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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四十年,至今思袁庚

2017年,深圳海上世界竖起一尊袁庚的塑像,神采奕奕、迈步向前,似乎提醒着人们他晚年的告诫:“向前走,莫回头。”

在秦城监狱蹲过五年半大牢的袁庚,用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在蛇口“杀出了一条血路”。

为了种好这一方“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不但坚辞深圳市长之职,而且立下了“大不了再回到秦城去”的决心。

1978年的一天,61岁的袁庚正准备解甲归田,却被交通部长叶飞叫到跟前:“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

当时,“文革”刚结束,各种思想斗争还很激烈,这样一份差事既敏感也不轻松。

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做事大胆果敢的袁庚,一听到“打开局面”四个字就热血上涌,当即应了下来。

在那之前,袁庚从未做过经济工作,全凭一股闯劲儿和搞情报工作出身的敏锐。

在他赴任当年,香港招商局要建后勤服务基地,但袁庚发现那里地价太贵,于是想到隔海相望的宝安县(深圳前身),那里也是袁庚的老家。

袁庚的想法是,到毗邻香港的深圳去,不但可以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可以通过香港获得外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经过考察,他们相中了蛇口。

历史上,那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富庶的商港,但彼时民生凋敝。

报告交上去,中央没给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1979年1月31日,袁庚到北京当面向领导汇报。李先念副主席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块地,对袁庚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考虑到这一大片土地所需的资金是天文数字,而招商局的家底不过一亿多。一向大胆的袁庚也没敢全要,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2.14平方公里。

几十年后,晚年的袁庚将当年不敢吃下约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列为人生*大憾事。

1979年7月8日,蛇口炸响了填海建港的开山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炮”。蛇口也因此成为新*个对外开放的地方,比深圳特区早了一年。

“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做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袁庚说。

在秦城监狱蹲过五年半大牢的袁庚,用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在蛇口培植了这根“改革试管”,希望模拟市场经济,杀出一条血路。

为了这一方“试验田”,他甚至坚辞深圳市长之职。面对重重阻难,他说:“大不了再回到秦城去。”

蛇口工业区成立后,很快就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1979—1984年,蛇口创造了24项*:引入*个中外合资项目、率先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次对外招商引资、最早实行工程招标……

这些今天看来很普通的事,当初突破之时却步履维艰。

4分钱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修建道路时,当地有官员留下200米路面不铺设沥青,索要好处;通信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不同意进口设备……

蛇口工业区的“五通一平”,几乎件件不顺利。最捉急的是袁庚,工业区建设主要靠香港的银行贷款,他不能不考虑金钱、时间和效率。

无奈之下,袁庚只能求助“尚方宝剑”,最终得到中央的批示才解决。

最难的是1981年。那一年,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调整经济”。蛇口工业区当年的招商引资数为零,平整好的土地被荒草覆盖,袁庚“急得吃不下饭”。

3月的一天,忧虑中的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回蛇口,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他思绪万千,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摸出一支笔,在颠簸中写下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话后来作为标牌语,出现在了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但很快招来各方非议,有人说“袁庚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

接下来的1982年,寒气更加逼人。

当时东南沿海出现走私活动,有人开始上纲上线,把问题归罪于改革开放。2月,有人对广东、福建进行了严厉批评。

3月,上海某报发表《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影射深圳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袁庚再三考虑,还是让人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悄悄拆除了。

关键时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顶住压力,果断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主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

而蛇口的开发也一刻没停。到1984年初,蛇口兴办的企业已达74家,更有与石油部联合在赤湾兴建的后勤基地,一座新兴的海港工业小城初具雏形。

1984年1月26日,经过五年建设的蛇口,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那一天,总设计师在深圳考察完后来到蛇口。此前在深圳,他一路上只是看,不讲话不表态,这让袁庚心中很忐忑。

但在汇报最后,袁庚还是壮着胆子说:“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

全场一百多人突然寂静无声,大家都屏住呼吸。邓榕提示说:“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是块标语牌上写的。”

“对!”总设计师短促有力地回答。

这是他这一路上*次表态。袁庚和蛇口工业区干部们长舒一口气。

2月1日,总设计师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时间不是当日,而是参观蛇口的那一天:1984年1月26日。

多年后,袁庚回忆说,在蛇口的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堪比1984年的这次视察,“就像我们在大海上漂浮了很久,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

总设计师视察南方后不久,全国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启动了对外开放。

1984年是蛇口的高光时刻。

在国庆35周年大典上,蛇口彩车作为*的企业彩车,从天安门广场通过,亿万人民从电视上看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醒目标语。

这句口号响彻中国,被称为冲破思想禁锢的*声春雷,它不但影响了千千万万人,也使得蛇口从“逃港之地”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向往之地。

1983年,辞去公务员的王石来到蛇口,看到这句标语后,才知道应该为财富而奋斗,“一开始是为自己,然后就是为社会”。

风乍起,吹皱的是一池春水。

袁庚最初只是想办一个工业区,但他越来越认识到: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更加深刻的改革。

1980年3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成为*个正式实行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的地方,打破了新中国延续31年的干部调配制。

1983年,袁庚再度挑战人事禁区,在蛇口试行群众选举干部、考评干部。

那年4月,经民意测验推选的蛇口*届管委会成立。此后,蛇口干部的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决定。

1985年4月,蛇口工业区进一步试行民主选举,最终选出9名第二届管委会成员,*届7名班子成员中有3人落选。

蛇口工业区是“国有企业+政府职能”的开发模式,因此管委会的选举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企业行为的范畴。

除了民主选举,蛇口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被选举出来的领导班子中,有后来人称“南山虎”的贪官虞德海。2001年,他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深圳市检察院的起诉,虞德海“利用职务之便”犯罪是在离开蛇口之后、担任南山区委书记期间。

袁庚后来谈到虞的结局时,认为虞在蛇口是个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的好干部,但随着职位升迁,环境变了,手中的权力没有得到相应的约束,就变坏了。

事实上,直至袁庚离休前,整个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过一起贪腐案。

既重视财富和效率,又通过体制规范和民主监督,保障这些财富在阳光下干干净净。这或许是拥有“蛇口基因”的招行、平安、万科、华为等企业日后能够成为业界翘楚的原因。

短短数年,从一片海滩和荒山,崛起为高楼林立的工业区,蛇口的速度令人惊叹。

曾经有人问袁庚:“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袁庚的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初到蛇口的袁庚,深感人才的重要性。

为此,他在蛇口举办了培训班,诚邀全国青年才俊。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有志青年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

培训班不但教授经营管理知识,还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请来江绍伦,讲授国内几乎销声匿迹的心理学,有学员质疑这是散播有毒思想,但袁庚坚持为他们“放毒”。

袁庚还仿照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题词,给培训班设下门槛: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做到的是以广阔的胸怀去接纳讯息,善于接受一切有用的外来事物,不以片面意识自我束缚。”

袁庚不但办培训班,还利用新闻媒体来改变人们的观念,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

1984年年底,《蛇口通讯》创刊。袁庚给了这份报纸充分的批评自由度。

创刊仅两个月,《蛇口通讯》就刊登了一份批评袁庚不懂管理的读者来信。

此前,报社曾三次请袁庚过目,均遭袁拒绝。他表示:在蛇口办报,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这一表态在全国激起千层浪,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都予以了关注。

任正非后来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入华为,并规定:凡事不能做到自我批评的干部不能提拔。

观念的改变,不仅是精神层面的,更有人们的财富观。

1988年,三位来自北京的专家与蛇口青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特区该不该欢迎来这里赚钱的淘金者。

这场被称为“蛇口风波”的辩论,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却演变成一场全国性大讨论。

多年后,袁庚说,这场风波不值一提,“它的实质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而当年的蛇口人也表现得很淡定,面对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他们表示:“只有你们内地人还对这样的话题大惊小怪,我们蛇口人早就习以为常了!”

1981年秋天,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等13位香港富豪到访蛇口,提出入股开发的建议,但被袁庚拒绝了。

他害怕自己家底薄,失去对工业区的控制权。

蛇口因此错过了一个做大、做强的机遇。这成了袁庚晚年的另一大遗憾:“他们想的东西比我要深,以前我没做过生意、没搞过商业。”

袁庚直到60岁,才接触到经济。

从上海船厂和丹麦造船厂的对比中,他认识到,中国的国营企业坏就坏在政企不分,“权力一旦介入经济实体,当官员拍脑袋代替经济规律时,企业就完蛋了”。

如何既保证政治安全性,又要政企分开呢?袁庚发明了国有企业股份制。

1982年,新*家股份制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它由多家国企共同担任股东,为了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才将香港商人黄振辉拉进来。

招商局还主动放弃控股权。这意味着,任何一方的主管部门都不能用行政命令干涉企业的正常运行,由此形成了多方制衡的局面。

这是蛇口为寻求与国际先进企业接轨,对中国几十年传统企业体制的一次突破。

袁庚当时对“政企分开”的认识,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他当时只是希望蛇口尽快脱离深圳市政府的管理,但其本质还是官商一体。

到了在蛇口主政后期,袁庚才真正意识到要“政企分开”,力推蛇口下属的三家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并鼓励他们走出蛇口,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这三家企业分别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南山开发。

袁庚主导下的股权改革,带有深深的蛇口烙印:没有一家独大的*控股股东。

招商银行最初是独资,到2002年上市时,招商局持股仅18.45%。

被袁庚视为*“蛇口精神”的平安保险,在股权结构多元化上最彻底,形成了国有、外资、民营、员工共同持股的格局。

这种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使得企业实现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马蔚华从1999年起担任招行行长,直到2013年退休;马明哲更是从平安创建之初,一直执掌至今,既是创业家又是职业经理人。

这种股权设计并不局限于招商局企业,蛇口出身的其他企业也有类似基因。

两度被“野蛮人”敲门的王石,仍难以割舍“蛇口情结”:“我可以成为*大股东*控股,但没走这条路。”任正非也没有把华为股份留给自己,而是分给了员工。

如今,蛇口的企业早已走出蛇口,蛇口开发区也被撤销,但它的精神借由这些企业,扩散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1990年9月,南头管理区和蛇口管理区合并为南山区,虽然原区域还由招商局运营,但蛇口工业区在行政区划上已不复存在。

袁庚晚年*的遗憾是,没能通过人大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

1992年,75岁的袁庚退休,定于1993年进行的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停止。此后,深圳收回自治管理权,“蛇口模式”结束实验。

“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袁庚一直这样看待“蛇口试管”的意义。

如今的蛇口,已从30多年前的荒凉小渔村,发展为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的现代化、国际化的滨海新城。

不过,在许多蛇口后来者心里,蛇口已经褪去先锋色彩,被逐步淡化为一个普通的滨海城市区域。

2009年,招商局提出“再造新蛇口”,并宣布投入600亿元巨资,将蛇口打造成商住两宜的世界级城区,使其成为高端服务和创新中心。

2015年,蛇口和前海一起被纳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赋予了新的改革使命。

早年在蛇口,袁庚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业区建设成具有“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民主文明的新的桃花源”。

桃花源不知魏晋,可以避开外面的纷扰,可蛇口恰恰是中国*感知外界、对世事变化最敏感的区域。

2005年4月,传记作者涂俏问袁庚:“以今天的目光审视,你梦中的‘桃花源’实现了吗?”

老人许久没有回答,看似要睡着了。涂俏正准备起身离开,身后却传来老人的评价:“一半是梦境,一半是现实。”

晚年的袁庚隐居在蛇口,几乎谢绝所有社会活动。2006年摔了一跤后,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2008年后几乎不能讲话。

2016年1月31日,虚年百岁的袁庚与世长辞。

命运的安排是,37年前的这一天,他递给李先念副主席一支笔,画下了蛇口工业区。

2017年,深圳海上世界竖起一尊袁庚的塑像,神采奕奕、迈步向前,似乎提醒着人们他晚年的告诫:“向前走,莫回头。”

如今,这六个字,*镌刻在深圳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的一面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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