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上市的消息，牵动人心。
这头估值超2000亿美元（约1.4万亿人民币）的超级独角兽，其募资额一旦达300亿美元，将会超越沙特阿美，获奖成为新晋的“全球集资王”。
当年微不足道的小蚂蚁，如何凝聚起撼动世界的力量？
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17年前，西安工业学院学生焦振中，在淘宝上看中了一台二手富士相机。而相机的主人崔卫平，彼时正在日本横滨留学。
当时，C2C的网上交易无非两种方式，要么同城见面，要么远程汇款。但没有见到实物的焦振中，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而崔卫平想把相机邮回国内、托请朋友代为交易的计划因故流产。
这场远程交易一波三折，买卖双方资金与实物交割的信任问题，暴露无疑。
凭借“平台策略”成就淘宝网的阿里巴巴团队，很自然地想到了将其应用到支付业务的方案。于是，通过自己作为中间人暂时保存货款的方式，团队解决了这一核心问题，淘宝网的*笔担保交易就此达成。
这个故事勾勒出支付宝的雏形。隔年1月，马云便下达了启动支付宝项目的指令，将其建立为独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看起来，支付宝只是为了辅助电商业务所开发的一个支付工具，但马云一开始就看得很远。
2004年12月29日，支付宝独立上线那天，马云对支付宝团队说：“支付宝不仅要成为淘宝的好帮手，更要成为整个行业使用的工具，以及推动社会诚信的一种手段。”
他深知，对于焦振中和崔卫平而言，缺乏信任只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正常状态。但无数个焦振中和崔卫平所代表的信任问题，则意味着中国缺乏一个既透明又高效的信用体系。
早在2001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指出，“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只有在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
然而，中国征信业起步晚、推进慢，尚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征信体系，更遑论征信文化。当时，央行征信中心是国内*一家官方征信机构，能覆盖的范围非常有限，整个金融市场服务不完善，金融信贷业务供给不足。而在中国大约8亿的潜在消费信贷用户当中，只有3亿人有征信数据，大多数人尚没有征信记录。
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消费者和大量小微企业通过信贷进行资金周转。自幼生长在私营中小企业活跃的浙江，马云对他们的生存发展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最初，阿里巴巴的进驻商家，又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也决定了支付宝从诞生就肩负着推动信用发展的使命。
马云首先从结果端入手，银行看不上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阿里就自己做。
2010年和2011年，其分别在杭州和重庆设立“阿里小贷”，专门为阿里巴巴B2B业务、淘宝、天猫三个平台的商家提供100万元以下的订单贷款和信用贷款。
借此，阿里一方面通过电子商务积累的大数据，精准还原出个体消费者和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另一方面，也借小贷业务摸清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这些都为蚂蚁金服旗下网商银行的成立做足了准备。2014年，网商银行获批，成为*家纯粹意义上的云端银行。
如果说网商银行将信用体系的边界拓宽至小微企业，那么芝麻信用，更是中国征信市场化进程波及到个人的典型。
早在2012年，蚂蚁便开始酝酿开展信用服务的想法。经过三年筹备，2015年1月5日，央行下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蚂蚁旗下芝麻信用获得了一张宝贵的通行证。
芝麻信用，借鉴美国公司FICO的个人信用评分体系，通过多年积累的技术和数据能力，对消费者信用进行评分。一时间，传统征信机构难以覆盖的草根人群的征信空白得到填补，花呗、借呗等以芝麻信用为依据的产品，几乎革新了大众的财务理念。
2013年，蚂蚁金服推出的余额宝，更在打通消费场景的同时，打破了传统银行理财的高门槛，被大众赞为“国民理财神器”；同期，又推出招财宝，为用户提供更多定期理财产品，上线仅半年，投资金额就累计超过300亿。
公开资料显示，蚂蚁金服目前拥有国内最全的金融牌照，除了传统行业的基金销售、民营银行、保险、担保等，还有传统金融机构没有的第三方支付、个人征信、金融云、数据库等，业务触角几乎面面俱到。
据财新报道，目前，支付宝国内活跃用户超9亿，余额宝用户超7亿，小微企业用户超2800万户，花呗和借呗联合贷款规模超万亿，蚂蚁财富促成资产管理规模超4万亿。
“其实我们做的不像是一家传统公司，更像是一个经济体。”蚂蚁金服CTO倪行军的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这只蚂蚁的理想和理念。
蚂蚁经济体
建造一个帝国，往往是内部实力增强和外部部族兼并共同实现的结果；而经济体的构建，与之有着相似的逻辑：一方面，蚂蚁靠着极强的业务拓展与创新能力，不断发掘、整合、联动新的增长板块；另一方面，具有战略眼光的外部投资，亦对其商业版图实现了有效的补充。
蚂蚁最早的一笔投资，要追溯到其前身——阿里小微金服。其影响深远，即使是今天看来，也让人对决策者的远见和杀伐决断生出钦佩之情。
当时，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受央行规定所限，资金在账户中不能获得利息。大量沉淀资金在支付宝账户中闲置，对用户而言非常不公平。
2012年12月，天弘基金总经理郭树强带队拜会时任阿里小微金融副总裁的樊冶铭，并向其表明了想为支付宝量身定制产品、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的设想。
樊冶铭当即拍板：“我明白了，这个事情可以做。”
这个产品就是后来甫一推出，就呈现爆发式增长的余额宝。由于支付宝与余额宝紧密捆绑，小微金服出资11.8亿元，认购天弘基金2.623亿元的注册资本金，以51%的持股比例成为了天弘基金*大股东。而余额宝上线五个月后，天弘基金增长至1000亿，一跃成为国内规模*的货币基金。
2014年，蚂蚁金服正式成立；第二年6月，又通过浙江融信获得了恒生电子20.62%的股权。后者是中国*的面向金融行业的IT解决方案提供商，其主要客户是各类证券公司、公私募基金、保险公司等，在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的市场占有率为44%，在基金、保险、信托投资交易管理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90%、88%、86%，在银行综合理财平台的市场占有率为75%，是中国拥有“全领域”的龙头IT金融企业。
天弘基金为支付宝盘活了资金，并在日后蚂蚁金服的理财业务板块，起到了核心支柱的作用。而借着恒生电子，蚂蚁金服则切入了金融行业的后端，为其打造“蚂蚁经济体”，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资源支持。
此后，蚂蚁加快了对外投资的脚步。
一方面，注重对综合金融业务和金融基础设施板块的布局，对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网金社、开放式基金在线销售平台数米基金网、台资财产保险公司国泰产险、股权类互联网金融平台36Kr、社交组合证券投资平台金贝塔等进行战略投资。
另一方面，对支付人口和场景进行拓展，除联合阿里巴巴投资饿了么、滴滴、淘票票，与春华资本联合投资百胜中国外，还对雅座在线、二维火等进行了投资。像雅座在线，主要为餐饮企业提供基于SAAS的餐饮会员营销服务，二维火则专注于餐饮云收银系统，这都有利于蚂蚁在线下场景的延伸。
“优势强化+场景拓展”的投资战略，为蚂蚁金服打通金融、技术、消费做足了准备。
乌云与阳光
除了市场竞争以外，蚂蚁集团在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另一项考验，就是游走在金融创新与政策错位之间的灰色地带而带来的风险。
2014年，即蚂蚁金服成立那年，时任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在“2014创新金融论坛”上表示：“对于金融创新，监管部门没有态度就是*的态度；要从全局、长远出发，适时、适度对金融创新进行主动规范和引导。”
这句话，印证了蚂蚁在灰色地带的摸索历程。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践行金融创新、构建信用体系的道路上空，一直悬浮着一团不确定的乌云，蚂蚁只能在阴影中摸索前行。
早在2005年，支付宝就被纳入了《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的监管范围；随后，央行又宣布对第三方支付企业实行牌照制度。但直到2011年，国内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业务许可证》正式颁发，此时支付宝才得以正名。
获取牌照的过程也很不容易，针对《办法》，支付宝专门成立了政策解读委员会，并于每月主动提交包含财务数据、公司架构、操作流程在内的工作报告。对此，虽然央行从未反馈，但支付宝却借此表明，自己一直是个“好孩子”。
但另一方面，蚂蚁金服又是个“野孩子”，这从马云那句响当当的“银行如果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中便可见一斑。其对传统金融业如此赤裸裸地宣战，当然会扯动监管部门的神经。
2011年，支付宝首创二维码支付，简化了复杂的支付设备和推广流程，并借此让支付服务从PC的虚拟社会向实体社会渗透，并在2013年开始高速增长。然而就在此时，央行却以安全性的名义，紧急发函，要求暂停线下条码支付业务，给了支付宝当头一棒。
当时，媒体普遍认为，做出暂停的决定，一是因为二维码支付绕开了监管，二是银联和银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牺牲掉了第三方支付企业。一场关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大讨论就此展开。由于媒体和社会反应激烈，金融监管部门承认了它的积极作用，但依然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风控系统，不适宜对其合法性予以承认。
与传统银行的业务竞争，使蚂蚁面临更严苛的监管。而出于对金融理念的不同理解，也使其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2018年3月，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较大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5月，监管当局就把蚂蚁金服及其他四家机构，纳入了金融控股集团监管首批试点。
就在2020年7月底，央行下发《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各银行、信用社与蚂蚁花呗、借呗合作要单独列明。随后，又公布花呗数据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足见央行对这只巨型蚂蚁的重视。
业内人士认为，这表明，蚂蚁的体量已经大到足以影响金融业生态的程度，这对于中国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有益。对用户来说，征信数据越完善，守信用户获得金融服务就越便捷。
马基雅维利曾说：“成就任何伟业都不可能没有风险。”撬动了中国信用体系的马云，其梦想早已照进了现实。
数字化平台
新商业的逻辑，就是要让其理性努力追上已经发生的改变。
2020年，蚂蚁金服宣布，要把支付宝从金融支付平台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聚焦服务业数字化，并确立“3年携手5万服务商，帮助4000万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的战略目标。
蚂蚁金服CEO胡晓明对此表示：“新服务时代正加速到来，但中国还有80%的服务业没有被数字化。支付宝升级成数字生活开放平台，就是要打造服务业数字化的‘新基建’。通过自身平台升级、持续生态开放，携手服务商推动线下服务业加速变革。”
蚂蚁金服意识到，仅仅帮商家把店铺搬到线上是不够的，关键是把积累十多年的能力开放出来。
根据开放战略，整个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的获客、经营、物流、小程序、会员管理、支付金融、地理位置推荐等资源将全部向商家开放。
在金融行业多年的摸爬滚打之后，蚂蚁又回归到了最初的平台战略。高层们深知，市面上有那么多专业的金融机构，不缺蚂蚁一个，但打造一个聚合金融机构、让商家与之共舞的平台，这才是既具备底层技术实力、又深谙金融行业需求的蚂蚁的强项。
从2017年起，蚂蚁高层就多次公开表示，蚂蚁金服未来会只做Tech（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去做好Fin（金融）。而此前所申领牌照所从事的金融业务，刚好可以作为沉淀底层技术的试验田。
当时，不少舆论质疑蚂蚁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据《棱镜》报道，2019年末，蚂蚁支付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的占比已经各占45%左右，剩余10%的收入来自于金融云、技术开放平台、区块链等To B的硬技术。同时，蚂蚁集团规划2021年技术服务收入占比将达到65%，要超过支付成为*大收入项。而在员工构成上，蚂蚁的技术人员占比也超过了63%。
蚂蚁高管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一些技术经过内部多年的研发和孵化，已经开始走出蚂蚁服务外部机构。比如6月8日，蚂蚁成立全资控股的北京星奥贝斯科技，独立自研数据库产品OceanBase，面向市场商业化；此前，支付宝也宣布从金融支付平台转型为生活服务平台。
7月15日，蚂蚁金服发生工商变更，正式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去掉了“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内容，同时又新增“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总部管理、控股公司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
对此，蚂蚁方面表示，“新名称意味着我们将全面服务社会和经济数字化升级的需求”。
一切仿佛都在向世人预示着，这只蚂蚁的新征程又要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