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双减”政策之后，中办国办又联合发文了。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此消息一出，迅速在朋友圈刷屏。有人直呼：“成人职业教育赛道崛起的机会来了！”不过，也有人直接泼冷水，称“成人职业教育行业离强监管估计不远了”。
如大家所知，成人职业教育细分赛道众多，比如职业考试、技能培训、求职辅导、企业培训等等。那么，此次新政究竟利好了哪些细分赛道？从业者与投资人对新政有何看法？职教行业的“春天”真的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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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振奋
据「子弹财经」多方了解，自职教新政出台后，业内人士的普遍情绪是乐观的。
“（《意见》）让我对职教政策环境感到更坚定更清晰。”腾讯教育副总裁、腾讯课堂总经理郑洁向「子弹财经」表示，新政为职业教育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调、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对行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我深深感受到了国家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心和力度，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努力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且学而有效’这个美好愿景的信念。”郑洁说。
因职教利好新政感到振奋的不止郑洁，还包括某校外培训机构高管冯昊，当他看到职业教育新政策的消息时，内心十分激动。“职业教育崛起更有盼头了。”他向「子弹财经」感慨道。
首先，新政发布的主体更权威。以前，教育政策发布的主体往往是教育部或其联合其他几大部门，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在实际中得到有效落实。“比如，几年前就有政策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能超纲超前教学，一次性收费不能超过三个月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多机构并未严格贯彻执行。”冯昊坦言。
而此次新政发布的主体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其权威性以及重要性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中办国办属于不讲空话、说到做到的机构。“由它们联合发布的‘双减’政策尚在积极推进中，执行之严格、力度之强大，足以令外界为之一振。”冯昊称。
其次，职教领域有望迎来一众资本的集体涌入。
如大家所知，受政策监管，K12教育行业几乎全军覆没，素质教育赛道虽成为很多教培机构转型的方向，但前景尚不明朗，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政策监管地带。反观，职业教育相关政策以利好居多，此次重磅新政无疑会提振投资人加码成人职教领域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有望获得更多优质资源倾斜。
因为要实现此次新政提及的多个目标，需要高校、企业、资本等多方协同合作，政府作为发起方，势必需要向职业教育行业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当我看到职教新政策的消息时，感觉自己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刘媞向「子弹财经」表示，“‘双减’政策发布后，很多圈内朋友甚至一些产业界人士就曾找我们交流关于国家对职业教育会不会也实行相应的强监管措施的话题。直到此次新政的出台，让我们感受到国家是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这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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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理性
不过，在振奋的同时，刘媞也和大多数从业者一样，保持着冷静理性的态度。
毕竟，即使有新政的利好在前，“如何让企业与高校两个组织协同合作”却仍是横亘在职教从业者面前的一个大挑战，尤其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据刘媞介绍，尽管像慧科这类产教融合型企业很了解用人单位需要怎样的员工，也清楚高校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教融合型企业只需简单地将二者做一个直接对接。
如何让高校真正理解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需求极其重要。“这是一种文化的融合，要知道，很多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到高校任教，他们在社会视角以及体感视角上会有一些缺失。”刘媞说。
此外，产教融合型的参与方还需要破除“高校热，企业冷”这一怪象。
刘媞提到，高校虽说十分清楚自身的教学体系需要被改进，但其热衷于合作的通常不是中小微企业，而是或大企业或行业有品牌的或当地的龙头企业。
可问题是，往往这类企业本身经营优秀，基于市场竞争压力的考虑，它们会更关注自身主营业务的发展，投入大量资源做长线的教育培养这件事并不是它们当下的战略目标。“事实上，它们宁可花费更高一些的成本去市场选择可以直接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人才。”刘媞向「子弹财经」透露。
所以，政策还需要进一步鼓励上述企业投出更多资源到产教融合中来，发挥它们的社会效益。
实际上，产教融合型企业既需要经历“高校与用人单位二者意识形态如何瞄着培养育人的方向，从两边往中间走”这一过程，也需要经历高校对老师的考核机制与用人单位对员工的考核机制这两者的磨合过程。
而在实际情况中，要将企业的用人标准与高校的培养目标相融合并非易事。“很多高校老师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能成才，但这个‘才’不一定是企业人才，而更多是符合学生天性，发挥其优势的‘才’。”刘媞说。
与刘媞一样，冯昊同样看到了“职教新政的B面”——他对职教新政带来的行业挑战观察得颇为深入。
首先，职教新政涉及“产学研”的深度融合，需要高校对“教师队伍搭建——教学体系设计——招生培养和就业”等一整套运行逻辑进行调整。
比如，高校如何从初高中学校筛出优质生源，在跟企业联合培养后还能满足用人单位需求，这需要当地政府以及资本等多方的助力。“这个事涉及的领域太多，不像机构搞个双师大班课，找几个老师，一讲课就完了。”冯昊说。
其次，职教领域需要长线投入。据冯昊透露，从新生招募到学生最终就业，整个系统培养周期至少需要三年。然而，很多企业在经营上一般多是短线考虑。“你让它投入一两年或许可以，投入3-5年则很可能就受不了。”
再次，由于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帮助学生成功就业，所以若中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没有企业愿意接收，意味着底层的群众基础不稳固。“这样的模式显然难以为继。”冯昊说。
最后，要让学生参与职教后能获得不错的薪资待遇，这显然是一项“更难的任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就业，还要有相对不错的待遇并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如今，很多一线城市外卖小哥月薪都能过万，如果经过学校几年培养下来，到企业再拿五六千的工资，他们能否接受是存疑的。”冯昊说。
除此之外，资深教育投资人徐华对职教新政的态度也相对理性。
一方面，他认为扭转大众对职业教育歧视的观念并非一蹴而就。目前，职业学校被不少人认为是“失败者的集中营”。“要想改变这种错误的观念肯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徐华坦言。
另一方面，他认为职教新政想对就业市场重建的难度也不小。如大家所知，就业率一般取决于用人单位，但目前多数用人单位对与高校进行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不大。
因为若真的要做产教深度融合，用人单位通常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跟学校保持深入沟通。而在首批培养的学生就业之前，究竟能为企业带来多少人才供给，以及人才能创造多少商业价值均未可知。
“总的来说，企业本身参与产教融合的兴趣点和推动力就不太大。”徐华说。
3
新政利好了谁？
从客观层面来说，职教新政的出台确实利好了一些企业。
最直接的利好对象当属那些主要通过自建、并购等方式举办职业院校的民办学历教育企业，比如新高教集团、希望教育等。
根据《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其次，新政利好那些既为满足自身用人需求，也为补足产业上下游人才短板而举办职业教育的跨界企业，比如茅台、吉利汽车等。
《意见》提到，构建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此外，新政还利好那些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也有推进作用。比如，目前高职院校客户占比50%左右的慧科集团。
《意见》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将产教融合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建设一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打造一批引领产教融合的标杆行业，培育一批行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
事实也的确如此。
刘媞告诉「子弹财经」，此次新政对慧科这类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利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产教融合型参与方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另一方面，有利于构建良好的产教融合生态。“所谓‘构建产教融合生态’就是厂商、企业、高校等各方都能投资源进来，并各自做好相应分工，最后达成符合大家预期的效果。”她说。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产教融合型企业参与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质量较高。
就拿慧科来说，据刘媞透露，与慧科集团合作的贵州大学，其学生选择双方共建专业，历届平均薪资能达到7000-8000元/月，最高的能拿到36万/年。
究其原因，一是双方共同培养的学生属于市场紧缺人才；二是该市场紧缺人才所处行业的薪资普遍较高。
当然，职教新政也将直接利好那些为用户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比如传智教育、中公教育等。根据《意见》，支持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在岗继续教育制度。因此，这些技能培训的职教赛道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事实上，除了新政外，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们的利好还来源于用户付费意愿的持续提升。
据腾讯课堂总经理郑洁介绍，5G、数字化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行业人才需求空间极大。同时，由于产业互联网的加速发展，IT互联网技能渐渐从专业技能变成了各行业的基础通用技能，IT互联网成为腾讯课堂2020年度用户付费意愿最高的类目，今年仍然在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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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考研或遭严管？
如果说上述职教相关企业或迎来“又一春”，那么，包括考证类在内的其他职教相关企业或许正面临“寒冬”。
受“双减”政策影响，新东方、好未来、高途等K12学科辅导机构纷纷转战成人职教行业。可以预见的是，它们的入局势必会导致优质资源争夺加剧，使得职教赛道更为拥挤。
实际上，一些老牌职业教育机构正面临竞争对手的冲击。
资深职业教育从业者李林（化名）向「子弹财经」表示，新进玩家们采用移动新媒体的打法以及“劝诱挖角”的方式向老牌职教机构发起进攻。“很多职教老师年薪也就20万-40万元，同行一加价可能就被挖走了。”他说。
此外，中公教育在其今年Q3业绩预亏的原因中也提到，除了因多省联考提前导致高峰收费期减少，以及教师板块、综合板块、医疗板块招考变动和考试推迟等因素影响，同时还受行业外部、内部环境较大变化影响。
「子弹财经」注意到，一些成人职教细分赛道在广告投放方面已受到监管。比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含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开放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形式）赛道。
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广告发布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广告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出现“快速取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对教育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
众所周知，其他职教细分赛道或多或少也存在类似广告乱象问题。“它们未来可能也难逃被强监管。”李林直言。
目前，我国公务员报名人数不断创新高。先看省考，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各省省考报名总人数超537万，较2020年同期的513万上涨4.6%。再看国考，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超150万人，较2020年同期新增11万余人。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将超出去年的150万，有可能冲到180万左右。
这种发展规模与趋势，或许会让相应的培训机构逐渐成为监管部门的“监管对象”。
反观制造业，虽说中国的制造业连续11年取得全球*的好成绩，正进入发展高峰期，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些年，工厂已频频出现“人手不够”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用工荒”，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制造业的发展。
“像美的、格力等诸多中国制造企业，招工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并不愿意进入工厂。”李林说。而职教新政的出台也意在调整制造业的供需不平衡状态。
此外，“考研大军”所催生的考研培训行业或许也将迎来监管部门的“注视”。
一来，考研报名人数不断高企。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报名硕士招生考试的人数达到377万，较2020年341万增加36万人，增幅10.6%，有机构预计2022年报考硕士研究生考试的人数将突破400万人。而考研报名人数不断增加，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就业。
二则，考研是一种延迟就业的方式。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考研是个减缓就业压力的办法。“既然目前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倒不如提升学历。”不过，考研并没有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更重要的是，某种角度上来说，大量大学生考研会影响生育。“如果很多大学生不读研，毕业工作后可能很快就会考虑结婚生子了，但如果他们读研，结婚生孩子就得至少往后推迟两年。”李林表示，显然这并不利于国家三胎政策的实行。
“凡是造成社会内卷的行业都将被管制。”李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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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体而言，新政之于职业教育带来的利好显而易见。未来，成人职教赛道将迎来一众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的入局，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但职业教育的赛道众多，利好政策注定无法让每一个细分赛道“雨露均沾”，甚至因为多年的行业乱象丛生，部分细分赛道已被教育相关部门纳入监管范畴。
因此，成人职教机构们在为用户提供优质教学和就业服务的同时，切记不要盲目乐观，而要居安思危，谨慎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