG。两家俱乐部实际上完成了上单选手的互换。
随着粉丝群体中的争议声越来越大，RNG经理在微博发文进行了统一回复，他表示俱乐部不会做对选手不负责的事，这次选手交易是双方俱乐部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至于粉丝最关心的“换人原因”，他只字未提。
既然如此，剩下的信息来源就要看以往活跃于转会期的各大爆料博主了。
也的确有众多业内人士纷纷给出了说法，在剔除掉那些不怎么靠谱的爆料后，RNG和BLG这次“中场交易”较为可信的原因大抵如下：
RNG在上个转会期原本想买入Breath选手，BLG想买入的才是BIN选手，但两位选手的上家俱乐部出于一些原因，均不肯让RNG和BLG如愿。
于是BLG和RNG私下达成了协议，Bin去RNG，Breath去BLG，各自打半年，到了夏季赛再换回来。
没想到春季赛RNG表现生猛，连拿国内联赛和全球季中赛冠军，这使得RNG有些犹豫了，不想放走Bin。但一来Bin的合同实质上在BLG手中，二来RNG俱乐部自身的财务存在一些问题，三来Bin自己也更希望加入BLG，所以才最终有了这次互换。
这些恰恰是部分粉丝为BLG和RNG这次交易说话的原因。
比如RNG一直以来都存在的财务问题，因为拖欠退役选手的薪资、合作伙伴的款项和其他俱乐部的转会费，其近三年来已多次被告上法庭。
所以很多年轻人会说，RNG发不下来工资，难道让选手白打工吗？
又或者说，通过这一系列选手交易，RNG能多拿到钱，缓解俱乐部的财务危机，也是一件所有参与者都受益的好事。
站在BLG一方，则是BLG花了更多的钱，却不能按合同办事用自己的选手，当了大冤种还要被骂？
在所谓“资本的力量”之外，这些关注电竞的年轻人群反而能理解RNG的亏损、BLG的苦衷，乃至对“商业交易签了合同，就应该照章办事”的赞同。
而非像对待绝大多数职场问题时，将问题全部归罪于“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大部分年轻人对“全华班夺冠”的情怀期盼可以理解。
但如果放大到职业竞技体育领域范畴看，RNG和BLG的人员调整只是一次再常见不过的商业交易。
2016年，韦德因区区300万美元薪资差额谈不拢，离开效力了13年的迈阿密热火；
2017年，巴黎圣日耳曼壕掷2.22亿欧元签下内马尔，随即引发了与巴萨的一系列法律纠纷。
2020年，NFL历史上最伟大的4分卫汤姆·布拉迪为了追求新的突破，转会至坦帕湾海盗队并率队夺冠。
......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职业体育不能靠爱发电，从业者们也不能只拿理想和信仰当饭吃。
俱乐部是一家商业公司，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商业逻辑支撑。所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可以理解电竞领域的资本、企业与商业运作。
为什么要反对无差别批判企业、企业家？
RNG和BLG事件只是少部分年轻人理解企业与商业的一个反例。
同样是这一群体，在面对企业、企业家的其他新闻事件时，往往会被直觉和情绪操控。
我们更多所见到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代年轻人把民营经济视为资本，将企业家打成资本家，赋予原罪，进行无差别抨击。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提到“资本家”的弹幕往往充斥着一些*年代感的词汇，工人是“爷爷”，工作是“剥削”，资本家要“挂路灯”，杀气腾腾。
在那些涉及劳动纠纷的新闻评论区，也不难见到一水地怒斥“资本家”，倘若有人提出别的看法，扑面而来的就会是“屁股坐歪了”、“被资本洗脑了”。
更不用说，像“公司雇佣我，是资本剥削。公司裁掉我，是资本压榨”这类论调横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相较于对电竞圈的关注和了解，绝大部分年轻人其实是不了解职场，甚至还未进入职场的青少年。
他们对“资本”的认知浮于表面，敌视源于跟风，战天斗地却脱离现实，偏激的态度往往是只为发泄自己的不如意。
百度指数搜索数据显示，从2018年到2021年，“资本家”这个词的百度指数从350涨到了1100，年均增加同比增长超10倍。
同样从 2018 年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百度指数开始大幅增加。然而，“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相关词的搜索量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些新晋的“反资本家”、“马克思主义”爱好者，并不真的理解资本，也并不关心马克思主义。
当某家企业因劳动纠纷登上新闻版面时，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庞然大物认错负罪，有人上去踩一脚骂几句——尽管他可能并不了解原委——并不妨碍他在不用负任何责任的基础上，展现自己的正义感。
当然，对于那些触及道德底线的职场潜规则，或是像996这类违法问题，对相关事件、企业进行批判和纠正，理应旗帜鲜明地支持。
我们所反对的，是对企业家、企业乃至民营经济的污名化和全盘批判。
一方面，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超过50%的税收、超过60%的GDP、超过70%的技术创新、超过80%的城镇就业和超过90%的市场主体数量。
市场经济繁荣的根基是企业的繁荣发展，企业的繁荣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劳动者福祉的提升。
年轻人群对企业、企业家的偏激态度就像一场21世纪的卢德运动，以为砸碎机器就能重回旧时代，声势浩大却跑偏了方向。
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保障水准也一直在进步。
哪怕是和最近10年相比，如今被反复议论的996、35岁危机和2010年前后还屡见不鲜的农民工讨薪相比，进步也肉眼可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认为：“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商或者面包师的仁慈施舍，而是源于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
这话如今看，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已经说清楚了一个道理：
营商、逐利从来不是贬义词。
企业如果不追求盈利，连自身存续都无法维持，何谈践行社会责任？
而不够高尚、不够无私也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和“奸商”、“剥削”划上等号，不该被随意地扣帽子、搞道德污名和清算。
合法合规运转的企业本身就在创造就业、缴纳税收，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贡献，理应得到尊重。
如果在合法合规基础上上，如果企业、企业家仍然对社会、劳动者造成了事实损害，那首先应该检讨追问的，是法律法规和对法律法规的执行，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了。
写在最后
企业和员工从来都不是对立阶级。
相对更强势的企业与较弱势的员工之间，难免发生劳资纠纷，但建立在民事契约上的约定是双向选择，而非阶级矛盾。
用大白话说，就是任何工作都是一纸契约。比如企业依法裁员，给够了补偿，和员工就是好聚好散，远远上升不到“企业压榨我”的地步。
事实上，企业和员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利益共同体。
这不仅体现在行业、企业的强大能带来员工薪资福利的提升，反之亦然。随着如今经济大环境不景气，这一点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了：
根据《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截至今年4月中旬，求职应届毕业生中有46.7%求职成功，低于2021年的62.8%；已签约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较2021年下降约12%。
国家统计局局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内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8.2%，创下新高。
考虑到毕业季已经到来，有超过1076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加入求职大军，求职难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缓解。
年轻人在怼公司、怼老板之前，首先得找到公司，找到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