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迪士尼到“字节”，凯文·梅耶尔能“跳动”多久？

5月19日，曾经被视为迪士尼“太子”的凯文·梅耶尔（Kevin Mayer）宣布离开迪士尼，加入字节跳动，担任字节跳动首席运营官（COO）兼TikTok全球首席执行官（CEO）。

凯文·梅耶尔的新上任引起中国科技圈的巨大关注。

作为TMD三巨头之一，近年来字节跳动的发展堪称迅猛，估值也节节升高。媒体报道称，字节跳动的估值在最近的非公开股票交易中突破 1000 亿美元，最高给到 1400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值钱初创企业。

字节跳动正在成长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海外业务日渐重要，而以TikTok正是其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引擎。根据AppinBusiness2020年4月披露的数据，TikTok和抖音全部用户中，海外用户占比已超过43%。

为了显示对海外业务的重视程度，2020年3月，张一鸣发出内部信宣布组织架构全面升级，在内部信中，张一鸣表示自己则将出任全球CEO，领导公司全球战略和发展。

张一鸣还表示，字节跳动已在30个国家、180多个城市设立办公室，拥有超过6万名员工，到2020年末，员工规模将扩张到10万人。

因此，字节跳动首席运营官兼TikTok全球首席执行官一职尤其重要。在凯文·梅耶尔到来之后，他将负责TikTok、Helo、音乐、游戏等业务，同时负责除中国外的字节跳动全球职能部门，包括企业发展、销售、市场、公共事务、安全、法务等。在级别上，凯文·梅耶尔与字节跳动中国董事长张利东、字节跳动中国CEO张楠一起直接向张一鸣汇报。

这意味着张一鸣已将字节跳动的半壁江山交给他。但外界对于凯文·梅耶尔始终抱有疑虑——作为外籍高管，他到底能不能干好？

在中国科技巨头中，聘用外籍高管的做法并不罕见，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外籍高管的结局都陷入了一个怪圈：要么拿着高薪、顶着漂亮的title，从事着法务、海外公关等“边缘业务”，要么前期备受重用，高调空降，但最终虎头蛇尾，黯然离开。

凯文·梅耶尔会打破这种困境吗？

外籍高管“怪圈”：要么走人，要么无名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013年8月，小米公司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外籍高管——前谷歌Android产品管理副总裁雨果·巴拉(Hugo Barra)。

和凯文·梅耶尔加盟字节跳动一样，雨果·巴拉加盟小米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对比这两件事情，会发现有着很多有趣的相同点。比如，两个当事人都是老东家的明星人物。

凯文·梅耶尔曾被视为迪士尼公司最炙手可热的高管，他在迪士尼任职期间推动了对皮克斯动画、漫威、卢卡斯影业、21世纪福克斯的收购，此外还负责接管Hulu、ESPN+和Hotstar等流媒体平台。近期，异军突起的Disney+也由他主导推出，该平台目前在全球已有5000万付费用户。

迪士尼前CEO罗伯特·艾格曾称赞凯文·梅耶尔是“大师级的战略家和谈判家”，由于功勋卓著，后者曾被认为是接任迪士尼掌门人的热门人选。

而雨果·巴拉也是Android操作系统团队*代表性的公众人物之一，彼时是现任谷歌 CEO（当时Android业务主管）桑德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左膀右臂，被视为谷歌的未来之星。

“我看到一些评论说小米雇了一个全球副总裁，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我需要说明的是，Android一共3个主要负责人，雨果·巴拉就是其中一个，*是安卓数一数二人物。”获此良将，当时雷军对外兴奋的表示，雨果·巴拉的加盟不是一件小事情。

两个人在离开老东家前均遭遇了一些“失败”。凯文·梅耶尔离开的背景是在迪士尼继任者的争夺中失败，而雨果·巴拉离开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是他和Google创始人布林竞争同一个心上人，但也遭遇了失败。

对于下一站，他们均选择了当时科技行业最热门的创业公司。

根据公开媒体报道显示，近几年，字节跳动的营收一直呈现出倍数级增长的趋势，从2016年的60亿，到2017年的160亿，再到2018年500亿。今年年初，字节跳动被曝出2019年全年营超过1400亿元，但是随后官方回应称消息不实，但并未披露具体数据。

而雨果·巴拉加盟小米时，后者也处于高速的发展期。从2011年8月，小米发布小米一代后，凭借着高性价比特征，其迅速成为手机行业*的黑马，产量供不应求。2013年，小米的销售额已达到316亿元。

小米的出现震动了手机行业，以华为为首的行业巨头深刻感受到了小米模式带来的行业形势变化，开始喊出“向小米学习”的口号，雷军认为当时小米创造了奇迹。

在这种情况下，雨果·巴拉被小米公司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帮助小米打开海外市场。雷军曾表示，雨果·巴拉到小米后主要负责国际业务，帮助小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也认为，“雨果·巴拉的整个工作就是“找出我们接下来应该进军哪个市场，以及如何进军。”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雨果·巴拉在小米只待了3年。2017年初，雨果·巴拉在Facebook上宣布，由于健康原因从小米离职，随后他加入Facebook带领包括Oculus在内的VR团队。

从被寄予厚望到最终出局，作为外籍高管，雨果·巴拉的经历在中国科技行业并非个案。多家科技企业均聘用过外籍人士任高管职位，例如蔚来、百度、华为等，但这些外籍高管在中国的仕途大多称不上顺利。

2015年，蔚来迎来了曾担任前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前思科首席技术官的伍丝丽（Padmasree Warrior），在进入蔚来之后，伍丝丽担任蔚来美国CEO，2016年又成为蔚来汽车的董事。

蔚来招募伍丝丽是看中了其在硅谷的影响力，蔚来创始人李斌认为这种影响力能够帮助蔚来获得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的信任，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

为此，蔚来非常慷慨地给予了伍丝丽价值不菲的期权作为激励，蔚来IPO的招股书显示，伍丝丽是继李斌和李想之后的第三大个人股东，此外，伍丝丽还是蔚来汽车派驻到蔚来资本的3名代表之一。

但同样是3年之后，2018年11月，伍丝丽黯然离开了。

另外一位没有逃过“三年之痒”的外籍高管是前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 Ng），作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2014年吴恩达加入百度担任首席科学家，2017年吴恩达宣布从百度离职。

业务布局遍布全球的华为在引入外籍高管的时候也不缺乏类似的案例。2013年，曾任诺基亚中国总裁的赵科林(Colin Giles)加盟华为担任华为手机消费者业务执行副总裁，负责全球市场营销、零售及公开市场业务，但不到一年他就闪电离职并加盟联想，直到2015年又再次回归华为。

还有更多的外来人才，如全球首席技术官Matt Bross、华为公司设备及消费者部门副总裁和首席用户体验设计师Abigail Brody等人在华为工作的时间都不太长。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外籍高管都在中国科技企业呆不长久，也有较为稳定的情况。

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2001年加入腾讯公司的首席探索官网大为(David Wallerstein)、2010年加盟腾讯的腾讯公司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艾文博（Brent Irvin）、2011年从高盛跳槽到腾讯任首席战略官的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l），他们目前都仍在腾讯任职。

阿里巴巴也有任职时间较长的外籍高管，比如阿里巴巴总裁迈克·埃文斯（Michael Evans）、首席法务官兼公司秘书石义德（Timothy A.STEINERT），两人任职时间分别为5年和13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稳定的外籍高管大多并非居于业务的中心，而是主要负责海外公关、法务等相对边缘化的部门，且比较低调。

在BAT三巨头中，除了詹姆斯·米切尔位居腾讯最高决策机构“总办”外，在阿里的组织最高机构“经济体发展执行委员会”和百度最高决策层Estaff中均无外籍高管的身影。

能力不行OR水土不服？

2017年，雨果·巴拉解释离开小米的原因时提到了自身健康和家庭原因：“我已经意识到，过去几年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环境里生活，我的人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健康。我的朋友们，我认为是家的地方，以及我的人生都还在硅谷，那里离我的家人更近。”

但在当时，这一解释并不足以让人信服，在业界，也有多种猜测。

有人认为雨果·巴拉的离开是由于其业绩没有达到预期。按照雷军的想法，小米最开始希望借助雨果·巴拉出生和成长在巴西的身份打开巴西、印度市场，但最终巨额投入却收效甚微——当时小米在印度市场的出货量较小，且巴西市场由于未见起色，小米最终停止在巴西市场发布新产品并撤回团队。

海外发展不如预期，负责海外业务的雨果·巴拉自然难辞其咎。加上小米的发展整体遭遇了困境，根据IDC数据显示，2016年Q1手机市场上，小米跌出全球出货量五强，到了Q2，小米出货量为1050万部，同比下跌38.4%。

外籍高管发展不如意除了其业绩不佳这种显性因素外，或还有语言不通、思维模式、企业文化差异、公司信任等诸多隐形因素。

据了解，伍丝丽之所以离开蔚来就是因为蔚来中国和美国双方团队在各方面长期形成了摩擦，比如语言问题、时差问题等都导致了沟通不畅，同时蔚来美国团队相对独立，且在技术上更封闭。

2014年，任正非面对媒体时就谈到了如何留住外籍员工和“空降兵”的问题，当时赵科林刚刚从华为闪电离职，“赵科林辞职是我批准的，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他没法生存，没有生存的条件，我们也不能把他扣住”。

任正非坦诚在华为里面有四万外籍员工，其中适应较好的大多数是科学家，但是职业经理人很难，“一进来就被架空了，因为他遇到的都是来自上甘岭的兄弟连，你再厉害，他不听你的，怎么办。”

2019年，任正非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又被问到了“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的问题，他表示，华为对于外籍员工担任CEO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个是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升上来的。

他认为，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凯文·梅耶尔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凯文·梅耶尔和字节跳动来说，加盟给双方都带来了机会。

在凯文·梅耶尔的眼里，作为最有活力的新兴公司之一，字节跳动和TikTok是难得的机遇，拥有巨大的潜力。

数据不会说谎，根据研究机构Sensor Tower统计，自2017年以来，抖音及TikTok在全球的总下载量已经达到了20亿次，并且势头还很强劲；仅2020年前三个月，TikTok的下载数达到了3.15亿次，是有史以来单季度下载量最多的APP。

如此大的流量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比如游戏、音乐等领域，TikTok由于部分短视频背景音乐的现象级传播，也正在悄然改变音乐工业的秩序。近期，华纳音乐集团向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递交招股书，正式启动IPO，在招股书中就特别提到了TikTok为音乐行业带来的独特机遇以及崭新的商机。

但对于凯文·梅耶尔来说，要推动字节跳动的多种业务进一步壮大，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目前TikTok在全球各地面临的问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竞争加剧，一类是政府监管的问题。

目前，TikTok已经引起了Facebook、google等互联网巨头的警惕，也催生了竞争对手。

扎克伯格曾表示，TikTok是中国科技巨头开发的*在全球备受欢迎的消费者互联网产品，2018年11月，Facebook发布了一款与TikTok类似的短视频应用Lasso，瞄准了墨西哥等TikTok尚未开发的市场。

而google旗下的视频网站YouTube据称也将在今年底增加短视频内容“Shorts”，与TikTok正面竞争；另外一家照片分享应用Snapchat在2019年提交的监管文件中，首次将TikTok列为了竞争对手。

更严峻的是政府监管问题。

由于担忧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问题，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向TikTok发难。2019年 11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字节跳动斥资10亿美元收购社交媒体应用Musical.ly展开国家安全审查。一些美国政府部门比如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要求员工停止使用TikTok；更早之前，美国五大军种已全面禁止TikTok。另外，由于涉嫌非法收集13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姓名、电邮地址和住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TikTok处以570万美元罚款。

在印尼，因“存在大量不良内容，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非常不利”，TikTok一度被禁止下载，直到后来，TikTok组建了印尼审核团队，并与政府沟通才换来解封。

在TikTok*的市场之一印度目前也面临着危机。2019年4月，由于儿童色情内容问题，TikTok被印度政府禁止下载。而近期TikTok在印度又因为一段关于“Acid Attacks（硫酸攻击）”的视频而被置于风口浪尖，一些用户甚至以平台上有大量违规内容为理由要求在印度禁止 TikTok并号召给其打低分。

2019年底，有媒体报道称，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字节跳动正在考虑分拆 TikTok 独立运营，以及出售多数股权，报道提到，如果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一半以上的股权，或可筹集远多于 100 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随即这一消息遭到了字节跳动方面的否认。

而聘请一位外籍首席执行官，或者能协助字节跳动解决一些监管问题。

从过去表现出的能力来看，被称为迪士尼的“问题解决者”，凯文·梅耶尔担任TikTokCEO似乎不成问题，而从企业氛围来看，字节跳动也在努力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2018年张一鸣表示，字节跳动把愿景定成“全球创作和交流平台”，希望是构建一个统一的平台。他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招聘全球化的人才，“我们也在很多国家建立了办公室，以“TalentFirst”为原则，优先考虑人才，人才在哪儿就把办公室开在哪儿。做本地化运营，本地人才非常重要。”

事实上最近两年，字节跳动已经从全球招募了不少外籍高管：2018年10月，华纳音乐集团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兼执行副总裁奥莱·奥伯曼（Ole Obermann）加入字节跳动；2019年6月，在Facebook工作了约10年的全球副总裁Blake Chandlee加入字节跳动，担任TikTok全球商业化业务副总裁一职；2020年1月，微软集团首席知识产权顾问Erich Andersen加入字节跳动，任职法务副总裁。

如此看来，由凯文·梅耶尔领导这群外籍高管，似乎是个好主意。正如业界有评论认为，凯文·梅耶尔最强的地方并非运营能力，而在于整合资源和战略规划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