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16岁的黄玉明走出福建大山，跟着老乡来到大城市里，开启了农民工的生涯。
浇水泥、砸钢板、挑红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到逐渐扛起家庭重担的丈夫，再到年过花甲的老人，仿佛一眨眼的功夫，黄玉明在建筑工地上度过了46年的光阴。
“最开始，身边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家没日没夜卖力干。一天能赚到接近2块，够买2斤猪肉。”黄玉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那会日子虽辛苦，但有盼头。
身边的工友曾邀请他一起进厂，说那工作体面，黄玉明拒绝了，“我们工地上给钱多”；熬了几年，靠着自己在外务工的积蓄，黄玉明回乡盖了两层楼的小平房，别提有多骄傲......
岁月不饶人。如今，仍在工地一线的黄玉明已经62岁，即将面临大龄农名工告别建筑工地的窘境。
据工人日报3月18日报道，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发文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
其中，上海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天津则要求施工单位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的词条，一度登上3月18日的微博热搜榜*。有网友发出感慨，“如果不是形势所逼，谁会在60岁的年纪还在工地上奔波忙碌”。也有网友建议，“分岗位限龄，给个缓冲期，切莫一刀切”。
而故事的主角——超龄农民工极少在评论区中露面。3月18日，时代周报记者走访某处建筑工地，发现与网络上的热烈讨论不同，大龄农民工对于这则新闻少有耳闻，他们仍旧埋头工作，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我们还是主力军”
清晨5点，天微微亮。头戴黄色头盔、身穿安全服，手上提着一袋袋馒头，数十个农民工聚集在马路边上，等待工地大门的开启。
黄玉明也在人群中，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突然，一条新闻播报进入了他的视野，“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超龄农民工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不让60岁的农民工上建筑工地？那到时候没人干活咋办？”在黄玉明看来，身边大部分工友的年龄都是50岁起步。现在还愿意上工地，基本是那些年龄大、仍生活有负担的人。
在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群体老龄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40多岁在我们这里都算是年轻人，30几岁的更是稀罕，十个人中找不到一个。从20岁干到50、60岁，我们这一群人还是主力军。”黄玉明说。
40岁的小李算是工地的“稀罕物种”。因长时间曝晒，小李的皮肤变得黝黑、皲裂，裤腿上沾满的灰土印子洗刷不去，头戴一顶头盔，站在土黄色的沙地上，让人一时间分不清他就是黄玉明口中的“年轻人”。
这是小李开年后*次找到活儿。“年龄越往后，开价合适、劳作强度适中的工地活儿就越不好找。”小李感慨，找工地的活儿更多时候要处好工友关系，老乡带老乡。
工地上的活儿是有期限的，手头上的还没做完，就得开始找下一个活儿。“干得多，一年能有十几万块，活儿比较少时，一年也就3万块左右。”
这种不确定性劝退了不少人。曾经和小李一起来到工地的同龄人，撑不了一年，全都离开了，他们或是去送外卖，或是进工厂。
“工地没多少年轻的，想正常聊天、打游戏找个伴没有，每天做完工就睡觉了。”小李说。
农民工群体越来越老龄化，不仅仅是建筑行业的特例，也是整体趋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离不开的工地
开发商在工地附近买下一栋旧楼，包吃包住，黄玉明和工友就住在那儿。
一间约50平方米的宿舍，住了7个农民工，年龄基本都是60岁起步。餐桌上，摆放着西红柿鸡蛋汤、一盘炒腊肉、两盘青菜，三菜一汤是农民工们最常吃的伙食。
过去，黄玉明在工地上，从事高空作业的工种。随着年龄增长，他被包工头换了下来，做一些简单的浇筑和砌砖工作，收入也随之减少。
“一个月31天都不缺席，下雨也接着干，到手顶多6000元；如果一周偷懒那么两三天，就只剩下4000多元。”黄玉明如此形容现在的收入。
黄玉明的经历并非个例，在上海、天津等多地的建筑行业的大龄农民工群体也面临相似的处境。
“考虑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等高危特点，超龄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都与风险要素相关。”针对超龄农民工问题，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安全科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认为。
超龄和事故的确存在一定相关性。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
劳动力市场天然的优胜劣汰，并不青睐大龄农民工。
有包工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根据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劳动能力，工地给出的薪水会有所不同，即便没有相关政策，也自然倾向于选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但近几年，招工越来越难，在没有明确政策要求的地区，对农民工的招工条件自然会放松些。“安全*，但老乡拖家带口着来，总不能放着，只好安排点轻松的活儿干。当然，钱肯定不会多。”前述包工头说。
尽管钱不多，但黄玉明仍然需要一份微薄的薪水来维持家庭开支。
“得干活啊，不干活不行。我们这群人就是一辈子劳碌命。”黄玉明感慨。相比于“苦”和“累”，他们更怕赚不到钱。
黄玉明家里还有7口人，儿子去年刚贷款买了房，大女儿生了二胎，开销变大。每个月，他只留几百块生活费，剩下的钱就往家里寄。
“我现在虽然老了、眼睛也有点花，但身体还硬朗着、手艺也还在，再干个几年没问题。”黄玉明掀开衣袖，露出手臂上的肌肉，试图展示自己仍然年轻，但脸上隐隐若现的老人斑和头上肆意生长的白发出卖了他。
向哪转型？
“如果没法在工地继续干下去，你们会选择去哪儿？”面对这个问题，多数大龄农民工的回答是：回老家种田。
这样的答案或许简单，但背后是无奈与心酸。“不出来务工，收入减少了，家庭如何维持？”黄玉明说。
事实上，很多大龄农民工并不是闲不住，而是不能闲。 一方面，农名工“老而不休”现象频繁出现，除了要打工补贴家用，还得在打工间隙承担照顾子女家庭的重担。
“孩子已经够难了，要帮他们减轻压力”的话经常这些大龄农民工挂在嘴边。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安全科负责人强调，超龄员工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而工地其他辅助性岗位，比如保洁、保安、仓管等是不受影响的，也希望施工方为超龄农民工提供更为周全的安排。
也有媒体发表评论称，“不宜搞‘一刀切’，将所有超龄农民工都辞掉，应根据个人身体健康情况，分类施策，做妥善安置......”
对于农民工来说，时代的车轮早已离他们远去，向哪转型成了一个难题。
黄玉明不是没想过换个行业呆着。去年，他曾应聘过一个小区保安，却遭到对方冷眼，“60岁以上，我们不要”。
这一切，小李都看在眼里。他决定做完这个项目就去送外卖、或者进工厂。再不济，回老家当个工匠，也能混个温饱。
“趁着还年轻，赶紧转行，走出这片工地。”小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