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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工厂里,66次老去

在东风养老院,每个老人都有着故事,因为时代的痕迹,故事或激越或普通,沉积在他们身上,构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人生史,慢慢你也就发现,这也是他们尊严的来源。

工厂老了,便成了养老院

早上5点,天刚蒙蒙亮,四川乐山桥沟镇东风养老院的66位老人从睡梦中陆续醒来。老人睡得早,醒得也早,睡眠总是浅浅的梦。先是老人悉悉索索地翻身,传来找水喝的磕碰声,可能还有几个晨困的哈欠,然后是护工上楼的脚步从远而近,在安静的老旧大楼里发出连续的空音。无法自理的老人们睁眼躺在床上,等待护工给他们擦净身子,换上新的尿不湿。那些能够自理的老人,便在尿不湿一张张被撕开的声音中,自己起床、洗漱,下楼出门,看一看山沟中西南天空层层亮起的云影。

养老院楼下是被老人们称作“小海南”的花园,郁郁葱葱的绿色里,让老人们在西南内陆想象海洋暖风的,是几颗高大的槟榔树。春夏之交,正是“小海南”最漂亮的时候,淡黄色的是黄葛兰,桔红的是旱地莲花,夜来香的香气在晨雾中还未消散,桂花藏在华盖一样的绿影中。这里是晨起的老人散步之所,养老院里一位86岁、弯腰就能轻松碰到脚尖的老人,每天早上会绕着“小海南”跑上几圈,速度虽然缓慢,却像时针一样准确。安静的79岁老太太喜欢将摘下的两朵黄葛兰,用针线穿在一起,雀跃地塞进陌生人怀里,后来,老人们都学会了,他们将散发出浓郁香气的黄葛兰串起后,挂在胸前,因为口耳相传,这样可以驱蚊。

许多花都是老人自己种下的,比如旱地莲花的种植者属于一位85岁的老太太,当她刚搬来养老院的时候,将种子撒在花园里,旱地莲一年三季,小喇叭一样的花就从土里跳了出来。如今,到了收获的时候,在她房间外的长椅上,18个花瓶,其中8个都是吃光了的药罐,旱地莲鼓鼓囊囊塞在每个罐子的瓶口,花期常常数日不败。

东风养老院修建在东风医院的旧址上,而东风医院属于早已改制的国营东风电机厂。所以可以说,养老院里的老人许多都彼此熟识,至少是面熟的程度——他们中的一多半,都是原来东风厂的职工。东风厂号称有“十里厂区”,老人们先是在四散的车间中听机器轰鸣,然后,机器关掉了(那也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他们变得更老了,便一个接一个搬进了这栋养老院大楼。

1960年代末,以“三线建设”的名义,来自东部7个省8个厂、近2000名工人从天南海北搬来了桥沟,组建东风电机厂,专门生产核燃料专用设备,在《四川乐山名企业》一书中,提到东风电机厂,浓墨重彩的话是,这间工厂“确保了我国氢弹、原子弹上天”。那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交织的时代,工人们听从了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来到这条山沟,他们只是没想到真的会终老于此。

来自上海的工人,是远道而来的工人中*带上成套家具的,床、衣柜、五斗橱、饭桌、写字台,统统托运过来,因为预计山沟里什么都没有;而一位来自大连的工人,不辞辛苦带来了贝壳,后者随着她一起,在大山中待上了五十年;一位北京的工程师说,现在回想当年,最后悔的是没有多带些盐来,当年这里盐都只能定量。如今,这些筚路蓝缕的故事都已成往事,在二楼的走廊,3个上海老人和2个江苏老人喜欢凑一块儿聊天,分享老年人的食谱,他们不再说半生不熟的四川话了,操起了年轻时的上海话,旁人难以听懂,顶多只能明白一句“谢谢侬”。

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曾经工作在东风厂的各个岗位,这让如今的养老院,宛如当年工厂的倒影——工厂老了,便成了养老院。这里有曾经的刨床工人,如今喜欢不遵医嘱偷吃方便面;有铸造工人,放在床头的凤凰牌电风扇是她的车间产品,风扇已经用了40年,扇叶和铁网几乎没有任何锈迹;还有一位原来的车间小组长,保留着领导的尊严,喜欢和别人分享食物,要是有人扫了他的兴——比如拒绝了他递来的一袋橘子,老爷子一恼,就会把橘子掼在地上。这里还有原来工厂的财务、子弟小学的音乐老师,甚至连工厂的厨师都搬来了,在自己的床边放满了锅碗瓢盆,菜刀砧板,仿佛时刻准备着再次下厨。

“当年我是坐着专列来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开了两天一夜。”90岁的老太太王杰有着一头银色的短发,她有着养老院里的最高学历,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原子能化学。1966年,她和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丈夫志愿报名来到乐山,住进没有厕所的宿舍。

“那个时候苏联有原子弹,美国有原子弹,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制造原子弹,我就报名了。”

两个北方人都是*次来西南内地,四川阴雨连绵,他们还让远方的家人从北京寄来雨鞋。工厂的生活一过就是五十年,他们没有子女,等他们老了,工厂改制了,又一起搬进养老院,在养老院的第二年,丈夫摔了一跤,三天后就去世了。

丈夫去世后,她将原来工厂分配的房子卖了两万块,都做了养老院的住宿费,如今,她一个人待在原本为她和丈夫两个人准备的房间里,偶尔看新闻到晚上十二点。有时候,怕影响别人,作为祖籍的山东人,她还躲在房间里生吃她喜欢的大蒜和大葱。

养老院里的生活波澜不惊,老人们心照不宣,他们将终老于此。养老院分着“特护区”和“自理区”,所谓“特护”,便是终点之前。在“特护区”,一个护工平均照顾7个老人,照看不过来,就用布条把老人固定在座椅或床上,有的人手腕就被勒破了皮。从建院到现在,东风养老院已经住进了两百余人,现在只剩下66个,每个人的路都是相似的,先是“自理区”,再是“特护区”,然后他们便永远的消失了。老人们说,*的结果,是还在自理区的时候,一切就结束,那意味着更多的尊严,更少的痛苦。

“我要在这边走就好了,人睡着了,拜拜,就到了火葬场。”一位自理区的老人说,如果我们接受现实的残酷总是不可避免,那么可以说,这句话还有一点伤感的幽默。

平静的生活是突然被打破的,今年4月27日,东风养老院收到了当地民政局的一纸文书——

“请你单位及时到我局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登记,在你单位向我局备案登记前,不得开展养老服务活动。特此通知。”

辉煌的尾声

停业通知书送来那天,首先接到噩耗的是65岁的养老院院长周春明,养老院的院长自己也是老年人,这大概也谈不上多特别。

所谓登记备案,言下之意是要符合国家关于养老院的设施标准, 东风养老院已经开办了六年,但所在的养老院大楼作为曾经的东风医院就诊楼,楼层间的预制板已经开裂,楼上的老人打翻了茶杯,楼下的老人就要在屋子里避雨;电梯是今年才安上的,在此之前,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上楼要靠护工抬上去,现在有了电梯,但出口只有一个,这也不符合消防规范。

而养老院所在的工厂区,基础设施早已老化,总是停水、停电、停气,老人们的玩笑话是,雷声一响就断电,最严重的一次停电了一星期,对于养老,自然是恶劣的环境;而国营厂改制了,附近又新建起私营的化工厂,让这里的空气一度弥漫刺鼻的气味,半夜能把人呛醒。养老院的周边荒凉一片,随着国营厂的改制,银行搬迁,商店倒闭,居民楼也空了。只有老人留了下来,养老院宛若他们在沙漠中仅存的一片绿洲——虽然不易,但也谈不上舒适可言。

于是,东风养老院面临的问题是,它不去登记备案,不符合规范,去了登记备案,就要不被批准。

“现在这么多老人还住在这里,我是关还是不关?”66个老人,平均年龄80以上。周春明问前来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对方对此不置可否。周春明的理解是,对方就是来下个通知,如果养老院坚持不关,那他就要后果自负。

坏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没过几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都知道了,胆小的看着自己的锅碗瓢盆,衣衫被褥开始发愁,不知道还能搬去哪;胆壮的说那就哪也不去,自己二十几岁到东风厂来支援建设,一生都在这儿;心宽的也有,想着养老院还少吗?此处不留人,就找另一处——只是现在既然一切未定,那就还以不动为宜。

院长周春明将养老院形容为特殊时期的遗留物,它的前身,东风医院,作为曾经红火的工厂附属医院,修建于1968年,从年龄算,并不比自己小多少,如今岁月冲刷,也像老年人一样眼睛不行了,耳朵不灵了,但从人道主义出发,“你怎么就能把它杀掉呢?”

周春明也是曾经的东风电机厂职工。他出生于四川眉山的农村家庭,有着穷苦的童年,母亲来自更远的大山,家里的地贫瘠不产庄稼,父亲又是一个聋人,虽然心灵手巧,也只能勉力维持一家生计。当1979年,23岁的周春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国营电机厂,可以想见,他是多么开心,从“农民”到“工人”,那是独属于上个时代的“阶层跃升”。直到如今,他依然记得自己收到的那张工厂通知书,上面一行骄傲的大字,“欢迎你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

鼎盛的时候,东风电机厂有6500名工人,在四川桥沟镇的山沟中,他们可谓鹤立鸡群,工牌就是身份的象征,工厂有自己的电影院、游泳池、广播站,冬天通天然气,夏天有冰块,虽然远离市区,工人却在厂区过着城市生活,让四野的农民望厂兴叹。一种枯燥又充满着技术理性的氛围笼罩着他们,在标准化的混凝土车间,每个人永远只负责一道工序,绕线工人从早到晚地绕线,刨床工人时时刻刻刨平金属表面,车床工人则车出精准的尺寸,工序重复,动作机械,可谓毫无乐趣可言,但他们的工作是那么重要又那么神秘,因为生产着保密*产品,图纸做完就得上交,所有的劳动如同蚁群集聚,最终汇聚成了厂志中语焉不详的“3号机”、“4号机”,没人知道这些机器去往何处。

但此时的东风电机厂,已经到了它辉煌的尾声。当时代之轮开始转动,“三线建设”让位给“市场经济”,庞然大物一般的国营工厂便轰然倒下,过去它获得过多次全国科学大会奖,后来就只能获得乐山市的科技进步奖;过去它的*产品受到过中央军委嘉奖,后来却只能转型生产电风扇,还一败涂地。在周春明来到工厂的第二年,*产品不再投产,那些一身武艺的老工人们纷纷没了用武之地。这一切,就像工厂附近那口“百亩湖”,过去曾经从里面捞出过一万斤鱼,工人们人手一条,现在,百亩湖却成了死水,里面一条鱼都没有了。

“完了,这工厂就该完了。”1986年,王杰退休,和丈夫住在葱茏山上,那时她还不知道未来将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如她一辈的老工人们以工厂为家,荣耀了一辈子,这让他们得以在老去之后全身而退,而更年轻的工人们就没有这份幸运,或者下岗,或者下海,人生开始进入不可测的漩涡。

周春明从一名车间工人,转行成为了会计,他还帮工厂跑过市场,因为会谈合同争取利益,受到领导表扬。2003年,东风厂改制,要剥离职工医院东风医院,已经是实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周春明以10万元持股10%,成了东风医院的董事长。

但后来这证明不是一个好主意,随着工厂的衰败,人员纷纷流失,如今工厂所在的桥沟镇居民,不到1500人。东风医院,曾经的乐山市*医院之一,先是外科没有了,再是妇产科消失了,放射科也没了医生,只能请乐山市的同行远程操控,医院原来可以做开颅手术,后来就只能做痔疮手术,再后来,医院外的路灯也黑了,每个人出门都要带上手电筒。

医院不可避免地停办了,周春明说,他不仅没挣到钱,还亏了两百万。曾经的工人,如今的董事长周春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到了将医院改造成养老院——工人们都老了,这里的老人如此之多,一个小型的,锈迹斑斑的老龄化社区。

2014年,周春明将养老院的设想做成企划,信心满满要扭亏为盈,为了得到资金支持,他还参加了乐山市创新创业大赛,虽然评委不看好,只能止步二*(想想那一年的冠军是无人机创业),但他依然义无反顾投身进来,场地都是现成的,人员也是,顾客也是。

老太太王杰心直口快,她说自己就是看上了养老院曾经的医院身份,“我就是看到它有医院,有什么病直接在这解决,还有你死了以后,医院也可以给你直接那个了。”

生活中的欢乐与愁闷总是一样多

养老院陷入停业边缘,在此之前,周春明尝试过各种门道,请全国人大代表帮忙递交建议,给卫健局、民政局写报告,甚至还在局长的办公室拍了桌子,最后一切依然无可挽回,先是今年1月份,医院正式停业,那时他们只剩了二十多个医护,再是4月份,养老院接到停业通知,他山穷水尽了。

因为院长周春明的求助,5月我来到了桥沟养老院,想看看这里的老人是怎么生活的。从成都机场前来的路上,能看见巨大的“绿色硅谷”宣传画,选址就在原来东风电机厂所在的桥沟镇,也就是养老院所在的地方,那里旧的工厂将被推倒,新的热望将伴随新的奋进,虽然目前一切还在规划中,但给你的感觉是,新时代的铁犁将犁平过往。

在桥沟镇,养老院和已经停业的东风医院是一体两面,因为医院的停办,大楼幽暗、寂静,空无一人。救护车像杂草一样荒废在院子里。出于实际上的养护需要,可能也有心理上的不甘心,留任的医院副院长会在每周一上午,拿着一串钥匙,挨个打开门诊室、药房、放射室、B超室、心电图室,再打开每一台仪器,每一台电脑,下班前再一一断电——久不通电,仪器要坏掉。养老院的老人们就住在过去的医院病房里,这里不再有等待被治愈的病人,只有接受衰老的老人。

某种程度上,留下的都是老人了,*留任的医生77岁,他在这工作了三十多年,同事都走了,他接受了返聘,每周一、三、五,院长开车从城区将他捎到养老院,每到这时,所有老人便挨个坐在自己房门外的走廊椅子上,等待老医生量体温、测心率和血压,他们欢迎他,因为觉得老人更懂老人,有人说自己肚子疼,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脚肿了,还有人闪到腰。

医院停业后,原来的药房没了用武之地,老医生开了药,养老院的护工长下班后,就带着老人的医保卡进城买,很多老人退休金只有两三千,养老院一个月大概要2500,付完后就所剩无几。所以护工长的职责是,比价之后,找到*的那家。一个老人花180元自己买了两盒药,护工长认为买贵了,拿着药就去退了钱。

在养老院,我跟随着原来的药房主任一起查房,这是她现在的工作,这让我认识了许多老人,*位认识的,恰恰也是养老院的入住的*个老人,来自南京86岁的姚光仪,她拉住我的手欢迎我的到来。当年她在南京的微分电机厂工作,和丈夫被派遣到这里支援建设,她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在乐山成为了一名刨床工人,她在42岁那年退休,为了将岗位留给女儿,自己转而去给工厂看大门。后来,工厂改制了,女儿下了岗,她不再有大门可看,再后来,女儿也当了外婆,丈夫过世了,2015年5月1日,劳动节,老工人姚光仪搬进了周春明新开的养老院。

刚住进养老院的头5天,整层楼只有她一个人,“我害怕,我胆最小最小的。”姚老太太一边说,一边缩了缩身子,她是一个有着细腻情感的老人,女儿一年来看她一两次,而她每天晚上都给对方打电话,虽然往往说不上两分钟,对方就要挂断。女儿也是老人了,她还是叫她“小宝宝”。

在养老院,老人感到孤独,总是难免的。人们告诉我,有一位住在二楼的96岁老人,他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但依然记得要给孙女留礼物。食堂每天早上都会发一颗水煮蛋,他偷偷藏了三颗在床榻里,同屋的老人说,那是他留给孙女的,虽然他的孙女很少来看他。

在养老院的几天,我也知道了一些老人的秘密。养老院的饭厅放着一个公共电话,有一次电话铃响了,我接了电话,是找一位叫靳淑瑞的老人,快递到了,到付600元。

靳淑瑞今年83岁,她会俄语,退休前是一位铸造工,她说自己还进过《中国名人字典》。打开快递箱,是9盒声称能治疗糖尿病的保健品。老人不让我声张,不能告诉工作人员,更不能告诉她儿子。“保健品吧,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她有很多本保健品宣传册,说自己潜心学习,糖尿病知识全掌握了。后来我才听说,进养老院之前她就因为买保健品,欠债几万元,那时院长周春明在路上碰见她就会问,什么时候来住养老院啊,靳淑瑞的回答是,还完钱就来。

如今,她还完钱了,住进了养老院,又开始买保健品,她总是不好意思的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不过不要误会,我们总以为老去的生活充满哀伤,在养老院,老人们远离亲人,失去陪伴,生活陷入失重之中,这当然避免不了孤独、忧伤、怅惘,但当我来到养老院后,依然发现,他们都在努力活着,生活中的欢乐与愁闷总是一样多,即使终点近在眼前。馋嘴的老人依然会偷吃炒花生;一个坐在轮椅上的89岁老大爷,喜欢对众表演唱歌,唱的是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还有一位84岁的车间王师傅,老人们总是夜里去敲他的门,因为电视坏了,他退休前搞电机,现在负责修电视;还有一位93岁的老太太,一个人在房间里织带扣子的开衫,她想着要是哪一天生活不能自理了,进了特护区,这样换衣服时,大概可以给护工少添点麻烦。

在养老院的楼梯上,我遇见了一位腋下拄着拐杖的90岁老人,在这个初夏的五月,她穿着厚厚的棉鞋棉裤,笨重的绒毛袄子里还裹了好几层衣服,每迈一级台阶,都像是负重而上,她挎着一个鼓鼓的蓝布袋,插了一把蒲扇,就像随时都要远行。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她是院里最特别的一位,总是想着逃跑。几年前,逃跑是为了回家喂狗,那是家里留下的*活物了,后来家回不去了,她又想出养老院的大门,门外就是国道,可不敢让她出去,她于是全身整备着在院里瞎逛荡,有一回她等在院长周春明的办公室楼下,老人说,“我过几天就要走了。”

周春明听明白过来,这一次不同以往,她说的“走”,是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大概老人也有些疲倦了。院长掏出钱包,取出20块,“我给你钱,你晚点再走行不行。”老人点头答应了。

于是养老院里便有了一个人一直蹒跚独行。看着这个老人,有时你会觉得她糊涂了吧,有时又会觉得她似乎有所坚持。事实是,在这所养老院里,所有人都在坚持着什么,院长还在继续开养老院,他已经进入了“后果自负”的阶段,老人们还在坚持活着,每一天都是旧的一天也是新的一天。

“我们要没这玩意儿还真麻烦。”83岁的靳淑瑞坐在自己的房间,笑着告诉我。周围满是她收集的纸箱、塑料袋,到处杂乱一团,而她坐在其中,却给人松弛的感觉,她指的是养老院,“幸亏还有这个养老院,要不然我们哪去啊。”

遗忘角落里的欢悦时刻

“我们这的居民,和东风厂没有任何关系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十。”社区党支部书记章圣琦算是“厂二代”,他的母亲也是工厂的工人,如今75岁,这让他对老人的生活,有着直观的了解。自从工厂改制后,东风厂的离退休职工划归社区管理,这又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估计,桥沟镇的老年人里,属于东风电机厂的老职工,大概能占上七八成。他能够理解养老院的存在意义,老人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老啦,过去,他还能在社区组织起几场门球赛,身强体健的老头老太慢悠悠弯腰,“砰”一声,推球过洞,现在,却连人都组织不齐了。衰朽的身体像缓缓关上的门,老人们被推回了一间间屋子里,有子女照顾得还好,那些独居的老人则只能和时光沉默以对。章圣琦说,六十岁还年轻着呢,统计当地的老年人时,他私心里甚至不想统计这块儿,因为只有七十岁以上,才渐渐失去独居的能力,需要更多的帮助。

不过,他说自己也理解政府下达的停业通知,“搞养老不正规,风险很大。”

这就是现实的不*之处了,章圣琦是一位务实的社区党支部书记,他选择继续陪着周春明去家访,劝说那些独居对他们已经越来越危险的老人,搬进辖区内这家*的养老院。

5月的那次家访,他们先去了一位76岁的独居老人家,老人原来是工厂附属技校的老师,如今一个人生活,没有冰箱,不看电视,每天给自己打胰岛素针,*的爱好是用一台旧电脑盯盘炒股。

老人欢迎他们的到来,两个人都向他保证,在养老院也能炒股,老人不置可否,给他们取条凳,刚拿起来,一条凳子腿就掉了。周春明就说,至少我那的凳子比你这高级。

另一位家访对象,是一位盲人,他原来和周春明同一车间。如今他也一个人生活,他不肯去养老院,为了向来访者证明自己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由分说走向阳台,那里有一张小椅子,他还要站上去,演示他可以自如的收衣服,倒是把他们吓得不轻。

“有些人喜欢自己一个人生活,他还不愿意集中来养老。”章书记说,虽然现实严峻,他也不知道拿他们如何是好。

“自由还是很重要的。”这是王杰老太太的话,她大概能理解那些宁愿孤独的老人,她说自己选择东风养老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不那么“正规”,想出大门就出大门,街头山野的溜达。

在东风养老院,每个老人都有着故事,因为时代的痕迹,故事或激越或普通,沉积在他们身上,构成每个人*的人生史,慢慢你也就发现,这也是他们尊严的来源。王杰毕业于北大,这已经够让人吃惊了,但后来她又告诉我,她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考入北大之前,她是一名女兵,所以她才能腰背笔挺,直到90岁。

“战场上,跑慢了就会死。”她这么告诉别人,除此之外,她不愿多说,她既是洒脱又是骄傲地对我,这个陌生的来访者说,这里的老人都待在被遗忘的角落,但她说,“你就反映这帮人风烛残年,还是在很快乐地生活就行了。”

章书记说,当年他主持过王杰老公的葬礼。事实是,作为服务老人的社区党支部书记,许多东风厂的过世老人,葬礼都是他来主持,他已经主持了不下一百次,大多是工人、工程师,或者他们的家属,故去的人如此之多,有一次他甚至一天主持了两场。讣闻也是他来写,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终老于此的人,他总是感谢他们为国家的付出,称赞他们负责任辛劳的一生。他说自己一直记得王杰丈夫那次葬礼,他们没有儿女,不同于其他葬礼上悲伤难以自抑的宣泄,在移棺下葬之前,王老太太只是沉默地给丈夫擦了最后一次脸。她没有哭,因为她说自己已经看惯了生离死别。

大概所有的老人最后都将不惮于说出这句话,因为人生所有的执着,最后都归于沉寂。王杰说,当年,也就是90年代初,她曾经和丈夫回到北京,尝试拾取过去的生活,他们在北京待了四年,空气适应不了,水也喝不惯,连北京人也显得没那么可亲,理由琐碎,最后的结果是发现自己失去了曾经的故乡。于是,两个人又回来了,回到西南这座山沟,第二次以异乡为故乡,这一次,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离开。

民政局下发停业通知的前一天,院长周春明花了1000多元买的卡拉OK设备到货了,一个U盘播放机,两个话筒。他一直预备着让老人们热闹热闹,停业通知书下达后,他决定卡拉OK照常举行,他说,不然养老院里的气氛“奄奄一息,好像都完了。”

那天下午两点,在养老院的一楼大厅,老人们汇聚而来,行动自如的老人是自己下楼的,行动不便的则坐着轮椅,由护工推到楼下。在现场,你会惊讶于这些耄耋老人的热情,他们的歌喉或嘹亮或浑浊,或平稳或颤抖,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唱的人如此,听的人也如此,仿佛在漫长的一生中,来时路是曲折也好,未行路是忐忑也罢,这都算难得的欢悦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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