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人设与真实
2020年1月，湖南卫视导演吴梦知有一个“荒诞”的想法，想做一个让30位姐姐成团的真人秀。此前，她曾执导过《超级女声》《花儿与少年》《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节目。
带着这个想法，她找到了BKW团队。这是一个创办于2013年，集投资出品、策划制作、后期于一体，并将目光逐渐瞄向综艺市场的专业团队。她需要他们在可能高达几十万G的海量素材中，剪辑出具有悬念冲突的故事，从而对观众呈现出这些人物的个性魅力。
于是，产生了《浪姐1》中敢于向规则发出质疑的宁静，“还要我介绍我自己？那相当于我这几十年都白干了，都不知道我是谁。”有了敢说敢干的虎妞张雨绮，高喊着“我就要C位”，拿着其实是代表差生的X牌，莫名自信地笑说，“X 意味着无限肯定啊”。
《浪姐1》中，张雨绮无疑是*的赢家。
从节目开始，与她相关的综艺热搜总阅读量134.5亿，讨论量205.3万，平均下来每个热搜阅读量3.3亿，讨论量5万。2020年Q2综艺女嘉宾贡献度第二的是张雨绮，*名则是《青春有你》中言行出位的虞书欣。
对于观众来说，她们共同的特点是真实。2020年被称为“爱豆塌房元年”，男团R1SE队长周震南父母被扒出老赖，富二代人设崩塌；罗志祥因劈腿人数众多，被称为时间管理大师；仝卓在直播回答问题时，意外曝光高考学历造假；神仙爱情的宋仲基宋慧乔夫妇宣布离婚……大众对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产生了新的需求：真实。
于是，没有石头可以摸着过河的《浪姐1》，恰恰因为创新性的比赛，新的赛制规则，少了一些剧本和套路，多了一些突发和惊喜，从而能够捕捉到嘉宾更多真实的反应和感受，在一众节目中脱颖而出。
相比《浪姐1》掀起的狂风骤雨，《浪姐2》则显得风平浪静。因为前者试水成功，后者已经有了范本。
对于参赛的嘉宾来说，她们可以反复观摩《浪姐1》，总结规律。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容易炸，跟什么样的人组队全员安全的可能性高，在镜头上什么样的表现可能会引发争议，如何“设计”才有更多露脸的可能……
嘉宾的邀请也形成了模板。网上流传着一张两季嘉宾的人设对比，那英对标宁静，剪辑点主要在于*C位，可爱真实，耿直感言；张柏芝对标张雨绮，颜值担当，独立单身母亲都市女性形象。30个女子群像被套用在了不同的范本上。
图：两季人设对标部分截图
但成也人设，败也人设。
《浪姐2》*的失败之处在于，嘉宾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对应的人设，显得漂浮。真实不做作的张馨予成了中性风的憨憨，敢爱敢恨的张柏芝成了应付了事的捞金女，不惧野心的陈小纭成了阴阳怪气的小作精。
来到2022年，很明显地看出《浪姐3》做了一些改变。嘉宾们实力强悍，30位姐姐无一不是在特定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回归了节目主题“展现30+女性的多元化之美”。
悬念设置看起来也很满。比如*期，前两季冠军宁静那英的强强对抗显然是制造话题的重点。“有人拿你和宁静比，你怎么看。”“你比以前变漂亮。”“但我没整。”“不想说，怕你生气，因为我儿子比你儿子年纪大。”“哦，早婚早育。”在微博，宁静那英打起来的话题，有2.9亿阅读量，8.5万讨论。
只是，在节目组意料之外，跑出了一匹黑马：王心凌。
她以一己之力，拉动了整个节目的收视率，使其成为爆款。首秀《爱你》表演1分钟左右，却以图文，音乐，影视各种载体形式，席卷全网榜单。微博#王心凌超10亿阅读，141万讨论。她的个人热度，覆盖到以往所有作品，并由此引发了连锁热搜效应。过往歌曲，mv，影视，以及合作过的男演员，纷纷被带上热搜。王心凌男孩们更身体力行跟跳《爱你》，并用真金白银支持节目背后公司的股票，一度使芒果超媒盘中一度涨近10%。
“怀旧热潮”“文艺复兴等字眼，被用来形容最喜新厌旧的娱乐圈。透过王心凌，大众开始怀念过去岁月，怀念2019年前相对不那么苦涩的前疫情时代。
人们需要这份来自过去的“甜”。
2022年全国有1076万高校应届毕业生，而去向落实率仅为23.61%。2022年A股有1679家企业裁员，裁撤人数超90万人。2021年有19541家旅行社企业注销……当待业、失业、裁员、降薪、倒闭等字眼充斥在各类新闻里，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某种程度上，王心凌的“甜”味调剂缓冲了生活的苦，成为人们在不确定中寻找到的安慰剂。
02、媒介与规则
自1958年*座电视台创办以来，有专门的儿童节目，少年节目，老人节目，工人、农民节目，唯独没有女性节目。“女性长期在媒体中受到忽视，这不公平”，这是1995年《半边天》这档国内最早的女性节目创立的初心。
节目为全国妇女带来了新时代的声音，它们关注社会性别，倾听女性表达。在现今看来，那些议题仍不过时，非常具有先锋性。如: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男性避孕药，老年妇女生存处境，全职太太的权利，怀孕被辞退等等。
其中对观众影响*的一期是2001年播出的《我叫刘小样》。一位初二肄业的河南农村妇女，透过收音机倾听到远方的声音，想象时代的脚步在城市里落下的痕迹，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而又囿于世代农村妇女困于一隅的传统思想，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挣扎，最后选择了出走。
“在我们农村的生活里，有了钱，买衣服是正常的，买书是不正常的，买房子置地是正常的，出去旅游是不正常的，如果你要想看书，你要想旅游，你想跟外面的人说话，交朋友，你想出门，别人就说你这个媳妇不安分，可是我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我去不了。我就读书，书也没有。我读电视，我看电视跟你们看电视可不一样，你们就是看，我是把电视当书读的，我通过电视看到了别的地方，看到了别的人的生活……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
这期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涌现出了无数个“刘小样”。有男人，有女人，有搞艺术的，有做文化的。他们身上都投射着刘小样的影子，焦虑、喜悦、痛苦，人性中共通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成为既渴望又不敢去尝试、不尝试又不甘心的刘小样。
继《半边天》之后，另一个专门为女性举办且成为现象级的是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于2004年由湖南卫视与天娱传媒联合举办。
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全民选秀时代，《想唱就唱》的主题曲飘荡在县城甚至是小镇的街巷里，几乎所有爱唱歌的年轻女孩，都被这个旋律撩拨过，蠢蠢欲动幻想着自己成为明星的那天。
这档节目在2005年达到高潮。李宇春被全国发出的352万条短信，送上了冠军的座位，并被签约天娱。丑小鸭的励志故事、民主意识的苏醒、追求梦想的纯粹......这个故事里暗含的戏剧性和力量，让它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
只是，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略显拉胯。通过电视媒介出道的李宇春，并没有在天娱公司获得足够好的发展。后者更愿意通过品牌代言、商演获得确定性的收入，而不像传统唱片公司那样专注在唱片制作销售、版权、演艺等环节。于是，李宇春会被安排一些与音乐无关的活动，在影视中客串角色，站在台上，被一波波的经销商轮流拍合照。经纪公司掌握着话语权，让“想唱就唱”的梦想，只剩下梦想。
《超级女声》也没能再捧出第二个李宇春。十三年后的2018年，李宇春作为成团见证嘉宾，出现在网络综艺选秀节目《创造101》总决赛现场。完成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全民选秀交接。
在网络综艺时代里，产品逻辑、用户洞察、用户画像、点击率、方法论、KPI、下沉等成为娱乐工业的高频词汇，女性，也成了待打造的标准化和工业化产品。
与电视媒介曾经的强势不同，如今的女性综艺节目成为多方利益的集合体。如《火箭少女101》为代表的限定偶像团体运营，产品限定期两年，700多天时间，11个成员，背后一共有10家公司。运营期间创造的价值，由背后所有的艺人和原生公司瓜分。
03、发现与迎合
张越是《半边天》周末版的负责人，她厌恶于节目早期的规则设置。每周邀一位男嘉宾，像辩论节目似的，聊一聊女性有关的话题。对自己主持节目价值存在怀疑的她，经常反思“我扯的那些话题，观众真的听进去了吗？对人内心有触动吗？我不能占用电视台的公共资源，却不提供公共价值。”
后来，她找领导去改变节目规则，去寻找时代背景下有故事的那些人，讲述她们的故事。在选择采访对象上，她有三个要求。*，不听套话。第二，通过她的个人经历，能看到群体和阶层的经历和处境。第三，通过对群体的关照，能够看见时代和历史。
于是，她看到了外地打工年轻女孩的困惑：和上一辈相比，明明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何面对婚姻和家庭时，苦恼和挣扎并没有变得更少更轻。
于是，便有了之前的《我是刘小样》。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修养、经济条件差异的人，都被她那种焦虑、喜悦、痛苦所触动。因为我们都被称之为“人”，人性中存在着很多共通的东西。
张越选择通过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来展现时代落下的声音，给予意识中迷蒙的人们清晰的认知。而后续的女性综艺节目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超级女声》在举办的第三年，被紧急叫停。原因是助长追星陋习，选手负面新闻不断，沦为牟利工具。后期超女赛制更是靠人气取胜，而人气需要用关注或者礼物换取，归根到底需要花钱，犹如现在的打榜，赛制已无公平可言。
人们评价2006年之后再无《超级女声》，节目遗失了为大众提供唱歌梦想舞台的初心，“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成为空谈。
网络综艺时代的《创造101》则选择12岁到24岁这群处于青春期、对未来充满想象、很容易陷入对偶像狂热喜爱的群体，锁定为她们的目标用户群体，量身打造偶像。24岁为上限，则因为那基本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两年，青春的气息渐远，职场成为他们关注的新重点。
与此前女性节目“引导思考”、“追求梦想”路线全然不同，选秀时代的女性节目，彻底落入了“消费主义”的模式之中。选手们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比如打破陈女团审美成见的王菊、“全村的希望”杨超越、海南富婆吴宣仪，他们的热度，如同工业化流水线的产品。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今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持续火热的《超级女声》“考古”视频。那些素人们奇奇怪怪的表演片段，从画质到声音都透着青涩和过时，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拿到10万+的点赞量。人们喜欢的可能并不是这些粗糙的电视画面，而是那份简单和真诚。
那些素人后来大多也只是素人，但站在镜头前表演的那一刻，他们的脸上是写满好奇、紧张和兴奋的。那是作为普通人最靠近梦想的瞬间。
《创造101》里也有青涩，比如缺乏唱跳基本功的杨超越，摄像机无数次捕捉了她笨拙的努力，但她是有签约的经纪公司的，从报名的那一刻起，她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出道的梦想，还有公司的利益。
如果说《创造101》迎合的是女团式审美和养成系需求，《浪姐》的情绪点原本是要落在了女性的中年焦虑。展现过气女明星的落寞也好，光彩也罢，它暗合的社会情绪、关照的社会议题，应该是女性在步入中年之后的价值感消失。
然而现实呢？
《浪姐1》有30位选手参加，经过淘汰之后，留下7人成团，其中没有年龄较大的选手。到《浪姐2》对严肃思考的抛弃就更加彻底了。本应该是丰富多元的中年女性之美，被节目组包装成统一的“少女感”，当中年女明星们穿着校服裙活泼唱跳，“白幼瘦”的畸形审美再次成为主导。
正在播出的《浪姐3》，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式的评价。有人喜欢它的娱乐性，沉浸在"宁那贝儿""诗情画奕""奉天承芸"等CP之中。不喜欢的人则因为，它打着女性主义的标签，却并没有上升到对女性意识的多元化探讨。如，男女关系，家庭，事业，或者仅仅是自我内在的探索。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可以用戏谑解构一切的年代。对于一档需要捕获流量的电视节目，迎合社会情绪，显然是完成 KPI 的捷径。
04、流量与内容
2010年7月《半边天》停播了，原因是节目收视率太低。在同频道的21个栏目中，收视率它排行倒数*，首播收视率0.05，也是*一个无重播的栏目。
自此，再也没有一档电视节目，如此严肃地关注女性群体以及她们所面对的问题。女性的困扰从大众媒介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消费符号的她们。
2010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一年中国电视榜*次收录网络视频榜单。2010年年度电视节目获得者是孟非主持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网络人气节目是小S主持的搞笑类谈话节目《康熙来了》。网络人气的评选标准是优酷指数，即视频在优酷网的播放量。《康熙来了》以1.5亿的播放量夺魁。此时，优酷网已经覆盖到国内2.7亿网民。
视频平台的角逐已经开始上演。2010年4月22日，龚宇创立了爱奇艺。一年后，腾讯视频上线。随着视频平台的激烈竞争，各式各样的娱乐节目百家争鸣，争相蚕食人们的注意力。
2013年“归国四子”的出现，把娱乐圈带入流量封王的时代，人们逐渐只能看得到的头部明星，信息茧房效应逐渐凸显。智能手机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越发紧密。俨然成为外置的人体器官。这块小屏幕是碎片化内容的*呈现平台，于是，在30秒短视频的快感、“不转不是中国人”的震撼标题中，严肃思考逐渐远去。
雪崩时，没有一块雪花是无辜的，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媒体自然也被裹挟其中。这种迎合的姿态一旦开始，便很难再做出改变。
许知远的《十三邀》曾经记录过《创造101》，他选取了几个女孩，先后于2018年、2021年与她们进行对话。其中包括王菊，相比于三年前的挑战者，后来的她显然很好地融进了娱乐圈，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她学会了妥协，“流量，所谓数据，这是我最不喜欢娱乐行业的一点，看数据。我的转发数、评论数、销量、票房等等，这些东西构建成了公众眼中的我。数据化、产品化、不是很真的王菊。我必须要适应这个，我不喜欢，但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个我改变不了。”
作为知识分子的许知远，似乎在3年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这场观察的价值。3年前他置身于那个浮华喧嚣的选秀现场时，浑身都是不知所措，与女孩们盘着腿，席地而坐聊天时，你也能明显感觉到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生疏。
3年后，他在自己的节目感慨：
“很多问题不是我们年轻一代的问题，是我们上一代人没有提供充分的价值选择给他们，是我们放弃的原因。但每一代人都一样，都要挣扎着去寻找自己的可能性，而不是被这种喂养式的来获得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的社会价值观都是成功，闪耀。在社会元素中，痛苦，挣扎，失落被表现得太少，但其实他们是人生特别重要的部分，最终我们都要学会跟自己人生的不幸，跟人生的无可奈何共存，而它是我们真正人生的主流。“
对于失去严肃议程设置能力的女性节目们，与流量、时代情绪的无可奈何的共存，也未尝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部分参考资料来源：
【1】《平原上的娜拉》，安小庆，人物
【2】《中国偶像选秀15年》，彭丽慧，网易科技
【3】《互联网时代下的“娱乐至死”》，吕梦臻，视听
【4】《新周刊2010中国电视榜揭晓：关注网络收视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