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开放三胎政策的消息发布后，全网引发热议，微博迅速达到“爆”。截至下午16时，新华社官方微博账号下该条微博收到超过8万条评论、4.4万条转发、126万条赞。资本市场，三胎概念股集体拉升，锦欣生殖涨超16%，贝康医疗涨超13%；婴童用品股走高，好孩子国际涨超26%，米格国际涨近10%。
人口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事关经济发展，也事关国计民生。与三胎政策、鼓励生育相对的，是另一个难题 —— 养老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成为一个人口问题的一体两面。不少80后、90后网友戏称：一对夫妻，养4个老人，拉扯3个娃，带9个孙辈。正是这一现象的体现。
养老问题是人口的重要议题，也是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的大问题。全球正以惊人的速度迈向老龄化。根据穆迪的报告，到2020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而到2030年“超高龄”国家数量将升至34个。
中国不仅面临全球共性的养老问题，也需要解决特有的养老挑战，预计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增至3亿人，2022年起预计将保持在1000万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老年人口众多，社会抚养比提升，加上连续二十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形成了数量众多的4-2-1或者4-2-2家庭形态，传统意义的“养儿防老”很难解决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养老问题，需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养老解决方案。
不久前，36氪联合黎阿姨养老做了一篇行业研究，系统全面的还原当下中国的老年人口状况、养老产业的现状，希望为关注养老产业的读者提供更一手的信息。
本文为该报告的部分摘要，希望能为关心三胎政策的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信息。
报告全文可点击查看：
80后、90后是社会养老压力*的群体
1. 我国老龄人口已经迈过7年加速期，即将迎来14年加速期
关于老年人口的定义，各国之间一直存在差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60周岁以上的为老年人；国际规定65周岁以上的为老年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第2条规定老年人年龄起点标准为60周岁。在本报告中主要的数据采用了60周岁的老年人定义标准，部分数据由于可得性等因素采用了65周岁的定义标准。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后，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达到总人口比例的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即进入超级老龄化。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在数量和比例上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截止到2019年末，全国60周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5388万人，相比2018年增长439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7603万人，相比2018年增长94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6%。根据2020年10月的民政部新闻发布会数据，“十四五”期间预测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自1949年以后我国出生人口经历了4个小波峰，其中出生人口分别在1949年到1957年之间9年的时间、1962年到1975年14年的时间、1980年到1997年之间18年的时间里达到了2000万以上/年。经历过2013-20年连续800-1000万/年的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后，目前出生于1961年的人群正处于60岁的时间节点上，未来14年，出生于1962年到1975年的人群将会迈过60岁的大关，我国将迎来连续14年的老龄化加速期。
2. 80后、90后是社会养老压力*的群体
在2021的时间节点上站在出生人口的角度来看，目前60后及之前的人口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大军，70后的人口已经50岁以上，80后的人口40岁以上，90后的人口正处于而立之年。80后进入40岁，正处于父母60岁+老龄化、子女K12教育的阶段，作为典型的“中国三明治“，是当前家庭养老压力*的社会群体。
而在未来，80后还将成为自身养老压力*的群体。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 每一个成年劳动力需要赡养1.6个老人。这意味着，当80后步入60岁，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养老产品的价格将数倍于当下，80后需要为自己养老支付更高的成本。
这意味着从2013年起，每年新增60岁+老人数量都在800万-1000万，而从2022年起，即将迎来的是1962-1975年连续14年的婴儿潮（出生人口＞2000万/年）人群进入60岁+且增速会更快。对应的影响是，80后一代将连续承担父母和自身养老压力。
本次政策信息发布后，不少80后、90后网友戏称：80后、90后两代人，一对夫妻，养4个老人，拉扯3个娃，可能还要带9个孙辈。正是这种压力的体现。
中国的两个老年人口重要变量
1. 一线新一线城市户籍老龄化程度高
目前我国一线新一线城市正在集中面对快速老龄化的挑战。截至2019年底，约60%的一线新一线城市已步入深度老龄化，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比更高达35.2%。同期，全国平均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7.8%，山东、四川、重庆、上海、辽宁、江苏、安徽（按降序）等省市老年人口抚养比均超过20%，这意味着上述区域每5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负担1个老年人口。与此同时，从2017年起一线新一线城市持续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高企的房价，使得年轻人要么靠近市区租房，要么靠近郊区买房。随着8090后打工人们的爸妈集中在2020年进入50-60岁+，慢/重病的增加将带来（新）一线城市异地就医的需求明显增加。这不仅会带来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竞争更激烈，也带来了新问题——老人来了住在哪里？这两个问题都将对本地户籍的老年人造成长期影响。这也意味着，未来一线、新一线城市将面临“户籍老龄化+异地就医/养老”叠加升级的巨大养老压力。
2.农民工老龄化将对中国养老产业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因为 2014-2020年间，农民工老龄化近25%，并首次出现负增长，农民工群体越来越老，加上农民工自身的社会保障不足，本身就面临巨大的养老难题。二是农民工属地化就业增加，造成一线城市农民工供给流失（尤其是家政/养老护理）。
（1）2014-2020年间，农民工老龄化近25%，首次出现负增长
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自2010年开始持续放缓，2018年首次跌破1%，与此同时，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和占比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同比2018年增加241万人，增长速度为0.84%，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为7153万人（占24.6%，首次超过了21岁至30岁的年轻人的23.1%），同比2018年增长294万人，增速达到10.74%（远大于农民工总量的增速）。而在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出现了自有统计以来的首次下降（比上年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下降0.4%。
随着我国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关农民工基本权益的社保制度也不断增加。从2016年起，我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特别强调了农民工的权益。但由于社保制度对户籍的高要求，使得农民工并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保制度和优惠政策。同时，大量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期间享受的养老和医疗等社保制度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目前全国接近3亿的农民工中已经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群到了50岁以上的年龄，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的养老问题也将十分严峻。
（2）2018年起：属地就业首次＞40%，服务供给（尤其是照护服务）首次连续负增长
长久以来中国独特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为我国大城市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基础动力，这些农民工在大城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重以及农民工增速的放缓，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一线新一线服务的供给缺失。现在平均养老护理工资是在5000-6000元/月，是所有长期家庭服务中最累但*的，而未来服务于养老行业的人工将变得越来越贵，刚需养老护理难会成为更明显的问题。
中国式养老的挑战
1. 钱从哪里来？
在不断增长的养老压力面前，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可持续支付能力都是挑战。整体来看，钱从哪里来，是中国养老*的挑战之一。
（1）中国养老金已经17连涨
我国的养老保险以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起点，从颁布7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地方分散探索试验阶段，养老保险体系形成阶段以及养老保险面向新时代、系统性深化改革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不断成熟，覆盖人群逐渐扩大，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截止到2021年2月我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99亿，全国近三亿人领取养老金。2019年全国平均城镇职工养老金领取比例为43.44%，其中上海市高达90.84%，为*位，云南省为25.20%，为全国*。
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保险制度不断适应中国国情，不断创新改革的阶段。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历经多年讨论的养老金“双轨制”实现并轨。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资划转试点正式启动，2019年9月全面推行。2020年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时间节点，不仅要完成国资划转，还要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这两项改革都为下一步的全国统筹打下了基础。
我国养老金已实现连续17年上涨，2008年至2015年涨幅均为10%，2016年后养老金增幅放缓，养老金涨幅≤5%＜GDP涨幅（2020年疫情影响为特殊情况，2021年GDP增长目标为6%，符合上述规律）。
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高低线省市的老龄化程度和养老金储备差异较大，因此出现了在2016年12月黑龙江首次出现养老金年度缺口后，2018年7月起实施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制度，同期黑龙江首次出现养老金发放推迟的情况。从2018年-2020年，调剂系数从3%、3.5%变动至4%，调剂金额从2422变为6303亿元、7398亿元。
随着时间推移，7个相对宽松省市（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为其他20+相对紧张省市提供调剂的金额将会越来越高。
因此，社保基金的入市（存量国家投入）就成为了自然产物，以缓解养老金不断增长的发放压力。从2000年起，至2019年累计投资收益额12464.06亿元（偏好金融、医药、化工、食品饮料等行业），年均投资收益率达8.14%（比企业年金收益高约1%），只有2个年度（2008年和2018年）出现投资收益率为负。另一个产物是养老目标基金（增量个人投入），从2018年8月发行至2020年8月，已有148万人购买，规模达353亿元，即人均投资23900元，其中2020年前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都是正收益。
（2）长护险2016年开始在15个省市复制
长期护理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资金从医保基金、企业、个人等进行筹集，各地标准不一。相对于健康险解决治病费用，长护险重点解决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所需费用（养老金给钱、长护险给服务）。
我们首先来梳理下中国长护险的历史。
2012-17年：青岛率先“市场化”（无国家层面政策指导，由属地民政、医保等相关部门先行）尝试长照险，5年实现60岁+老人、失能失智、60岁以下残障人士、城镇农村全覆盖 2016年：国家政策层面引导15个城市试点（上海、苏州、南通等）
2017-19年：截至2019年6月底，青岛等15个首批试点城市和吉林、山东两个重点联系省的参保人数达8854万人，42.6万人享受待遇
2020年：医保局主导+商保承办，拓展至49个城市试点， 以上海（老人最多、资金最充裕、跑得最快）长护险连续3年数据为样本，3年来长护险服务对象增长56倍、同期服务供给仅增23倍，近100%的缺口差距还是靠高薪资高补贴吸引了原有家政行业服务者，对于老人来说相当于护配比缩水了1倍，这对于保持老人的用户体验来说会有明显压力。
我们的判断是，除了提升评估标准外（总体需求人数还是快速增长的），增加全员保费和提升个人支付比例，是长护险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2. 谁来提供服务？
上文已经提到，目前全国接近3亿的农民工中已经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群到了50岁以上的年龄，2020年总量首次负增长，这当中50-60岁的一线女性农民工，正是养老护理服务的主要供给，该群体早在2016年就开始出现负增长，那么谁来提供养老服务？可以先来看下供需两端：
需求侧：未来30年，加速老龄化带来的护理是增量生意，迎来的是加强的支付能力和品质需求（家庭421+异地生活）
供给侧：依然是存量人员，迎来的是进一步老龄化和年轻服务供给断供（护理员平均年龄2020年是50-55岁，年轻一代专业学籍全国数千人/年，且3年留存率不足30%）
这意味着，供不应求将加剧同时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上：
数量：从居家护理（1对1）️到社区老年公寓（1对多）
质量：软（SaaS）+硬（床垫感应、体感监测等）️智慧养老
这两个解决方案是中国式养老正在发生的正确变化，是由8090后子女的市场化支付能力决定的。对应的商业机会是，老龄化社区内存量的3-4居室将会被改造为“老年长租公寓”，以及线上家庭生活服务平台通过SaaS聚合线下家政门店供给和规模化的线上养老服务需求，典型场景是典型场景是在春节护工荒时，把数百名全城市护工阿姨的时间区域进行汇总和匹配，让更多刚需家庭及时对接。
人口流量的结构性变化，
带来养老“事业→产业” 转型关键期
综上，我们再来梳理下中国老年人口流量的几个结构性变化：
需求端：① 除西藏外，中国所有省份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超过7%，达到国际老龄化社会标准；② 接下来14年，中国将会面临连续2000万/年婴儿潮人群进入老龄化，空巢老人已超过1.1亿；
供给端：① 农民工服务缺口严重，养老机构护配比仅为1：10；② 全国平均养老金为3000元/人/月（2019年平均约2900元/人/月，2020年按4.5-5%涨幅预计约接近3000元/人/月）；
站在当下节点看， 2017-2022年正是养老从事业到产业的关键期。概括来说：
1. 2017年-2022年，对应的是1957-1962年出生的60岁老人，1958-1961年出生人口不足2000万，这也意味着，在迎来14年老年人口高速增长前，2017年-2022年中国养老的压力得到了些许缓冲。在此阶段，中国养老产业若未得到有效进展，后续压力将持续攀升。
2. 2017年前后，中国养老产业也迎来一些新变化。自2016年开始，一线、新一线老人基本触网，60岁以上老年网民占比超过4%，这主要得益于微信、支付宝、今日头条等在老年人中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部分老年人也有了线上支付的能力，2014年春节微信红包上线，2017年前后中国有线上支付能力的老年网民数量因此明显增加。同时，2015年前后拼多多等社交电商出现，丰富了老年人线上购物的场景和渠道，这些因素为线上线下结合的养老产业提供了可能。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网民的占比已经达到10%，整体来看，2022年后已经历了10年左右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有支付能力的老年网民数量也将大幅提升，逐步完成老年人群的线上流量积累。
目前一级市场的养老创业与投资主要集中在流量及流量变现环节，
创业公司赚大钱不易
1. 养老方向的创业主要分成“寻找快乐”和“解决痛苦”两大类
按老人行为，养老方向的创业主要分成“寻找快乐”和“解决痛苦”两大类。“寻找快乐”类公司的起点是2012年8月出现的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对于直接跨过PC互联网时代的老年群体来说，一拉一推形成了全新的老年移动互联网流量世界。但时至今日，纯线上的中老年微信流量生意大家都已触探到天花板，大家也都在同步去做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流量。整体来看，这些老年人的流量都不足以支撑把生意做大。
老年流量变现复刻了年轻人的“工具→社群→电商”路径，只是时间要延迟3-4年。过往8年真正验证可实现规模化变现的，一是糖豆广场舞2018年起4个微信小程序总计1亿用户的广告变现，二是美篇30-40元客单价的中老年回忆录实现数百万的月收入，跨界成为中国回忆录*“出版商”。
2. 资本投向养老流量变现，但还是以买门票为主
过去几年，资本在养老行业的投资以流量变现型项目为主，可以分为“流量+广告、流量+消费、产业+联盟”三个方向。但整体来看，很多是买一张小额门票试水，背后的重要原因则是这些围绕老年人展开的创业项目，普遍天花板较低。老年线上流量的需求本质是陪伴，而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变现，都往往要遵循“使用免费，二道引流付费”的原则。在线上，已经很难有独立养老电商、孝心电商的机会。而在线下生活消费方面，要么成为“物美价优”的新场景新健康消费品，要么连接存量成为优质内容筛选器，这两者都是好的养老创业机会。
3. 技术可用于养老行业提效降本，刚需助行是正确商业化路径
我们认为中国式智慧养老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在C端家庭替代服务人员（家政/亲属），在B端机构解放服务人员（助力移动、递送药品、辅助进食等功能，可提升护理基础服务的效率），相对来说前者的用户感知更明显从而更容易产生支付行为，是智慧养老可见的商业化路径。当前，诸如BATJ等均已涉足养老产业，多是作为AI战略下智慧城市的一个小分支，本身AI解决方案也是中长期不计回报的战略方向，各地政府多为项目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这对纯做智慧养老产品并想靠此盈利谋生的创业型玩家来说就是降维打击。我们认为更接地气的创新还是围绕刚需人群的体验升级，例如助行机器人，相比传统轮椅的200-2000元主力价位段，升级版产品在6000-20000元之间，同样是一次性投入，可以让用户得到全新的自由出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