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婷把蓝牙音箱拿到阳台上循环播放，音箱里，她对着几乎从未有过来往的小区居民喊：我们现在发起团购：蔬菜包+肉类，有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微信号是我的手机号。
她又让男朋友到五楼的天台绕着小区各个方向边走边播放了一段时间。
周婷是湖北人，2020年曾被困于荆州老家，足不出户长达两个月。在疫情的第三年，她和男朋友困在上海，封控五天后家里只剩少量的米面、挂面和一把小白菜。他们租住在普陀区一个九十年代建成的老小区，小区内大都是本地退休老人。为了发动大家团菜自救，她录了这段音。
好友申请不断涌入，她在一天内就拉起了一个约150户邻居的“一起团购群”。她也成了这个老小区的“团长”。
“团长”，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当上海进入全区域静态管理状态，线下商超关闭，线上外卖平台难以下单，骑手们大多被封控在家，政府保障物资参差不齐的时刻，他们站了出来，为自己，也为小区邻里，发起团购，让大家不至于挨饿。
他们成长和生活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非常熟悉互联网，并善于应用。他们担起一个团长的责任，有能力、热心肠、被信任、也被误解，看到人性的美好，也看到有些人的自私自利。
他们正在和这座城市共渡难关。
成为团长
“你只要去问上海市市民每天花时间最多的事情是什么？答案一定是看团购群。”土生土长的上海90后姑娘燕青说，开启团购模式后，这便成了生活中*重要的事。她加了13个团购群，每天无数次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团，何时开始接龙，何时应该付钱。过度的信息让人晕头转向。
燕青与三猫一狗同住，猫粮狗粮储备充足，独自一人消耗也很少，成为团长并非为了自己。她的隔壁住着四位影楼摄影师，平时倚赖外食，家里连锅碗瓢盆都没有。4月3日，楼里居民收到了居委发放的一包蔬菜和一块五花肉。她问他们才知道，四个大小伙子已经连吃了几天方便面。她帮他们烧了一顿红烧肉，炒了两个蔬菜，盛了一大锅米饭。四位邻居感动得不行，那是他们连日来吃的*一顿正经饭。然后她想，这样下去不行，一个人的储备养五个人，很快就要吃光了。
她所住楼因为一位居民在外确诊，在浦东封控前已经封闭7日，到了4月5日，居民们坐不住了。她和另外三位居民决定发起大单团购，各自负责几类商品，与上海消保委、上海发布公布的团购供应商对接。她负责大米和食用油。他们从居委拉的核酸检测群尽可能地拉人，组建了团购群，起名为“云一小区自救群”。
■ 燕青团购的供应商发的朋友圈。
34岁的小汪与室友租住在浦西的老公房小区，没有小区群。每次核酸检测，都由楼长用大喇叭喊话或挨家挨户敲门通知。3月31日，他们按照政府发布的4月5日解封日期，筹备了约一周量的食材。他每天起床的*件事便是关注上海前一日的阳性人数，数据呈持续上升趋势。他有点着急了，想到浦东此前也没有在4月1日如期解封，他们开始缩减食物消耗量。
两天后，他也看到了上海消保委公众号发布的生活保障供应商渠道，于是电话联系居委会，建议居委建群。居委会说，他们实在忙不过来，无法提供帮助。小汪觉得，不能再等着别人给他一个现成的群了。他建了一个蔬菜团购群，趁着7号做核酸时一个一个向排队的邻居亮出二维码，现场拉人。
小汪是一位高级产品经理，他说：“一开始我们的种子用户是50人左右，后来一天半时间，人数直接从50飙升到500封顶。”团购群随后在他的经营下发展为小区的住户群，变成了整个小区的信息公示平台，居民们在里面七嘴八舌地讨论疫情，商量小区事务，后来又开展起了物物交换。
■ 小汪组建的团购群。
这是小汪在这个小区租住的第四年，在此之前，他除了隔壁人家，谁也不认识。现在，邻居们为填饱肚子而团结起来。
说起来是有些荒谬的，静安区的一位团长陈仲伟想象不到自己居然过上了时刻操心食物的生活。当团长花费的心思和精力是巨量的，即使打通了团购的渠道，供货商突然没货、供应商仓库检出阳性病例需要紧急叫停、团购商品临时被征用等等突发状况都会随时出现。另外，市场愈发混乱的情况下，商品和跑腿的价格已经失去了标准。他需要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多加比对挑选。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核实和沟通。
在这个老龄化严重的老小区，青壮年男性人手很少，因此每到一批团购，陈仲伟总要参与搬运分发。最忙的一天，他一边在手机上跟单刷货源和外卖资源，一边帮其他团分发了三波物资。那两天上海的气温攀升上了30度，他们顶着太阳一箱箱搬运牛奶与速冻包子，在小区里来来回回走了三四个小时，忙得没空吃午饭。
他的生物钟变得混乱，工作时间被打散，主要精力都花费在抢菜、保障团购与当志愿者搬运食物上。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许多现实的吃饭需求，就这么活生生地摆在眼前。他的一些外国朋友，由于语言障碍、环境陌生，连续十几天无法在网上抢到一单。他于是也想办法跨区帮助他们。小区里还有一个年轻女孩，租住的房子无法做饭，已经有整整一周靠水果和零食维生。志愿者将女孩拉进团购群后，他每次订餐前总会询问一下女孩的需求。
信息猎手与高效的组织者
陈仲伟曾经在媒体工作了很长时间，如今供职于一家公益机构。工作中练出的大量搜索、处理随机信息和应变组织的能力，在当团长时，统统派上了用场。
他的供应商渠道是通过多种方式搜索而来的。除了官方发布的保供商超，他会在微信群、朋友圈获取其他团长分享的供货方，也在外卖平台找到了一些暂停零售外卖，转卖大批量食品原材料的商家。另外，某些平台店铺的粉丝群聊中，其他群的二维码一被贴出就遭删除，但像他这样时常蹲守的信息猎手会在看到的一刹那保存下来。如此一来，他就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群，有跑腿小哥的群，有团长群，有附近居民的群，这些群随后都成为了重要的信息来源。
疫情中的市场状况混乱万变，他往往可以通过搜索和沟通很快确认，哪些店开着，哪些商家有货，哪位跑腿小哥时间合适、便于合作。他甚至会非常周全地预备备用的供货和配送方案，以应对突发的变动状况。
小汪当团长一如他以往的工作风格，细致严谨，有条不紊，讲究逻辑和流程。例如，在通过群收款发起团购后，他会花大量时间制作一张详细表格，一一记录完成支付的住户姓名、户号、手机号和订购的套餐，按楼栋排序后倒入共享文档，再发回团购群让大家做二次确认，对于未在群内做出确认的住户，他还要再追去一个电话。再比如，他制定了完备的接货分发流程，一个楼栋安排一名志愿者，接货后分批次让志愿者下来领取所负责楼栋的物资，避免聚集，且在接货、分发、住户收货三个环节完成三次消杀。
■ 小汪为团购做的表格。
小汪的团购组织工作总是高效、准确的。仅有一次，在做肉团时，由于输入户名时误把304打成了305，一位邻居没有领到肉。小汪试图找出消失的这份肉去了哪里，他在群里问，是否有人领错或者冒领？一时间好几位群里的年轻人站出来声讨冒领物资的人，还有人主动提出，要到保安室查监控。
那时已是凌晨1点多，小汪还在整理另一个团的表格。他很感谢帮他说话、出主意的邻居，但群里声讨的局面又让他难受。如果不找出疏漏出现在哪里，他会感到愧疚。他在脑子里重新复盘团购的每一个流程，和另一位参与组织的志愿者核对过程，然后又将肉团数据表格与群里的付款记录进行了一次比对，最终发现了问题。他在群里为自己的失误公开道歉，解释了情况，并非常礼貌地请误领了肉的305邻居第二天将肉交给付了款的邻居。他有些忐忑。好在对方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还回了肉。
在成功团下两次蔬菜、一次大米和一次肉之后，小汪总结经验制作出一份团长工作流程图，在朋友圈和社交平台做了分享。他说：“我鼓励大家做团长为更多人做些事情，但成为团长承担的职责是很重的。*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团长，第二，你要想清楚你能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 小汪制作的工作流程图。
■ 以上为小汪总结的团购工作注意事项。
起初居委会对于居民自发团购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持默许的态度。后来，居委显然看到了小汪和团长们在组织团购、管理住户群时显现的能力。有一天，居委将他们喊去开会，向他们提出为老年人采购药品的需求。
小汪很快理顺了思路，提出了解决方案：首先，要让家中本身有药品需求的志愿者来主导此事；第二，建立专门的药品采购群，可以帮忙将500人住户大群中有需求的人引入药品群，再从药品群号召志愿者收集药品需求汇总给居委会，由居委会提供采购渠道统一采购或由志愿者联系跑腿小哥采购。
某种程度上，团长们作为小区居民中的有能力又有热心肠的人，承担了许多居委会的工作。
开团不易
小郑与男友租住在宝山的合租公寓，起初他们以多睡少吃的方式消极抵御食粮欠缺的状况。后来，他们跟着小区里一位老师开的团，买到了79元10斤的蔬菜。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很敬佩团长义务付出的热心肠。接着，小区居民们普遍存量见底，更多自发组织的团购涌现出来。小郑又跟了好几个团，多数因商家资质不全或运输问题最终退款。
接连失望了几次，她打算自己开团试试。她很快就发现当团长远比想象中难。她打了无数电话，官方发布的保障渠道大多已经爆单不送，一些网购平台上的小供应商，需要非常小心地核准资质，常常很容易就能看出是二道贩子。她真是见识到了，确实有人利用疫情敛财。接连几次，她好不容易接洽好供货商，临到头又因缺货或无法配送而流产。她只好把收齐的钱又一一退回去，白费功夫不说，面对大家的失望也不好受。
8号，一个朋友介绍给她一家靠谱的肉类供应商，小区里此前还没有肉团，如果能拿下，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她很快拉人组起肉团，随后又找到资源开了个蔬菜团。
■ 居民在群里询问团购的菜的进程。
在两个团的货送达之前，男友先帮同小区的另一位团长朋友接了一批货，演练了一遍小区内配送。90份菠菜送到了小区门口，他们俩自己把所有菜挨个从货车上搬下来。他没有做过消杀，但物业并不提供帮助。于是，他背起放在门口的一个装着消毒水的压力壶，学着样子把堆在地上的货物喷了一遍。随后，他们在小区里随机找到一辆货车，好说歹说把师傅拉来当志愿者，帮忙挨栋楼配送。
这让小郑和男友对到货后的分发担忧起来。他们没有防护和消杀物资，要在封控小区里搬货、四处走动交接，总是有感染风险的。他们向物业经理寻求帮助，后者明确告诉他们，物业人手不够，不可能帮忙处理团购物资，也没有能力组织志愿者帮忙搬运。
于是12号早上，小郑和男友戴上口罩和随时会烂掉的脆弱的一次性手套，去门口接到了76份肉。他们用自己的一小瓶酒精喷在肉的包装袋上。昨天堆放在门口的一批包含鸡蛋在内的团购菜，现在纹丝不动地堆在原地。这批菜的团长在群里问了一天，还没有组织起负责配送的志愿者队伍。不知道里头的菜品是否被烈日晒坏了，也许团长要赔钱了。
他们借了物业的一辆拖板车，拖着肉走向一个一个取货点。他们在300人的团购群里喊了很久，能否有志愿者到路口帮忙分发，喊了很久，响应者只有两个。还有人不断在群里问：“能帮我送上来吗？”于是那批肉，他们发了三个多小时，光是在楼下等个别姗姗来迟的住户就花了一个小时。
■ 邻居在群里感谢团长的付出。
小郑所在小区里的许多团长，都在做过一次团购添补了自己的物资后不再开团了。只有最早开始做团购的那位老师，以做公益的态度，坚持不懈地持续为居民们开团。不过，这位原本脾气极好、特别耐心的老师，现在显而易见地越来越不愿意回复群里五花八门的问题了。“当团长的都越当脾气越大”，小郑说，“大家都开玩笑说团长还是得脾气差的来当，脾气好很容易被当成服务人员”。
被误解也被信任
西瓜在13日开了新团。他原本不打算再做团长了，但99元5斤的猪肉，这样实惠的价格让他舍不得放弃，毕竟现在肉价已经飙到40元左右一斤。他忙到深夜，突然感到委屈和烦躁。
这天，小区里少数物资储备丰富无需添补的居民，看到外来物资，再次向作为团长的他和负责搬运分发的志愿者发难。他们坚称外来物资可能有携带病毒的风险，怀疑团长和志愿者赚黑心钱。这样的诬陷让他愤怒。群里的志愿者也委屈，他说，“要求不高，尊重我一点就行了”。
他每天几乎要花将近12个小时处理团购事项。物资总是半夜送达，因此夜里常常睡不了觉，他有时甚至一天只睡一个小时。他在团购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老婆也埋怨起来。
西瓜是做宽带业务的，疫情严峻以来，他连客户家都进不了，生意基本停滞。十几天前，老婆的同事来家中借住，几天后被确诊出阳性，转运至方舱。这么一来，西瓜和老婆都成了密接。在家里，他们自行分开生活，老婆睡床，他睡阳台，吃饭也是分开用碗的，他做饭时总是戴着口罩和手套。每次核酸总是紧张，家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
更让他愤怒的是居委会的态度。从一开始，居委工作人员就拒绝加入居民志愿者自发组建的业主群。志愿者发起团购，试图和居委沟通，无人理会，只好通过居委的志愿者转达。居委又通过志愿者回复他，以后开团必须到居委办公室报备，他们拒绝线上沟通，并且说，“物资万一携带病毒，一切由团长负责”。
封控以来，小区里阳性人数不减，居委反复将感染病例与团购关联起来，强调团长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西瓜所在居委会发的通知。
“居委不作为，反而甩锅团长”，西瓜说，“干脆都不团了，饿了就去找居委”。西瓜和志愿者们解散了团购群。
同样暂停团购的还有陈仲伟。4月16日晚，小区下达通知，停止团购活动一周。
更多的居委会纷纷开始对团购进行管理，要求团长开团前向居委会报备，并且全权承担团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天，帮燕青搬运团购大米的志愿者将居委会出具的一份团长承诺责任书发给她看。这份承诺书完全复制了其他小区的模板，连其中一处小区名都忘了改过来。她一看立刻火冒三丈，到核酸检测群里把居委圈出来骂了一通。她说：“我们团长本来就相当于志愿者，我们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情，为什么帮大家采购物资还要我们来承担法律责任呢？明明负责物资保障的责任主体就应该是居委会，这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明确写出来的。你们居委不管，不承担责任，反而要把风险转嫁给团长。”核酸检测群的居委工作人员气得退了群，接着，燕青也被踢出了志愿者群。在此之后，这份承诺书再也没有出现过。
11日，她所在小区突然确诊了两例阳性。其中一位老爷爷向居委会举报了团购。于是，居委会立刻宣布先暂停一切团购，第二天，又拉了个团长群，要求凡是组织团购必须报备，由居委安排志愿者分发物资。
尽管如此，小区居民们还是都很支持团购，他们总是说：“谢谢！辛苦了！”
看到线下的老人
当团购成了上海居民保障生活的重要渠道，不擅长使用手机，搞不清楚微信操作的老年人便一筹莫展。更多的团长与文章开头的周婷一样，想尽办法帮助社区里的老人。
在静安区，陈仲伟居住的这一带小区居民中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上海老住户。年轻的志愿者们分布在弄堂不同区域，各自反映邻近老人面临的困境，有些老人甚至无法自己开火做饭。
陈仲伟在封控的第二周作为团长开了*个团，订购的是20份盒饭。他自己留下一份，又给有困难的老人们，一家送去了一份。团购于团长而言，是靠自己的能力，既满足自家需求，又帮助其他有需求的人。陈仲伟和其他志愿者将助人的原则贯彻得很好。他们专门找居委会要来帮扶对象清单，一一与名单上的邻居确认是否有团购需求，有些不会用手机跟团的老人，便由志愿者代订。
小汪的邻居是一对八十几岁的老夫妻。在小汪团来*批蔬菜后，老人敲开了他的门，礼貌地询问，可否帮他们买一份蔬菜？小汪说，没问题。在此之后，小汪团购时总会询问邻居是否需要。他会耐心地向老人解释，疫情期间的价格肯定是偏高的，但团长帮大家团购是不会加价的。
小汪自己组织团购时，与志愿者伙伴商量好，将分发后多出的、无人认领的物资，送给同小区的独居老人，但分发下来往往一份不多、一份不少。最后，他和其他志愿者便将自己的物资匀出一份，赠予老人。
徐汇区宜山路701弄小区3月29日就开始封控，没有提前通知，许多居民没有时间准备物资。居民西瓜在自己家和小区里许多居民存量见底时，逼着自己摸索着学会了如何组织团购，在各个平台寻找供货资源。此后，西瓜在一周内组织了五六次团购，数量都是一两百份。
其实在开过两次团之后，他家的物资已经足够了。但小区中老年人多，他不大看得了老人受苦挨饿。小区的业主群是他和其他几位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的，聚集了小区中约三分之一的居民，其中包括各楼楼长。楼长会帮助不会用手机跟团的老人代买商品。一些老年住户的子女会将老人的需求告诉西瓜。好几位邻居说，家里老人有疾病，只能吃面食。西瓜便专门开了个面粉团，这个团的参与者几乎都是中老年人。
燕青曾发起了一个专门优先保障老年人的大米群。她在群里请各楼栋的人都去问问，自己隔壁邻居或同一栋楼有没有老年人，是否需要团购大米。结果真的了解到有两位老人，家里只剩两三天的大米储量。
不过，由于第二天居委会暂时停止了团购活动，这个团没有成团。此前，居委负责保障独居老人及8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燕青提出，许多六七十岁的老人也面临手机操作困难的问题，都得问问。居委的人答应，他们会再统计一次老年人的需求。过了两天，街道给每户居民发放了一袋大米，她才放心。
“我就是看不得我们小区这么多老年人没吃的，毕竟我从小是在这里长大的，有感情。” 燕青说。
更多的团长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当危机来临之时，作为社区的一分子，他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寻找对策自救，尽管被误解，也承担了一定的防疫风险，仍然尽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人们不会忘记，2022年春天，上海这一群名叫“团长”的人。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应采访对象要求，周婷、燕青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