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与论文有关的日子里问候翟天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五月过半，毕业季即将来临。夹杂着分离的愁绪和对新生活的期待，大多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还沉浸在毕业论文的焦虑里。降重、盲审、答辩，一档接一档的考验横亘在大家面前。与此同时，从春天开始，一位熟悉的“学霸”在社交媒体上再度登场。

“翟天临你起床了吗？可以帮我降重吗”“翟天临你*赶紧成立个知网免费查重基金会”……2019年2月，因为“不知知网”，演员翟天临学霸人设崩塌，并被牵出学术造假事件。

此事间接推动国内高校论文查重事业上到一个新台阶，每年的论文查重环节，毕业生的压力陡增，于是不少人纷纷将“火气”发泄到翟天临身上。每年从春季开始，一直延续到五六月份答辩结束，社交媒体上总是能看到各种喊话翟天临的内容。

“不知知网”事件已经过去了2年多，但余波一直都在，甚至衍生出了学生们一年一度的网络狂欢。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聚焦翟天临被临毕业大学生周期性吐槽这一现象，讨论这类反复被提及的名人轶事背后有什么原因及传播规律。

寝食难安论文季：“翟天临你睡得着吗？”

“新的旅程，小翟要加油！”

2019年1月31日，当翟天临在微博上晒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后录用通知书时，可能完全想不到这会为他日后的人设崩塌埋下隐患，更想不到此后的每个毕业季，他都会被陷入论文焦虑的毕业生们轮番问候。

2019年2月8日，翟天临因在直播间回答网友提问时，说了一句“知网是个什么东西”，引发蝴蝶效应。不管翟天临本人是真不知道知网，还是一时兴起开了个玩笑，都挡不住此后波涛汹涌的查证之潮。

在社交媒体时代，各平台的开放性和互联性使每个人都有了成为“业余侦探”的机会。公众人物的发言一着不慎，就可能被互联网强大的检索能力锁定。网友们根据北京电影学院官网和知网上已公开的信息，查出翟天临公开发表的可称得上是论文的文章屈指可数，而且重复率极高。

彼时，舆情愈演愈烈，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出面发声，教育部回应该事件称“对学术不端行为绝不姑息”。

此事的结果之一，便是各高校出台了更加严格的查重、盲审政策。祸从口出，翟天临从此成了毕业大学生们吐槽的靶子。

微博设置成了半年可见的翟天临，在过去半年共发了8条微博，几乎每一条微博下都会有网友重提知网、论文这些事。这些网友中有的是为毕业论文发愁的同学，有的则只是普通吃瓜群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27日，著名演员吴孟达去世的消息引发热议，翟天临也在微博上致敬、缅怀达叔。而这个时间恰逢各大高校开学、毕业生面临毕业论文被导师“关怀”的时间节点。在这条肃穆的微博下，再次充斥着网友对翟天临学术情况的诘问。

公众人物的公开发言与评论区的断裂，恰能体现出互联网记忆的连续性——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早已化身成为一张张截图和数据，载入了社交媒体的史册。

除了直接到翟天临微博下留言，互联网冲浪者们也会自发地举行对翟天临的“声讨活动”。每年从春季学期开学到夏季答辩结束这段时间内，只要在微博搜索“翟天临”，实时信息流里几乎都会有网友新鲜发布的问候翟天临的内容。

正如一位网友总结的，“每年毕业季的时候，都有被查重挤兑得走投无路的学生激情辱骂翟天临。”不难预见，以后的每个与论文有关的日子，“翟天临”这三个字都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为什么他们会周期性地被网友cue？

互联网的记忆的确是有点双标的，有的人即便有过丑闻，也仍能活跃在大众视线内。但有些名人轶事乃至丑闻，却被网友屡屡提及、甚至乐此不疲地调侃。

除了“学术圈老熟人”翟天临，还有著名的“娱乐圈地震仪”汪峰、“气象圈雨神”萧敬腾等等。他们本人并未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刷存在感，却还是逃不过定时定点地被网友cue。

这种“周期性调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体现了怎样的传播规律呢？

共情共景的社交仪式

理解仪式的视角有很多种，如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将“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1]大卫·科泽则综合运用人类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仪式与权力的关系等。[2]不管是哪种视角，都提到了仪式所具有的凝聚共识、认同的功能。

社交媒体出现后，仪式的存在更普遍和多样化了。社交媒体运用其移动性和基于网页的技术来创造高度活跃的交互性平台，个体和团体均能够在其中分享、写作、讨论，并进行UGC活动。[3]由此，社交媒体仪式就在一个个的意义空间中得以形成。

由于社交媒体的特性，社交媒体上的仪式除了能凝聚共识、加强认同，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便捷性。而且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决定信息的可见与遮蔽，因此，这种线上的社交仪式相比传统的线下仪式又更为方便和直接。

夜不能寐、爆痘脱发、寝食难安……在毕业论文面前，大多数同学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压力。这种压力排遣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和有相似经历的人一起吐槽、分享。

因为专业、写作情况不一样，大家为毕业论文烦恼的点不尽相同，但是当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共通的意义空间便扩展了，分享和发泄的“靶向作用”也更为明显。

正如一位网友说的，因为论文愁得睡不着觉时，到微博搜索“翟天临”，准能看到经历相似的朋友们；甚至有网友调侃，可以通过提到“翟天临”的微博找对象，因为大家的学历大致匹配。

可见，控诉翟天临这一话题本身，无形中给经历相似的网友提供了社交的空间；这一行为的目的并非交友，却在无形中成了毕业论文压力下焦虑难耐的同学们的一种社交仪式；话说回来，这些控诉翟天临的网友，真的恨他吗？恐怕也不是。

由于翟天临事件已有定论，可讨论的空间并不大，因此，很难说这种社交仪式会得出什么具体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话题的确能碰撞出共鸣和共识，尽管无法对毕业论文的推进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对宣泄情绪、排遣烦恼还是有些用处的。

类似的，歌手那英在2011年8月26日发的一条微博名留青史，尽管已经过去了近10年，但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微博下面打卡，甚至还有人以这条博文的内容为创作素材，制作了手机壳、文化衫等“周边产品”。

不管那姐的这条微博初心是什么，在网友看来，这条内容确实引发了自己的共鸣。有网友说，每当自己有类似的遭遇，就会来那姐微博下留言解气。可见，尽管遭遇和留言目的不同，但是“到此一游”已经成了一种宣告状态的仪式。

被符号化的名人轶事

凭“一己之力”影响了中国高校学术圈的论文审查力度与标准，翟天临成了高校毕业生的“众矢之的”；由于发专辑、开个唱总与娱乐圈产瓜时间撞上，汪峰被调侃为“娱乐圈地震仪”；萧敬腾“雨神”称号和张学友“逃犯克星”荣誉的来历也不必过多交代了。

在互联网海量且冗杂的信息中，这些人的形象无疑已经构成了网友们的共同记忆。不难发现，翟天临们已经被社交媒体赋予了标签化、符号化的特征。以至于每到特定的时间点，哪怕他们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他们仍然会被拉出来调侃一番。

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与其说网友会周期性地提及、讨论甚至吐槽这些名人，不如说这些人已经成为特定的符号，在网友的日常表达符号系统中占有固定的一席之地。网友们调侃这些人这些事，也是在消费以之为符号的意义，或发表观点以获得趣味和满足，或宣泄情绪以获得共鸣与解压。

全媒派往期文章在分析“硫酸男孩”这一热词时，曾提到过新闻业的“弱编码”。“弱编码”新闻以情绪化的渲染方式，更多诉诸人的情感与审美。[4]

从新闻的传播扩展到广泛的信息传播来看，“弱编码”的观点或许同样成立。

社交媒体使得用户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流变得极为简单甚至随意，用户可以围绕一个话题进行无限的UGC创作和传播。而要想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方法之一便是降低其理解难度，将其简单地归类、贴标签、符号化。在一些无伤大雅的话题上进行趣味性、情绪化的“弱编码”，或许就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

其实只要稍微较真一下就会发现，前文提到的几个绰号其实并不准确。比如有网友分析过，汪峰老师并不是每次发专辑都会遇上大事发生，萧敬腾“求雨”也不是回回都神。他们之所以会被周期性地提及，是因为在网友情绪化的解释与渲染下，被塑造成为易于理解、意义简单的符号而深入人心。

证实性偏差心理助长传播

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沃森提出了“证实性偏差”的概念，意思是人们倾向于证实既有的认知而不是证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在分析假新闻的成因时提到，由于证实性偏差的存在，受众在面对假新闻时首先判断的不是它的内容是否准确无误，而是它是否与自己既有的认知结构接近。[5]

事实上这种心理普遍存在于信息传播中，导致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假新闻泛滥、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等等，本文讨论的传播规律也与这一心理息息相关。

论文查重压力大真的是翟天临的锅吗？汪峰真在每个瓜田都不缺席吗？萧敬腾求雨必灵验吗？张学友每次开演唱会都能“缉拿”逃犯吗？

其实不然。只是在这些名人轶事的符号化形象先入为主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选择特定的现象来印证他们的符号属性。久而久之，人们的认知会被固化。也难怪会有网友调侃“赵丽颖冯绍峰离婚了，*反应去看汪峰动态：果然要开演唱会了！”

调侃宣泄过后，核心议题不能失焦

本文讨论的传播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网友对特定议题的关注。比如有许多同学在控诉、宣泄情绪之余，也理性地讨论了极低的查重率是否有必要。

但是要警惕的是，过度宣泄的行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容易导致注意力的偏移，而注意力再聚焦往往比偏移难得多，这便会影响事件本身的解决与议程的推进，即我们经常提的“后真相时代的议题失焦”。

郑爽天价片酬被曝光后，被贴上“日赚208万”的标签，在后来对明星工作室注销、贫富差距、职业收入的部分报道中，常常能见到对这一标签的调侃和控诉成为热评。

但是渐渐地，网友对这一行为本身的追问声淡去，更常被提及的是“日赚208万”“一爽”等标签。

此外，周期性的调侃对于吃瓜群众来说或只是谈资，但极易给当事人带来困扰甚至误伤。比如每当有反转新闻出现，网友总是倾向于提到此前反转新闻中的当事人，如苟晶、罗冠军等等。对新闻反转做出提醒固然无可厚非，但是永无止境的周期性提及会使当事人无处遁形，有可能失去澄清、改变的可能性。

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是一场“没有意义附着”的符号狂欢。[6]简单地认为这些符号式人物和事件的传播完全没有意义未免有些苛刻，但透过这种视角，我们或许也能窥见其中的喧哗与狂欢。对一件事的持续关注，在调侃、消遣以外，应当融入社会议题中，成为推动解决的力量，而不是仅仅流于表面地反复调侃，只留下过往云烟和对当事人的伤痕。

所以，别光顾着问候翟天临了，论文写完了吗？盲审通过了吗？答辩结束了吗？发泄完之后，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关关难过关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