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外国裁判向吕小军索要签名，可能国人永远不知道他在海外有多火。
在吕小军450多万播放量的油管视频评论区，欧美健身爱好者扎堆拜神。
“这！是他喵的艺术！是奇迹！是米开朗基罗是达芬奇画笔和刻刀下梦寐以求的*！”
膜拜的人中，有健身、健美、举重的信徒，也有力量举、CrossFit、强人运动的簇拥者。
尽管彼此之间训练理念和审美互不相通，却并不影响他们一致将吕小军视为标杆，誉为“绝世美人”。
吕小军终于从国外火回了国内。
国人突然看到了举重这个项目的魅力。举重这个国内一直鲜有人问津的冷门项目，也许终于等来了它的黄金时刻。
人们也*次看到了各国举重运动员们，赛场上无限风光背后的辛酸和惨淡境遇。
“为什么举重运动员都这么穷？”
很难想象，代表一个国家出征的运动员，会因为贫穷宣布退役。
7月31日，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结束。
希腊运动员西奥多罗斯·亚科维迪斯宣布，他决定退役。
采访过程中，他泪流满面。
他每个月只能领200欧元作为补贴，这钱还不够做物理治疗。
因为穷，他无法专心训练。
被贫困困扰的举重运动员，亚科维迪斯并不是*一个。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一位名为朱利叶斯·塞奇托莱科的乌干达举重运动员失踪了。
他写下纸条：乌干达生活太苦了，想留在日本打工。
4天后，他被找到，回到乌干达后又被警方拘留。
尽管在举重圈小有名气，但并不妨碍他生活一贫如洗。
练举重需要蛋白粉，他要找朋友借钱买。伙食费和训练受伤的治疗费，也要母亲补助。他的母亲不止一次劝他放弃举重，因为家里要揭不开锅了。
参加东京奥运会前，他已经拖欠了4个月房租。房东得知他失踪后，把他怀孕5个月的妻子赶出了家门。
为什么被贫穷困扰的，偏偏都是举重运动员？
体育圈里有句话：穷人的孩子练举重。这句话放之四海皆准。
中国的举重运动员，家境也大多不好。
被欧美健身圈奉为神明的吕小军，出生农村家庭，为了支持他练举重，父母最多的时候两个人种了30亩地。但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是捉襟见肘。
2001年，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吕小军一度放弃练举重，跑去搞货运。
雅典和里约两届奥运冠军刘春红，穷到连体校都上不起。还是哥哥主动退学，打工为她赚学费，她才能安心练举重。
本届东京奥运冠军谌利军，同样也是家境贫寒。
父亲早年因脑肿瘤去世，叔叔有先天性心脏病，奶奶肾脏和肺也有问题，全靠有些耳聋的母亲一人做几份苦工撑起整个家庭。
几年前，记者去他家采访，发现窗户上连玻璃都没装，四面透风，墙体也开裂，地板上满是屋子漏雨的痕迹。
这些年来，谌利军拼命比赛，赚来的奖金和工资，终于将家里的债务偿还得七七八八。
2015年，谌利军得了世锦赛冠军，买了一台双门冰箱，那是当时他家里*的电器。
与其说举重运动员大多贫穷，不如说，是举重给了贫穷的人们一条出路。
“但凡有其他出路，都绝不会让孩子练举重”
练举重，实在是太苦了。
挺举、窄硬拉、半蹲、高抓、宽硬拉……举重运动员的日常，就是对这些动作的分解进行机械的重复。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且艰苦。
被选入体校学举重的小运动员普遍十二三岁，大都吃不得训练的苦。
以至于一批上百名孩子加入举重队，一年操练下来，跑得只剩个位数。
击垮孩子们的，不仅仅是所谓的苦，还有举重运动员漫长的成长征途。
一般情况下，举重运动员20出头才开始显露成绩，接近30才达到生涯*。
这也意味着，从入门到精通，平均每个举重运动员都至少要累积举起6万吨杠铃。
这样长久高强度的训练，让家长但凡有其他出路，就绝不会让孩子练举重。
练举重，不仅要能吃苦，还要一定的运气。
即使练就了世界级的举重水平，仍可能会面临*时期被空耗的情形。
就像这届奥运会，举重共14枚金牌，却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派男女运动员各4个人参赛。
举重队里强者云集，就必然有人失去上场的机会。
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女子组49公斤级冠军的侯志慧就有过类似经历。
当时，75公斤级以上级中有一劲敌被禁赛，同为75公斤以上级的孟苏平有更大的夺冠希望，于是占用了参赛名额。
5年后，侯志慧才穿着里约奥运时发的比赛服，在东京大发神威。
伤病，几乎是所有运动员都逃不过的宿命。
举重运动员也一样。
去年10月，全国锦标赛上，谌利军手臂肌腱撕裂，留下了15厘米长的疤痕。
手术后仅半年，他又拿下了亚锦赛金牌，紧接着又拼了命地取得了奥运会冠军。
比他更拼的，是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唐功红。
为夺冠，她舍命举起了182.5公斤的重量。却也因此口鼻出血。赛后没多久，因血压高宣布退役。
比训练更害怕的，是退役
对于不少举重运动员来说，真正的难题在退役后。
在役时，还有不错的工资和奖金；退役后，却很少有人能找到出路。
比如曾多次获得全国女子举重冠军且打破全国纪录的邹春兰。
因为邹春兰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水平，所以在退役后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为了谋生，她成为一名搓澡工，住5平米的房子，为每月千余元的工资操心。
好在，后来妇联和吉林体育局出面，扶助她创业，帮她开了家洗衣店，解决了收入问题。
与邹春兰的退役生活相比，人称“亚洲*力士”的举重名宿才力更加悲戚。
才力在役的10年时间，他拿了40多个全国冠军，20多个亚洲冠军，有着不俗的战绩。
1997年，他因腿病、腰病退役，由于学历不高，也没其他技能，他被安排在辽宁体院当保安。
因为肥胖和过度训练，才力浑身上下都是病。
微薄的薪水对于他和体弱多病的女儿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家里一度连肉都吃不起。
2003年，他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而离世，享年33岁。
去世当天，家里只有300元的存款。
86年后，运动员安置开始走市场化道路，很多人需要自谋出路。
但举重项目，却并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相比短暂的职业生涯，举重运动员们退役后，人生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市场的不认可，使得他们退役后的路，比职业道路更加窒碍难行。
举重，值得多一些关注
在我国举重界，有一句很凡尔赛的话：“如果不创个世界纪录，拿金牌根本没意思，因为周围人都是冠军。”
今年东京奥运上，8人的举重队7人拿下金牌，在32枚金牌榜总数里占了将近四分之一。举重，一直是我国奥运赛场的优势项目。
然而和举重队频频夺牌相对的是，在此之前，圈外普通人很少对举重有所了解。
我们曾被拍成电影的女排精神感动过，也沉浸在一直让球一直赢的乒乓球自豪感中，还给中国跳水队取了“梦之队”这样浪漫的名字。
但举重，似乎一直在人们注意力的死角，始终鲜有人问津。
以至于吕小军被裁判要签名的时候，很多人大为震撼：他真的很出名吗，为什么连裁判员也这么激动？
无法走到更多人面前、被市场看到，似乎是冷门运动的宿命。即使在我国，在运动员商业价值很好变现的市场中，我们也很难看到有找举重运动员代言的品牌。
市场化程度低，运动员工资自然不会高。但举重面对的不仅是漠视，还有重重误解。
对比其他运动，很多人对举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因为，举重这种靠“力量”和“耐性”称王的项目，似乎和球类和水上运动比，怎么看都少了三四分趣味、五六分优雅。
一直以来，说举重“项目不安全”、“练这个没必要”的风言风语不绝于，专业运动员的体态被人以“矮矬穷”污名化，甚至有人呼吁，将女子举重项目逐出奥运会。
实际上和很多人认知相悖的是，举重的运动伤残率低于篮球排球，在严重伤残率中，它甚至排不上号。
它是一项真正“力与美的结合”运动，需要调动身体的协调性、爆发力、肌肉控制能力，在静止的瞬间，体现人体最高“瞬时功率”。外行看来单一枯燥的抓、举、撑，实则技巧性不亚于体操。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举重曾是一项备受关注的运动。彼时，中国头上还扣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1956年，运动员陈镜开一手133公斤的挺举打破世界纪录，从此，举重成了中国在奥运赛场的常胜项目。我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使是象征力量和韧性的运动，中国人依然能做的很好。
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各项体育运动逐渐蓬勃、我们已经不需要再用举重证明民族坚韧的时候，外界又开始对举重百般挑剔审视，它变成了蛮力、土、不文明的象征。
这样的语境里，举重队招生队员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有好苗子，父母也不希望孩子吃这份苦。谌利军母亲也曾说过，“害怕儿子练举重后形象不好，找不到对象”。
举重，真的成了“穷人孩子”练习的项目。有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职业举重运动员中，有53.5%的人出生在农村，32.6%的人出生在城镇，大多家里条件中等偏下。
走出无数举重冠军、广东石龙体校的老师表示，很多人来到举重队，其实是为了解决贫困家庭里成绩不好的孩子的生活问题，因为这里为他们提供吃住、能够让他们读完九年义务教育。
但是实际上，体育学校重训轻学的问题一直存在。举重运动员开始职业年龄的时候大概是9-13岁，他们的大半青春将在体校度过，而这期间，他们大多数人每周学习文化课时间甚至少于7小时。
一旦退役，缺乏良好教育，会直接成为他们无路可走的根本原因——当保安的才力和搓澡的邹春兰，就是典型例子。
举重运动员，常常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当中：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去学举重，但运动项目的市场化不佳，又难以帮助他们脱贫。训练辛苦，还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练出一身伤病，到头来除了荣誉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举重运动员的悲哀之处。
好在，通过这次东京奥运会，越来越多的举重运动员被看到，他们的困境和辛酸也被更多人知晓，也有更多的人开始破除对举重的陈旧认识。
谌利军还在大家的帮助下接到了代言。
希望如举重一般的小众项目运动员们，将不必再“用爱发电”。
用全身力气捧回金牌的人，迎接他们的掌声和欢呼，再热烈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