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海归废物

1947年，钱钟书出版《围城》，书中主人公方鸿渐涉猎广泛却无一专长，留洋归来后逐步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好人。今日，也有那么群人自嘲为“海归废物”，不过他们的迷茫与方鸿渐的又有些不同。

我无意间在豆瓣刷到一个帖子：政治学海归，25岁，在沪待业。家中厂房一年租金可达千万左右。苦于是夕阳产业，不想接班。无不良嗜好，爱电影爱文学。他觉得自己跟三和大神并无区别，只是更有钱。期待上班，否则对行业的认知一片空白，投资都不知道投什么好。

虽然他家的租金实在可观得过分，但其中不少关键词却让我感到熟悉，似乎身边不乏这样的人：生于浙江， 定居上海，人文社科专业海归，制造业二代，正在步入青年危机。

海归废物不一定真的废，只是他们不大符合主流的期待。首先，很多人毕业工作后还需要父母接济，无法自食其力；其次，他们迷失在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之中，既没有像身边同学那样进入高薪行业，也没有创业或投身于文艺；再来，当江浙一带的制造业逐渐没落之时，他们也放弃了接班的选项。在这一重或多重的因素下，大家自嘲为“海归废物”，在海归和废物两个身份之间形成了微妙的落差感。

联系上发帖的Allen（化名）之后，我们开启了一场江浙沪海归废物之间的对话。

“废物”

Allen常常觉得，他就像《飘》里的阿什利，温良恭俭让，却毫无用处。

用Allen的话说，自己念的是——比文学更没用的政治学。在纽约五年、香港一年，花费超过四百万，现在找个一万月薪的工作都困难。他开销也不大，不爱车不爱潮牌更别说黄赌毒了，连玩游戏都没氪过金。*的爱好也就是买买书，他最近还去书店打工，200元一天，很够花。

只不过，自嘲是海归废物的他，在父母眼中，却是另一副优秀的模样——学历好，人品佳，样子摆得出去。念着在职博士，爱看书却不nerdy，情商高，待人随和，酒桌礼仪样样不差，很讨长辈喜欢。

Allen的父亲找他交底：“你有这样的平台，要是不做出一番事业就是废物了。”

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Allen最近正在考公务员，国考、省考都报了名。人类学家项飙在《十三邀》里说过，除非企业做得特别大，必须让孩子接班，一般浙江尤其是温州的企业家父母对子女的职业*其实是公务员，你问他为什么，就是安稳、体面。

Allen的父母也这么想。但Allen并没打算能考上公务员，他笑说：“去考，就是一种交待了。”

他从来不喜欢数学，对数字极其不敏感，因此Allen没有进入金融、科技行业，也没读相关专业。没想到，考公都避不开数学，于是当他刷数学题刷到崩溃之际，在豆瓣发了一篇名为“青年危机”的帖子，评论区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他凡尔赛，有人说如果像他这条件自己就念哲学了，还有的劝他当学者。

这就是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的日常，疫情这两年变得更热闹了，很多有过海外经历的人在这里吐槽自己的压力与迷茫。目之所及，最多的那种抱怨就是，职场太内卷，女性被催婚，回国的想着归海，没回国的又眼红国内的机会……满屏幕都写着三个字——不甘心。

有人心存落差，不甘心名校毕业，薪资平平。可他们难道不明白，如果一个人毕业五年、十年后还在吹水自己的学历，大概你也不能高看他一眼，因为这意味着在毕业后的时间里，他并未作出什么值得称颂的成绩。学历高过天，可能也只是伪精英。

有人进入金融、科技行业，却抱怨加班加到惨绝人寰，内卷卷到欲哭无泪。可这难道不是你的选择？说到底，全世界每个行业的老板都在买你的时间与价值，只是哪里的性价比更高一些。也许同样做金融，香港税收更低；做互联网，谷歌让你的工作、生活更平衡。但既然你追求高薪，无论以何种方式，你就已经甘心被买断，又何必怨声载道？加入这场内卷游戏，是你自愿，与人无尤。

至于有些人既想要海外的岁月静好，又想要国内的众星捧月，不过是贪婪。连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唐诺都说，世界通用语言是金钱。如果不缺钱，上海、伦敦、纽约哪里不能取悦你？又何必执着于住在哪里。当然缺不缺钱，可能又是薛定谔的钱，毕竟在有些人眼里，钱是从来没有够的那一天。

因此，以上“海废”论调通常令我反感。焦虑的背后，本质都是欲望。这些人没有勇气做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他们想要在人群中永远保持优越感，甚至延续到下一代。反倒是Allen的烦恼更质朴，因为他很舍得做一个主流以外的人，而我也有些共鸣。

由于还没真正上班，Allen仍然很迷茫。有时候这来自于同辈压力，身边的人加入了海外大厂。而他试着创业，却发现自己除了出钱，在公司里没有任何职位适合他，随时可以被取代。

同时，他也接受着父母的资助。Allen说：“三和大神是做一休三，我是讨一休三十，向爸妈讨一次，能生活一个月。其实我兼职的工资完全够我平日开销。但父母会打钱，给我的卡做流水，为了之后买房，他们也相信我不会乱花。”

Allen继续迷茫着，不过他打算明年去工作，不为薪水，只为了解行业的趋势，至少未来投资也有点方向。

上周日他结束国考后，发了条朋友圈：算完了发现四个选项都不对。他的父亲在留言里回复了一个咧嘴笑的表情。大概，Allen和数学的缘分已尽。

他理想中的生活，只是住在一个随处有地铁的城市，像伍迪·艾伦那样，和一个人在路上走走停停，调侃中产阶级的虚伪，吐槽现代社会的一切。

危机

两年前，我在Financial Times实习，某天去参加一个早餐会，人口经济学家Charles Robertson建立了模型以预测全球不同市场在2020-2030期间的表现，他的模型部分挑战了IMF的主流预测。提及中国时，他指出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已经显现，在中国投资变得越来越贵，亚洲其余新兴市场将复制中国过去的增长速度。

一边听着，我一边切开了班尼迪克蛋，橙黄色的蛋液与荷兰酱融合在一起，淋淋漓漓，滴在洁白的瓷盘上，落日的颜色，迟迟暮暮。那些许多个挂着一轮夕阳的傍晚，我曾目睹集装箱一个一个运出去，生意也一点一点做起来。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历经次贷危机的风波，再到贸易角力，又有了后来的疫情。将近二十年后，中国制造业日薄西山，确实成了夕阳产业。所有生意，都有限期。

Allen并不排斥接班，他的母亲也曾想让他回去做外贸，到各国参加展会找订单也不是难题。他说：“我不傻不笨，有学历，会外语，也会交际。我有时候跟我爸说，我也不是那么不愿意接。但他就是坚决说不，如果真是一个大企业，可以给我。但这个产业，连他这样的能人都搞不定了，更不要说给我。如果真要接班，高中毕业就可以来接了。不如把工厂留在那里，租给别人。”

Allen很接受父亲的设定，他自陈对制造业半点也不懂，对数字不敏感到阅读障碍的程度，给他也接不住。

现实的确是，很少有制造业二代继续接班的。这些人在科技公司的，有；进入VC/PE、投行的，有；创业的，有；创作的，少有。

我身边散落着各种故事：

A家，儿子在上海的游戏公司工作两年后，回宁波接班，却很难适应工厂的节奏，照他这样，不如自己创业做游戏公司。

B家，女儿结婚后，女婿逐步接手家里的生意，但也许不够能力，两人带着孩子定居澳洲。

C家，儿子回国后在银行工作了一阵子，现在父亲给了他一千万去杭州创业，成了*，没成也算给过机会了。

我在媒体工作一年有余，目睹那些新消费、科技赛道的初创企业动辄估值几亿美元，似乎全球日日都在上演新一轮的造富运动。相较之下，夕阳产业确实没什么前景，甚至危机四伏。

这中间你又会遇到不同的人，和他们对话。有人确实因为产业太大而必须接班，但集团上下都等着他做出成绩，他的一举一动也同步牵涉着股价。有人明明可以当个自由的作家，创业后时时得为盈利烦恼。还有投资人感慨，创业真的很难，千军万马最后能出来几个。

事业？像亦舒说的，十年寒窗，十年苦干，再加上十足十的运气，才能成就一份事业，大多数人能有的，只是一份职业。

作为经营者的艰辛，从小我也耳濡目染。记得有次跟朋友及其父母出游，公务员家庭，有只虫子飞进了车厢，他的母亲尖叫了起来，十分惊惶，像一个小女孩。我当时很震惊，因为这样的场景不可能发生在我家的任何一位女性身上。我想，他的母亲一定被保护得很好。

毕竟，如果一个人要思虑流水、盈利、员工的薪水、订单的多少、交付的日期……保证一个公司的正常运转，她又怎么会为了一只偶然进入车子的飞虫而惊惶呢？

因为这一层，父辈也并不希望你这样辛苦，他们认为在一些无意义的工作上过于忙碌而换取高薪并不值得。而我本人自由散漫惯了，从小不喜欢管别人，也不喜欢被人管，似乎天生适合自由职业。只不过，我的母亲时常告诫我，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娱乐至死的东西上，多花时间在阅读和运动上。这点自觉我还有，人文学科没有用，却多少让我有了鉴赏力，我也长期以来养成了只看好东西的习惯。

而我的父亲则遗憾，我念了国际关系却没有用上。我很想告诉他，《走向共和》里有人说严复也曾在留学的时候对全球格局高谈阔论，回来后却只做了《天演论》的翻译，我也不是没有过高谈阔论的时候。晚明的张岱，人人都只当他是江南子弟，《陶庵梦忆》传了世，却不知他的志向是修史，完成《石匮书》。中国读书人，壮志未酬的，向来很多，失意者一般都回归到文学里去。

对我而言，持续关注Rachman、Krugman的专栏，已经是一种自我修养了。哪天去古巴旅行，我或许能讲上一段古巴危机的来龙去脉——肯尼迪政府临时成立的战略小组里提出六大解决对策，最终空袭、陆地进攻都被否决，而选择了海上封锁，这是由于冷战背后的美苏军事实力差距以及双方的信件斡旋，从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表现出了克制才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我能在遗迹前娓娓道来这样一些历史故事，这个学位或许也已经报效。

凡事只谈兴趣，不问结果，就很美好。

局外人

20 years of schooling and they put you on the day-shift（20年来的教育最终让你堕入朝九晚五之中），鲍勃·迪伦曾写下这样的歌词。这位音乐人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仍然展现了他的思想性，批判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可惜，没有人听他的，大多数人都掉入了朝九晚五的陷阱。

我、Allen、豆瓣“海废”小组的人都自嘲"废物"，世俗标准下的废物，而世俗*的标准就是——钱。毕业后没有进入高薪行业，即谓之废。一辈子不挣钱，也谓之废。但是，一个唯钱而论的世界，难道不正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吗？

没错，我所念的文学、新闻、国际关系全无用处，但正是这些学科给了人勇气去对抗荒诞。加缪告诉你，做一个认清荒诞的局外人，也并不可怕。

我在今年花了三个月去写作，体验了拥有全部的闲暇是什么感觉。经历了一段创作期后，倒开始意兴阑珊，反而期待去上班。这时我才发现，敢于全职创作的，才是勇士。因为当你获得了全部的自由以后，你便十分倚赖自律，更加要承受的是——那种与主流社会脱轨的寂寞。

那阵子，我常看杰夫·戴尔（Geoff Dyer）的散文，他从牛津的文学系毕业后就没正经上过一天班，从*步就拒绝踏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本以为他这样的日子很逍遥，却发现经年累月的逍遥根本需要无限的勇气。对于杰夫.戴尔来说，他不像普鲁斯特、托马斯·曼这类可以靠家产写作的作家，他是需要解决生计的。他的年代，纸媒发达，专栏稿费就够他过日子了。其次，他需要消解的是孤独以及未成名时别人觉得你无所事事的目光。

尽管杰夫·戴尔不可能去过另一种生活，他也不免在罗马的废墟里变成废墟：“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我一直在拿自己开玩笑：早年的抱负与学业训练早已被懒散与失望消耗殆尽；我没有目标与方向，比起二十岁甚至三十岁的时候，我更加不知道自己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我本人马上就要变成废墟，对我来说，其实也不错。”

虽然很多人都在抱怨上班，但多数人过的上班生活，反倒让他们一直享有安全感。而创业意味着风险，创作则需要才华，没有多少人能做得来。

我不知道李安在那些寂寂的日子里会不会偶尔产生有如杰夫·戴尔这样的叹息。十年一觉电影梦，尽管妻子全力支持他创作，但成名前总也会忍受旁人的冷言冷语。寄情于做一个家庭煮夫，接受妻子的资助，李安倒也很勇敢。

钱，总不该成为创作的羁绊。我不像张爱玲，执着于还了母亲的钱。对于接受父母的资助，我已经很坦然。因为我自有一套逻辑。当年看《纸牌屋》，我只记住了一句台词，凯文·史派西转头直视镜头说，这个世界上分为两种痛苦，一种全无用处，一种让你进步。

我想，生活质量是不能下降的，也没有必要。何必去体验物质的匮乏呢？那种痛苦对人毫无裨益。

真正的痛苦应该源于创作的痛苦，你回望文学的长河，尽是一座座高峰——李商隐的诗最迷离，后人惋惜“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李煜的词既白且痛，王国维作评“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红楼一梦惊天下，曹雪芹于小说上大概已经写尽；难得张爱玲仍能在红楼一脉上融合现代意识流，古典又洋气，开辟她的天地；论杂文，再没人能有鲁迅的犀利；论散文，木心的灵动，董桥的精雅也一一在旧时月色中退场……每当你落笔，如果你有任何创作上的野心，你要面临的就是，挑战他们的痛苦。因此，哪一条路都不好走。

所谓陷入青年危机的江浙沪海归废物，可能从来没有想清楚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的叩问：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想清楚这个问题，所谓废，也就不废了。那些遵从天性而作出选择的人，总不该被称作“废物”。让创业的去创业，创作的去创作，上班的去上班，谁也不必揶揄谁，天下太平。

至于迷茫？我有加缪，还有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