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组的同事突然被检测出一例新冠阳性,公司邮件里通报了,我就赶紧下楼测了一下。”在纽约一家投行工作的尼古拉斯对作者表示,在结果出来前的两个小时等待期里,自己心情挺复杂的。“当时想,万一要也是阳性的话,我可能就在公司附近找个宾馆先自我隔离个两周,毕竟家里的孩子还小,还不能打疫苗。”
尼古拉斯的公司要求员工在6月回到办公室,当时纽约的新冠病例已经从高点下跌,似乎可以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尽管过去一年的业绩显示,居家工作的新模式并没有影响大投行的盈利,但在疫情缓解的夏季,素来以狼性文化自居的华尔街大机构开始转变疫情中可混合办公的论调,敦促员工重返总部。其中,高盛和摩根大通强势要求员工每周五天到纽约办公室现场办公,花旗等其他竞争对手则希冀通过办公方式的灵活性,吸引更多科技背景的工程师,和脸书、谷歌等争抢人才。
在华尔街重返办公室的蓝图渐次展开时,德尔塔变种病毒的高传染力，以及对已接种疫苗者具有“突破性感染”的特点,给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复工美梦蒙上阴云,也让华尔街的“打工仔“进退两难。
纽约州长公布的资料显示，纽约州染疫住院人数从7月1日的349人，增加至8月1日的788人，增长超过1倍；每日确诊人数从7月1日的506例，增加至8月1日的2143例，确诊人数激增超过3倍。截至8月8日，美国过去一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这也是该指标在今年2月以来首次超过10万。
守住交易大厅文化
“返工计划是5月突然加速的。年初的时候,办公室还只有一半不到的上座率,然后五月中旬,各组的老板就开始吹风,要求员工各自安顿好家庭,疫情期间迁往外州避疫的人员做好准备,在6月需要重新回到纽约总部。”尼古拉斯对作者表示，等他6月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交易大厅已经坐满了,早没有疫情里面所谓间隔一米的社交距离了。
尼古拉斯在*时间预约了疫苗接种,虽然对免疫逃逸还有疑惑,但似乎也找不到继续申请居家办公的理由,毕竟老板们早就已经率先回到办公室,有些甚至从未离开。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高盛CEO大卫·所罗门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他从公司纽约总部41楼观看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号”抵达港口的场景。当时,通常有一万多名员工的高盛纽约总部大楼现场办公不足百人,大卫·所罗门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所罗门之外,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伊尼汉也坚持在办公室坐镇。
“2020年一年里对员工何时重返办公室都没有明确通知和要求,大家也习惯了网上会议沟通,即使是在市场巨幅波动的时候。”尼古拉斯对作者表示,根据监管合规要求,公司将电话答录机寄到雇员住所,该条线路的对话会被录音。
“从经验中得知,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合作、创新和见习文化才会逐渐成长。”高盛CEO大卫·所罗门在劝导员工重返办公室的内部邮件中写道。交易大厅被认为是华尔街文化最后的堡垒,初级交易员和实习生往往需要在办公场所现场观摩,才能从前辈处偷师一二。而居家办公带来的交谈由于过于正式,消解了亲近感,也被认为无法沿袭华尔街的学徒文化。
金融“打工人”进退两难
但和老一辈华尔街人不同的是,年轻一代的“华尔街之狼”在新冠疫情里的难题还包括社会支持体系的瓦解,回不回办公室的背后,牵扯到一个家庭的内部分工和财务规划。
“我巴不得回办公室,但孩子谁管呢。”在纽约一家资管公司做技术的张鹏最近家中刚添丁,目前正在休陪产假。原本计划邀请夫妻一方父母来美帮忙照看,但出入境政策严苛和当下美国疫情始终未见终点,让他也不愿让父母远赴重洋。
“在美国,原本孩子出生6周就可以送日托,大约一个月开销两三千美元,还可以负担,但现在德尔塔变种传播性增强,新生儿也无法打疫苗,让我们很迷茫。”张鹏说。
张鹏夫妇正在甄选住所临近的日托班,受疫情影响,原本入园前可以参观校舍并和管理人员交流的项目,均改为线上进行。会有专门的对接人员介绍日托的日常流程,也会拿着手机给家长现场直播课程中进行的情况。“看到一帮不带口罩的孩童互相打闹,共用一批玩具,总是不放心。”该日托机构的负责人对张鹏夫妇表示,出于对窒息风险的考虑,日托机构里两岁以内孩童不可以佩戴口罩。
张鹏夫妇也在考虑其他选项,包括休完三个月产假后聘请育儿嫂,好处是减少和外界接触,但经济负担远高于日托,几乎是一个月新增开销5500-6300美元(约合人民币3.5万-4万元人民币)。也因为和张鹏类似想法的双职工新手夫妻颇具规模,在疫情期间,月嫂和育儿嫂的薪资也在供需失衡中水涨船高,一年涨幅达到15%-20%,高于夫妻俩的薪水涨幅。
张鹏的妻子在全员复工的要求下考虑过离职带孩子。张鹏表示，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考虑到育儿嫂的薪资几乎占据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这样的选择似乎顺理成章。但他也担心,万一自己也遭遇裁员,将对整个家庭造成打击。“毕竟金融行业总是瞬息万变。”
“也在考虑换去科技公司,他们对居家工作的态度似乎更开放。”张鹏表示。
自从2020年美国疫情爆发以来,硅谷大厂更为灵活的办公时间撩动着其他打工一族的心弦。2020年5月,推特CEO杰克·多西率先宣布员工可以*居家办公，“鉴于我们强调权力下放，并对在任何地方工作的分布式劳动力方面有独特优势,我们允许人们在家工作。如果员工希望永远继续这样，我们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没有,当人们觉得可以安全返回时,办公室将像以前一样热情好客”。随后6月,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内部信中告知员工,即使在疫情结束后,只要工作职责可以远程完成,公司里所有的全职员工都可以*申请居家办公。
除了更为激进的脸书、推特之外,亚马逊也在近期宣布推迟重返办公室时间至2022年1月。
来自硅谷的财富挑战
让张鹏们感慨和心动的除了灵活的办公时间和地点,还有硅谷互联网企业在疫情里的股价飞升。
“原本入职的薪水包表面看差距不大,但是过去一年科技股票涨得太好了,一些选择硅谷大厂或创业机构的学弟学妹刚入职不久,有些去年入账已经达到40-50万美元左右。”张鹏感慨,虽然自己的薪水报酬在美国已算体面,但如果将加上期权变现后的总收入进行对比,“自己的时薪在硅谷面前不值一提”。
咨询公司CrossBorder Capital估算，自2020年3月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停摆,全球各大央行和政府已向市场注资约2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廉价资金追逐风险资产,也让业务未受疫情影响的科技板块股价一飞冲天,成为疫情里致富奇景。
外媒统计，从2020年下半年算起,美国科技板块里全球民宿短租平台爱彼迎、“美国版美团”DoorDash和云服务公司Snowflake等近40家初创企业上市,总市值接近4500亿美元,将在股票锁定期过后造就近7000名百万富翁。手持公司期权的硅谷员工身价倍增,和华尔街的同龄人们拉开差距。
相比之下,华尔街投行业务激增的同时,却只能赚得辛苦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也让初入金融机构的年轻一代,怨言渐生。
今年2月,一份高盛初级分析师控诉公司压榨员工的PPT在网络流传。这份PPT显示,高盛投行部的初级分析师组团抱怨加班时长过长,每周工作时长中位数长达105个小时,平均每天睡觉时长中位数为5小时,平均每天上床时间中位数为凌晨三点,远胜“996”。
“找这份工作,我从未期待可以朝九晚五,但我也没想到每天朝九朝五。”这批初级分析师抱怨称,“有一段时间从早到晚,除了工作,我没有吃过东西,没有洗澡,或做任何其他事情。我再也睡不着了,因为焦虑已经超越峰值。”
一位资深交易员对作者表示,华尔街原本似乎是没资格抱怨,这份工作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用高强度的工作换取不菲的收入,特别是对于刚出校门的学子。但他同时承认,在当下硅谷更魔幻的致富神话面前,华尔街光环已不如往昔。
为了在和硅谷的人才竞争中留出年轻劳动力,华尔街大行开始提高初级分析师起薪。在声讨“996”的PPT引发舆论的五个月之后,高盛将考虑把入职*年的初级分析师的起薪从8.5万美元提高至11万美元。在高盛之前,华尔街的其他竞争对手已经行动。其中,摩根大通、巴克莱和花旗银行都把初级分析师的起薪调升至10万美元,提薪幅度20-30%不等。
变种病毒来袭下的华尔街
还在纠结是否要换工作的张鹏等待着公司高层对疫情进展的最新指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对变种毒株传播性和致死率等信息不足,导致各大金融机构选择各异,预案不足。
外媒报道, 8月初,曾经有摩根士坦利的员工被检测出新冠阳性,随后公司通知密接者第二天无需到岗,但部分未接到通知的员工仍出现在办公室。
对于口罩和疫苗接种,各大金融机构的要求也各异。
其中,花旗在8月初恢复了总部员工需要在办公室佩戴口罩的规定,要求他们在除办公桌和就餐的其他公共区域需要佩戴口罩；摩根大通在上周五的内部信中重提,要求员工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需要在公共区域佩戴口罩；而高盛目前对员工是否佩戴口罩没有硬性要求。
相比之下,吃一堑长一智的杰富瑞更为谨慎。
公司在7月29日给员工的内部信中要求,只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员进入办公室。外媒曾报道,在德尔塔病毒毒株开始传播后,杰富瑞在今年7月发现员工中出现了40例新冠病例。该公司的原首席财务官、56岁的Peg Broadben曾在2020年3月罹患新冠病毒,并因病毒并发症过世,成为华尔街上极少因为新冠过世的公司高管。
在还没有强制要求员工回归办公室的机构中,贝莱德和富国银行将美国员工返回办公室的计划推迟至10月。
(文中尼古拉斯、张鹏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