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摆地摊，消费券也是提振经济利器

继多个城市推出消费券之后，6月3日，北京也加入了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序列之中。自6月6日起，北京将采取22亿政企专券+100亿平台券齐发的模式，向千万市民“撒钱”提振消费。

据介绍，这些消费券可在在北京地区餐饮、购物领域参与商户线下门店消费时使用。这是北京市历史上，*次启用全市级别的消费券发放。

《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作者、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曾经说过，国家直接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可以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2009年，杭州的春节，消费券成为了居民的消费新风向。

当时，杭州拿出上亿财政资金向全社会发放消费券，加上当时的“福利性消费券”，总计约2亿元，收益人群达到132万人次，包括15.2万户“新杭州人”家庭。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认为“当前问题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导致员工失业，失业导致消费能力低下，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是拉动内需。”

拉动内需就需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需要消费券。

消费券启用的*天，新华书店解放路、庆春店及西城广场店，3家门市销售额达到50万元，一月份销售额同比上涨27.5%，春节期间销售额则同比上涨9.87%。

杭州贸易局调查数据显示，在拉动倍率来看，超市使用消费券所产生的放大效应恰恰是*的，16家大型超市消费券放大效应仅为1.78倍。在家电产品上的拉动效应高达5.4倍，消费券购买大额商品拉动放大效应则达到了10倍。

走在前列的杭州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消费券制度最早开始尝试。除了杭州之外，为促进复苏，保障民生经济，不少城市地区也推出了消费券计划。

成都政府拿出价值3791万元的消费券，发放给全市困难群体，每人100元；

台湾向岛内民众统一发放消费券，具有台湾居民身份以及已取得居留许可的内地、港澳及外国人士每人均可领到面额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

苏州旅游局在北京发放10万张消费券，旅客凭券可享受三至七折优惠。

2020年，为应对疫情而发放消费券的政策风靡各大城市。杭州作为“首批吃螃蟹者”，再度引起了周边城市的羡慕。

3月27日至今，杭州已经发放了多轮消费券。以3月27日杭州市发放的*轮消费券为例，杭州用平均35.1元的政府财政补贴撬动了124.6元的新增总消费，拉动效应达到3.5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显示，在杭州，每1元补贴可拉动3.5元至5.8元新增消费。

相比于2009年，反向挤压了消费需求的消费券措施，2020年的杭州，无论是消费券，亦或是其使用途径，都带来了不错的效果。

这一新兴事物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消费回补，如不能转化成拉动消费的“真金白银”，那么消费券便成了“无用券”。

“对于消费券的无用论一直存在，消费券无用论是在经济学基于长期边际分析得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邵晓翀认为，消费券确实会透支未来消费，仅仅每年的双十一，人们就囤够了一年所需的必需品，集中在一天爆发。

而对于商家而言，列入消费券范围的商家会受益，没有被列入的商家客流会减少。再加上本来就想花钱的市民，因为消费券的原因选择等一等或放一放。

“我们要看到所有事情的一体两面，以上情况的存在也使得政府发放消费券并不是常态化的运作。”2009年作为后次贷危机时代，2020年是后疫情时代。时间节点明显透露出，政府消费券更大意义上是传递信息。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副教授、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张凯也对亿欧表示，消费券的发放更多的是稳定本地就业，安抚百姓情绪，对本地经济主要是指引作用，发出信号，而不能将其单纯地看成是一个经济政策。

追风消费券

后疫情时期，被压抑的消费欲望在消费券的刺激下，更是迎面扑来。全国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联动发放消费券，刺激本地经济复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拉动经济的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如今外贸锐减、消费内需不振，唯有政府投资是解决历次经济危机的良药。”邵晓翀直言。

3月2日，山东济南率先宣布将发放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

3月26日，广西全区各级财政开始发放超1亿元消费券；

4月1日，广东佛山开始发放7亿元消费券，市财政投入1亿元，此外各区、镇街、商家匹配优惠额度共约6亿元；

4月26日，北京西城区开始发放1.5亿元消费券；

消费券都具有乘数效应。所谓乘数效应便是少量金额的消费券能够撬动数倍以上的消费。消费处于休眠的状态下，发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是*的。

郑州商务局统计，首期5000万元消费券发放3天内，兑付1701万元，带动郑州市场消费2.01亿元；广东全省旅游行业的商家，在消费券发放后，交易总额提升7.9倍，服饰美容行业提升8倍。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全国餐饮、住宿行业消费复苏指数比清明假期分别增长18.84个和15.25个百分点，消费规模已恢复至去年同期7成，比清明假期提升约2成。

包括电商平台，融合线上线下的多元化消费形式拉动消费增长：

拼多多五一期间通过发放现金及消费券的形式，带动了上海线下实体销售额及上海品牌线上销售额总计超32亿元；

京东推出了多个双品节会场，投入超10亿元的营销及促销资源；

阿里联动生态伙伴淘宝、饿了么、盒马、飞猪、高德等APP，全面刺激消费市场。

在政府发放消费券、电商平台放利消费者之际，微信、支付宝两大生态成为了政府发券和民众领券、商家核销的连接器，在多个城市释放出倍数以上的“乘数效应”。

微信运用微信支付、社群、小程序等数字化运营工具，带动线下企业的高速营收。

微信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微信支付线下消费总额较3月环比增长30%，环比3月份同期，休闲娱乐行业增幅521.60%，餐饮行业增幅216.25%，零售行业增幅48.44%，出行行业增幅64.48%。其中3天，40岁以上人群消费券核销金额占到了51%。

蚂蚁集团CEO胡晓明表示，3月份以来，全国有超过100个城市通过支付宝发放数字消费券，平均“杠杆效应”超过8倍，最高达到15倍，也就是每1元支付宝消费券直接拉动8元消费。

数据来源：北大光华&支付宝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感叹：“在中国，做数字消费券是一次创举”。

最新的消费券成绩单显示，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累计发放消费券达到了190多亿元。

消费券对经济的刺激，是一个从需求—生产—就业—收入—需求的循环式链条，从需求端刺激供给端的持续性影响，因此往往和地区产业侧重密切相关。

各个城市都在根据自己的自身产业需要设计消费券。例如山东推出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河北省实施体育消费券补贴政策、广东广州财政则是补贴了新能源汽车。

发券传统

消费券的历史比想象的更长。

消费券的发放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首创的“食物券”。

股市的崩盘、困顿物资短缺、存货上升、银行挤兑、货币投机等，这一切都让人们的生活艰难不已，内需不振。

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罗斯福新政”。其中，“食品券计划”作为扩大国内食品市场的方法被广泛使用。

低收入、无收入家庭可根据各自家庭情况，每月购买一定数量且额度不等的食品券用于消费，后期联邦政府财政部再承担食品券费用。此项目旨在实现扩大农产品销路和救济穷人。

后续，食品券计划又经历过了被取消到被重启。1964年，国会才批准通过食品券制度由临时计划变为*性计划的草案。

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该计划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焦点放在了营养上，为低收入家庭投放健康食品；2009年，SNAP计划受益人群创下历史新高，领券人数达到了3150万人，政府兑换食品券达到550亿美元。

此项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常规性的贫穷救济制度，至少400多万美国人受益。

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和亚洲金融风暴的来临，让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1991年到2011年，日本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9%，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的。

为了应对冲击，1999年，日本提出了“地域振兴券”，向15-65周岁的弱势群体每人发放2万日元消费券，发放总额达6000多亿日元。

消费券尽管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居民消费，但结果总的来看不尽人意。

消费券面对的主要是拥有小孩的家庭和生活相对困难的群体，对必需品消费需求强烈的这类群体只消费必需品，少了额外消费，消费券的发放形成了对原有消费的替代而非补充。

还有更多的日本民众用消费券购买生活必需品，将省下的钞票存入银行。

参考日本发放全国消费券的案例，仍不能忽视消费券对于消费倾向的短期快速提振,和部分行业的中长期重塑所带来的影响。

也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将消费券*落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冒了出来。

美国“食物券计划”在2011年5月份，申领食物券的人数创历史记录，达到了4580万人。相关食物券的开支从2000年的170亿美元飙升至2016年的710亿美元。

巨大的财政支出，导致美国政府2019年年底决定调整食物券发放标准，近70万民众将无缘再领取该项福利。预计此项目的调整，能替联邦政府未来5年省下55亿美元开支。

日本的“地域振兴券”发放群体受限，消费券成为了“替代性”产品，而非“补充性”产品。最终消费券仅有3成被用于消费，6成以上转化成储蓄。

类似的情况也在2009年的杭州出现了，杭州消费券的发放，也让部分居民将钱转为了储蓄，挤压了消费需求。

同时，政府希望消费券更多的用于本土家电品牌产品，但最终有约80%的消费券流向采购食品饮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当时的杭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朱铮表示，2009年财政投入的10个亿资金，最终核销不到3个亿。

但是在11年后的当下，人们在网络上使用消费券，这让消费券的发放效果呈现倍数级增长。

温州消费券累计领取用户数超367万人，核销用户数超317万人，用户核销率（核实兑换使用过的消费券占比）为86.4%；佛山南海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亿元，总核销率高达99.09%。

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普通市民而言，跳出消费券本身，消费券对经济快速复苏都是*的助力策略。

“政府发放消费券行为，表面上是在为需求端发放消费券，本质上是降低供给侧价格，将有限的资金精准投放至供给端，去库存。”邵晓翀认为。

写在最后

从美国食物券，到日本地域振兴券，再到如今全球的电子消费券。

互联网都让传统的“消费券”有了更精细化的运作方式，定向行业的使用、微信支付宝钱包卡包的领取、政府官方APP的发放等，消费券的使用途径不再局限于线下。

分散在城乡角落、街巷之间的夫妻老婆店，甚至一个路边摊等小商小户，他们可能经营着一家包子铺，可能开着一个水果店，也能通过支付宝及微信发放数字消费券，享受其带来的益处。

小面额的消费券发挥的杠杆作用，也让这些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毛细血管，推动了整个经济在低迷期的重新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