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始祖子贡：与天下诸侯平起平坐，将孔子推上圣人之位

在亚洲东方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始终无法绕开，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教育民生哲学，都在这个巨大身影的俯视之下。

这个身影，就是孔子。

在中国，一说到圣人，*就必须想到孔子，这是没有争议的。以孔子的思想为框架，中华民族乃至东亚一些国家的方方面面无不在这个框架之内，不只是相关，更是相生。

之所以成为圣人，靠的是高远的智慧，高尚的人格，超凡的目光，超前的指引，给一个民族塑造性格，给一个国家树立品味，然后几千年都朝着这个方向走，虽然到了近现代，其光芒在减弱，其影响力不再专有，但还是始终有着深深烙印，并且其生命还是在不停生长。

然而，有没有想到，在具备这一切条件的同时，是不是还需要团队的操作？甚至商业影响力的推动？圣人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影响，而是需要外力的推动。

答案是肯定的，必须有团队，必须有商业元素的推动。

孔子的影响力之所以震古烁今，除了他本人具有的圣人品质之外，还有其他推动元素。

推动孔子走上圣人的是什么力量呢？

一

儒门弟子，天下巨贾

孔子是中国古代理所当然的圣人，而在他成为圣人的道路上，是不是就他一个人摸索奋斗出来的呢？

司马迁那里有答案。

《史记》之“货殖列传”给出了答案：“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让孔子大名扬于天下的，是子贡前前后后努力的结果。

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孔门十二哲之一，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比孔子少三十一岁，生于公元前520年。这一年，东周王朝发生兵乱，周天子王子猛忧惧而死。

真正到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程度。

孔子终其一生，都要恢复礼乐制度，要打造一个极高的境界：“仁”。所以他对于弟子的要求，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并不在意他们能不能建功立业，能不能在现实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呼风唤雨，力转乾坤，而是要求在精神境界上有着高度的契合。

所以，在孔子的心目中，毕生穷守贫民窟（没有任何夸张和比喻，真的就是贫民窟），贫困到“一瓢饮，一箪食”的颜回，才是他眼中学霸级别的弟子。颜回死后，每当有人问孔子：你最得意的学生是谁，孔子就会老泪纵横地说：是颜回，可惜死了，可惜死了。

其实，颜回的一生，除了赢得老师的好口碑之外，没有任何建树，没有任何功业，如果不是孔子替他宣传，他就是默默地死在穷巷陋居的普通人。

而对于那个炫目多彩的端木赐，孔子却没有很多赞誉。

孔子嫌弃子贡的地方，似乎是他的经商。孔子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赐也不受命，臆则屡中。”端木赐不接受天命，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判断行情，进行投资，屡屡能够获利。这样的评价，不算差评，也不算好评，孔子承认子贡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是似乎不太赞同他从事这个行业，从“不受命”这句叹息就看得出来，儒家历来主张人要安天命，守天命，不要去刻意改变个人的境遇，但子贡就不太安命。

孔子在闲谈中流露过想要致富的想法，为此当个马车夫也行，但还是不强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一句“不可求”，说明孔子在这方面没有执着的追求，只是不否定求富，但自己不刻意去做。

而子贡在这方面，则跨出去很远很远，超出了老师对他的预期。

子贡的经商活动，是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曹国的国都，是今天的定陶，当时的天下商业中心。与子贡同时代的范蠡，比子贡大16岁，其商业活动范围也在这一带。他们之间的轨迹，应该是有交集的。而鲁国虽然是天下的礼仪之邦，但在经商这一块上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那里的人们“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喜欢商业，争夺盈利，比东周人都还要厉害。

子贡具体经营什么项目，已经无从得知了，应该是根据各类商品物资的价格集散情况，高出低进，利用季节差，价格差，大获盈利。

范蠡是巨富，子贡应该也是在财富排行榜上，具体数额多少，不可能有统计，但是有描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能有庞大的车队，丰厚的礼物和诸侯王公们来往，并且在礼节上也是对等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没有海量的财富，是做不到的。

关于子贡商业经营的直接描述，只能到这里了，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从而能将老师孔丘推上圣人的位置。

二

成立智囊团，周旋于诸侯王公之间，乃至改变春秋局面

子贡不只是在商业上表现出惊人的经营智慧，更是在政坛散发出令人炫目的魅力和魄力。

关于春秋战国时代商人改变诸侯国格局的事例，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吕不韦，其实，子贡所产生的影响，不在吕不韦之下。

很凑巧，吕不韦也是卫国人。

还有商鞅，吴起，都是卫国人。

史书里的子贡，完全不局限在孔门弟子的身份上，他也是一个巨贾，更多的是一个外交家。

夸张一点说，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诸侯版图，被子贡以一己之力给改变了。

在公元五世纪中叶的东周王朝版图上，晋国应该是最强大的，齐国和晋国算是并列，鲁国在一天天滑落，遭受齐国的打压，吴国在兴起，正打算进入中原图谋霸主的位置，已成为吴国附属的越国正在埋头做作业，试图报仇。

晋、齐、鲁、吴、越五国之间，正在经历微妙的变化。

我们尽量压缩一下来描述这个过程。

子贡的使命就是撬动这些变化，加速这些变化，最后彻底变化版图。

首先，是齐国的权臣田常帅师攻打鲁国，而子贡的老师孔子是鲁国人，孔子要求子贡解决这场危机。

子贡必须利用诸侯之间的矛盾，去转移这场危机。他先找到田常，抛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有内患的就攻打强国，这样就可以耗空国内的敌对力量，从而有利于自己把控局势。反之，有外患的就应该攻打弱国。

显然，鲁国不是强国，齐国必须选择攻打一个强国，才能化解危机。而这个强国，*是吴国。子贡的这一番说辞，中了田常的心意，因为他想要全盘操控齐国，但国内很多大臣不服，同时，吴国是南方的诸侯国，正在冒起，很快就将是齐国的威胁，将吴国打回南方去，应该就是齐国的重要战略计划。

田常被说服了，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吴国找上门来主动开战。

接下来，子贡南下吴国，选择了吴王夫差最想要的那块蛋糕：北上中原称霸。想要北上称霸，就必须打击北方的强国齐国，而齐国正在侵略鲁国，你兴师北上救援鲁国，恰好就以这个名义打击齐国。

夫差动心了，但担心越国袭击后路。

子贡说愿意替夫差解决后顾之忧，于是再南下到越国，跟勾践说：只有吴国北上交战，你才有复仇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向吴王表忠心，表示自己是吴国最坚定的后方。勾践照着子贡的主意做了，派大臣文种到吴国去表忠心，于是吴王安安心心地北上讨齐。

最后，子贡到了最北边的晋国，提醒晋王说：吴国要北上威胁您的霸主地位，您要做好防备。于是，提前得到情报的晋国严阵以待。

子贡为了拯救鲁国而制定的这个大计划，很准确地拿捏住了五大诸侯国的期待和恐惧心理。北方诸侯对南方诸侯的防备，南方诸侯国的虚荣心和称霸企图，以及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子贡通过让他们主动出击，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行，调动他们的贪婪，刺激他们的惊惧，从而把整个版图都撬动起来。

结局就是，吴国击败齐国，意犹未尽，继续北上打晋国，结果败于晋国，于是回头，但是遭越国袭后路，于是灭亡。

史书赞叹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这个政治军事大项目的周期是十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项目初始目的是要保存鲁国，但做成的效果是，改变了春秋时期天下格局。

这个过程，不知道史书有没有做过艺术加工，五大国君有没有可能被子贡玩弄于股掌之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该计划迎合了各方客户的心愿，又让各方始终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运转。

子贡在外交上的巨大影响力，不可能不对他的老师孔丘带来有利的影响。

三

圣人的诞生，子贡出力*

关于子贡用自己的力量推崇老师，史书是有记录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一次辩论。

子贡长时期在鲁国和卫国担任国相，颇有影响，一方面是商场精英，另一方面又是政坛骄子，他的光芒覆盖之处，不免会让人觉得他超过了老师孔子。

这种观点颇有市场，例如鲁国的实权派人物叔孙武叔，就公开说“子贡贤于仲尼”，即子贡比孔子强。这一类的言论，确实在当时有很大的接受度，因为就表面而言，子贡拿得出手的成绩确实比孔子多，也更容易被世俗所肯定。

子贡慌忙打了一个比方，好比一座建筑物，我的外墙就只有肩膀那么高，里面的一切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我恩师孔子的墙有几丈高，一般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丰富和美好，“不见宗庙之类，百官之富”。

他用一个比喻，奇妙地道出了老师的伟大为什么不被人看到，那是因为维度太高，一般人的认知涉及不到。

在读《论语》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子贡这个比喻是理所当然的，却不曾代入那个年代，设身处地去想想那时候的社会心理，一个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处处开花的优秀弟子，一个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老师，短视的人们更膜拜那个在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所以子贡才费力地辩解，可见他当时的受欢迎程度有多高。

这种在贵族队伍里的辩解，其实就很好地推高了孔子的地位，逻辑是这样的：我都这样优秀了，我老师的优秀更不可想象。

同时，子贡能和天下诸侯平起平坐，在他带着豪华车队穿梭于晋楚齐鲁吴越等国的时候，他显赫的身份上带着“孔门”的标记，无形当中也提高了孔子的身份，更何况在各个外交场合，他必须要屡次提到自己的恩师。

子贡有着商人的低调，从不把自己置于恩师之上，从不去质疑恩师心中*的那一位师兄，在师生互动当中，子贡总是恰如其分地挪出位置给别人，例如有一回孔子问他：“你跟颜回谁更优秀？”子贡的回答很让孔子满意：“我怎么敢跟颜回相比，颜回闻一知十，我不过闻一知二”。

师徒之间的配合很默契，老师知道这位学生是在世俗功利上最有成就的，但是碍于你商人的身份，我不能太捧高你，以免让孔门有财团的铜臭味，要保持学术的纯洁性，所以子贡每次高谈阔论时，孔子总会适度打压，“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子贡也不觉得委屈。

子贡又有着商人的务实风格，尽管老师偶尔地不待见他，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为整个团队服务，尤其是关键时期化解危难。当年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遭遇围困，缺衣少食，四面豺狼，尽管团队里面只有孔子和颜回表现得最有风度，然而，最终搬来救兵的却是子贡。子贡以自己的影响力，使楚昭王兴师前来解围，成功救出孔子。

子贡被誉为儒商之祖，他的出现，其历史意义在于增强了儒家学说的说服力。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儒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误会，认为儒家迂腐，不变通，繁文缛节，徒耗人力物力，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就是这么指责儒家的，总之，很多人认为儒家不实用，作为精神导师还行。

但子贡的出现，很好地撑起了儒家在经营方面的高度，在孔门，照样能出家财万贯、出将入相的人物。儒商并不是儒和商的简单相加，而是儒作为大框架，商作为产出物。儒和商并不矛盾。

所以说，子贡这个历史人物，他的价值不只是商业经营价值本身，或者说留下什么经营之道，而是丰富了儒家的内容，也丰富了商家的内涵，也促使后人更加深入去挖掘探索儒家，认识到儒家深邃渊博的一面，从而构建具有中华特色的商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