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年初三，安徽省宿松县人民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接到一例武汉务工返乡患者的影像检查申请。
影像中心在初步诊断后，通过影像云远程医疗平台向安徽省影像诊断会诊专家团队发起了远程会诊申请。在另一边，安徽省医学影像质控中心通过平台查看患者CT 图像，做出了“两肺炎症，考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会诊意见。
随后，该患者被立即隔离收治入院，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疫情发生以来，该平台平均每天开展远程影像业务3000多例，共有135个远程影像团队为823家医疗机构提供了16.5万例远程影像会诊服务，有效降低了疫情传播的潜在风险。
“绿码走遍天下，红码寸步难行”这是疫情期间全国上下的真实写照。
自新冠疫情的爆发以来，全民“禁足”，人们减少出行，街市较平时变得冷清。但另一条看不见的互联网信息通道却变得愈发繁忙。远程会诊、全预约诊疗、核酸检测预约、发热门诊监测……智慧医疗产业迎来了全面爆发。
从过去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远程医疗”，医疗产业的变革进行的迅速而又猛烈。
一、传统医疗「倒计时」
在西安市西京医院门诊大楼外面，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
每过中午，楼外租躺椅的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张租金10元，押金200元。晚饭时分，还会出现三三两两的“号贩子”，本来只要14元的专家号，在他们手里要300元到500元方能“成交”。
老冯是其中一员。身披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手拿一个绑着红丝带的不锈钢马扎，是他这个冬天的标配。老冯的老伴患有糖尿病，每周的常规检查不可避免。
挂号的时间总是十分漫长，厚厚的军大衣和马扎可以让提前排队的老冯不至于挨冻和腿脚酸痛，而为何要榜上红丝带，老冯说，“因为带马扎的人太多，上一秒撒了手，下一秒可能就找不到了。”看得出来，这是经验之谈。
事实上，挂号是医疗最基本的需求，对于“挂号难”这样的现象来说，西京医院不是个例，全国各地都能找到相似的情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引进了医疗信息化技术。
当时，少数有条件的大型医院，购置了计算机软硬件，建立IT系统和数据库，用于改进医院管理工作流程和推动效率提升。这就是史上最早的智慧医疗1.0时代。
最初的智慧医疗，主要集中于医院的财务结算系统，以及药品等医疗物资的管理系统。
然而，这样的医疗信息化更多地是以“医生为中心”和“以医院为中心”。可谓“治标不治本”并未触达到患者的需求。
不少人开始思考一个本质的问题：患者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
在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但由此一来，卫生服务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的矛盾日益突显。
目前，由于三甲医院大部分都分布在省会城市，所以先进的医疗器械和优质的医护资源也都集中于此，这就自然导致了大量的患者涌入这些医院。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医院的一些专家医生每天有挂不完的号，而就诊的对象或许只是个感冒患者。
另外，加之农村和城市社区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和全科医师，这使得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无论大小病都要涌向大城市、大医院就医的观念。
根据数据统计，在西安，有27家三甲医院，但看病难的问题依旧存在。据统计，日均上千多人奔赴西安就医，毗邻的渭南、咸阳每年有1000多人次，甚至感冒发烧都要赶赴西安就医问药。
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而其中30%的医疗资源又分布在大医院，可以看出地区之间的卫生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同一地区不同等级的医院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差异也很大。
从职能来看，诸如三甲医院的本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却如今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不仅造成看病难、看病贵，还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事实上，“三长一短”（挂号、看病、取药时间长，医生问诊时间短）的难题、以药养医的畸形发展、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让传统医疗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进行改革，必然将导致医患关系问题的进一步升级。
以上这些问题，只是传统医疗的缩影。
二、互联网医疗，“隔靴挠痒”背后
2015年，中国成立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开创了中国“互联网+医疗健康”创新模式的先例。
在“互联网+”的发展浪潮中，以腾讯、阿里等为代表互联网巨头，带动了互联网医疗的飞速发展。彼时，互联网医疗被投资界一片看好，移动医疗成为新的创业风口和新兴的资本宠儿。
这期间，一大批互联网医疗企业飞速发展，电子化病例、线上寻医问诊、线上送药、电子医保等相关企业飞速发展。服务模式也开始转向“以患者为中心”。
然而经历了2014、2015年的互联网投资热潮后，资本开始回归理性。2016年，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们随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资本寒冬。
2016年 5月18日，药给力因“融资和公司资金压力”，宣布停止其主营的“1小时良药送上门”业务，倒在了B轮的门槛上。2016年8月2日，号称“移动医疗*股”的就医160传出裁员1/3， 3年亏损近亿元，创新事业线被撤销。
同年8月15日，寻医问药也被传裁员50%，后回应称因公司认为需长期布局，裁减了母婴和移动医院两块业务的全部人员。
根据《互联网医疗生存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2011年以来成立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获得投资共有533家，其中38家已经确认停止运营，28家疑似“死亡”的企业经过核实虽然确认仍在运营，但其APP应用、公众号及网站已长时间未更新，能坚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这38家停止运营的企业获得的总投融资额总量超过了1000万美金，其中有首家拿到A轮融资的送药O2O企业“药给力”，总计获得了166万美金投资。
这些企业无论在品牌影响力还是用户数据上其实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最终却难逃失败的厄运。
究其失败的原因，不难发现，当资本不再狂热于移动医疗领域，进入谨慎的观望期。缺少了资金来源，当时互联网医疗企业的痛点问题被暴露无遗。平台难以实现盈利、同类平台同质化严重、项目规模效应不足、使得这些企业面临着生存困境。最后，成为企业寒冬来临之际的“致命一击”。
然而，当时互联网医疗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如此。虽然互联网医疗仍有无限机会，但以当时状况来看，绝大多数企业尚未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
以“春雨医生”为例。春雨选择了“轻问诊+挂牌合作”的轻资产模式，2015年5月，春雨医生宣布在五个重点城市先开设5家诊所，截止2016年，春雨诊所签约数量确实已超过300家，然而受到线上线下导流困难、医院合作模式、医保报销等问题的影响，多数难以实现实际运营。
医疗消费属于低频性消费，且用户支付意愿低，能不能实现长期盈利，不能仅仅依靠”互联网+“生搬硬套的运营模式，还需要考虑深挖用户需求、切中用户痛点、打通线上与线下，结合更多的领域进行探索。
除此之外，在“春雨医生”的案例中，社保报销、医疗保险与移动医疗系统、医疗支付制度的对接问题也是其发展受阻的一大门槛，影响着互联网医疗朝纵深继续发展。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互联网医疗没有出路，相反，行业恰好需要经过这个冷却期进行反思，如何完善医疗产业的服务体系和建设医疗产业生态。
三、医疗产业的第三次「拐点」
每一场刻骨铭心的产业变革，都需要一个契机。
2020年春节，一片欢腾之际，谁也没料到新的一年会以这种方式展开。新冠疫情作为*的黑天鹅事件，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停工、停产、停学，街上一时间变得空无一人，经济更是下行至冰点。在生产、消费、贸易等活动都面临萎缩的同时，疫情却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大数据技术在疫情监测、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不同场景，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健康码”成为了疫情时代的个人通行证，管理着每个人的健康信息，为企业的复工复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20年春节期间，我国在线问诊的最高峰达到671.2万人，与2019同期相比，*涨幅接近160万人，涨幅高达31%。
在此基础上，政府不断出台利好政策，打通了此前制约数字医疗发展的医保统筹、支付等关键环节，例如最近的网上问诊后医保报销处方药。
另外，2020年，上线提供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服务的公立医院，从疫情前的170家迅速增1,000余家。与此同时，线上平台注册医生也突破100万人，且医生在线上非常活跃。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共有5,000+专家参与线上直播，总计时长突破7,000小时。
阿里健康在线义诊平台上线4天内，访问量达到160万人次；截至2月11日，平安好医生平台访问量，达11.1亿人次，App新注册用户增长10倍，新增用户的日均问诊量增长9倍；截至2月10日下午15点，微医互联网总医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免费义诊专区访问量超过9702万，集结2.6万名医生在线接诊，累计提供医疗咨询服务116万人次。
从消费者端观察，过去三年数字化医疗用户平均增速高达30%，截至2019年底中国数字化医疗用户规模已接近移动互联网总用户数的七成，达到6.2亿。
数据显示，疫情爆发初期，用户对数字化医疗话题关注度较疫情前平均关注度增长超11倍。随着疫情逐渐稳定，用户对于数字化医疗的整体关注仍保持在疫情前3倍以上的水平。
资本市场也迎来了融资热潮，据IT桔子、天眼查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数字医疗赛道共发生了692起融资事件，累计融资额达1335亿人民币，是仅次于生物医药的第二大领域。
突然袭来的病毒成为了推手，使数字医疗在人群中的接受程度也大大增加，人们被动地接受了医疗数字化的普及；医院被动地打通了医疗机械、医疗系统、医疗服务等在内的诸多数据孤岛；政府被动地打通了各个医疗保障环节。催化出来一个新的产业变革的“拐点”。
从医疗信息化到医疗互联网化再到医疗数字化，每一次技术革命，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每一个时代的更迭，都是创造智慧医疗的进步之匙。
医疗的数字化转型不是为了转型而转，而是从医疗的业务需求出发，从为患者的服务需求出发，重构业务流程，把业务流程与信息系统深入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