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应届本科生陈安然从2月至今投出了30多份简历，回应寥寥。
企业回复热情明显不高，周期变长, 她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阻力。“招聘APP显示我的很多简历甚至没有被打开。”
她收到了两个面试邀请，都是线上面试。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在一场“云面试”中，她全程盯着两个面试官中间的一面白墙，没有眼神、没有手势，只有白墙和声音。她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个画面多少有点诡异。
“都说我们是‘史上最惨应届毕业生’，的确没错。” 陈安然说。
社招市场仍活跃
二月以来，国际失业率不断攀升。据美国劳工部门最新数据，在过去五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共计2600万，相当于平均每６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社会失业率高达17％。
许多专家预测，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数字可能极有可能超过20％，成为美国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许多国家纷纷出台对应政策。德国扩大了“短工津贴计划”，日本启动就业援助基金和下发财政拨款。中国也千方百计稳外贸、稳产业链、稳就业，大力推动“远程办公”、“共享员工”等新举措以尽快复工复产。
四月，国际劳工组织给出警告，认为新冠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极大，且*。
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院长周丹表示，我们预估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的影响周期可能不会那么短。至少现很多人依然悲观，认为这是全球经济低迷或者是衰退的一个前兆。”
她判断，受冲击最严重的就业群体是应届毕业生。我国每年高校应届生数量都有800万的供应，还有500万左右的中职生。
北森大数据显示，2019年校园招聘投递量与申请人数分别较去年上升12%和16％，与此同时，2019年的校园招聘职位供给较去年减少了７％左右，“零经验”的应届生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
但是在周丹看来，25-35岁的社招市场依然表现活跃。“因为这个群体正处于职业生涯上升期，是公司的重要角色和主力，仍然是很多企业最看重的人才。数据显示，他们的跳槽意愿仍然较高，通过跳槽去获得收入上的快速增长、职业的发展等诉求也还是非常活跃的。”
再往上走，以企业高管为代表的高端人才，迁移活跃度有所下降。“不论是高管层新职位的供应、还是从高管自身的职业安全感出发，我认为都是走向保守的。”
大企业趁机揽人才
25岁的何壹刚刚入职新公司一个半月，就收到裁员通知。人事告诉他，外界形式变化太快，公司启动了内部战略调整，他所在的业务线决定不再在深圳设岗，深圳项目组所有人解散。
公司给了两个选择：要么４月底忙完手上的项目，放一个月带薪假，六月正式离职拿补偿走人；要么跟着项目换城市，去北京、西安等地工作。
坏消息仿佛一盆凉水浇在何壹头上。一个月前他还满心欢喜拿到入职Offer，做的是喜欢的运营工作，公司又是大厂，他正期踌躇满志，打算在平台上沉淀几年。就是上周，他刚敲定了租房事宜——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单间，房租每月2300元，约是他工资的四分之一。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上周五刚签了租房合同，周一走进办公室就被告知项目组解散。”
他的同事们都选择了*条路。何壹经过两天的考虑也做出了选择：拿补偿走人。当然他不得不重新踏上新一轮求职之路，他还决定去找一份短期兼职，补贴这个过渡期。
疫情发生以来，裁员风波频现。从行业上看，*风险的行业包括运输、酒店餐饮服务业、手工制造业和零售业。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这涉及到全球12.5亿面临解雇风险的劳动者。
从体量上看，裁员优先集中在中小企业。“美国中国的裁员趋势很像，首先还是集中在规模体量较小的企业，并且是私营的企业。本质上是因为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现金流、组织能力都相对脆弱。”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院长周丹解释。
近日，在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和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苏世民的一场对话中，张磊给企业提出两点建议：“（*）保证留在游戏中不出局，第二点是记住*点。”为了不下牌桌，忍痛裁员就成为企业“保命”手段。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企业在疫情期间的裁员、降薪和延薪等优化举措？
盖雅工场联合创始人兼盖雅利事总经理魏玉刚认为，企业的*使命就是首先需要活下去。企业它如果不倒闭，未来就有机会东山再起，甚至还可以有重新释放需求的能力。
但他不推崇当前一些企业全员降薪的做法。他认为，企业可以优化一部分绩效相对偏低的员工。确实出现了短暂性经营困难的，企业还可以与员工协商延薪，在双方理解的基础上取得一致。
“如果是借疫情这机会大规模降薪，这行为并不明智”，魏玉刚说。
态度转变
一场疫情，改变了社会各个角色对职业的态度。
陈安然近期在反思一个月来的应届求职历程，深感迷茫和焦虑。大学期间，她积极投入实习，有光鲜的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经验。求职时也是冲着大厂去的，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意。
家人劝她：把目标放低些，现在的形势下先保证生存，再朝着目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不要试图一步到位和一劳永逸。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可能是我的期待值比较高，当机会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会比较失落。现在会想着调整自己的心态，不一定得是‘非大厂不去’，先找到一份有发展有成长进步工作，再一步步往上走。” 陈安然表示。
陈安然的家庭虽然为她的工作焦急，但并没有给予太大的压力。另外一些家长在面对应届生的就业问题，就没那么淡定了。
亿欧了解到，甚至有的家长甚至和开办企业的朋友商量，愿意“自掏腰包”，将孩子送进企业工作，由他们支付孩子每个月的薪水，只要求企业保密。
在肯耐珂萨高级副总裁孙元芳看来，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但严重不可取。对今年的应届生来说，调整自身心态是*位的。
“特殊的一年，应届生应该放下以往‘这个不能干、那个不想做’的执念，需要毕业生有更理性的求职心态。”
另一边，何壹决定接受离职后，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公司留出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让他寻找新的工作，等到6月正式离职，他能顺利领到“N+1”的补偿。
与何壹所在公司类似的是，很多公司被迫做出降薪和裁员时，也尽可能在为员工提供帮助。
孙元芳讲述，一个酒店行业客户目前在尝试让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和酒店运营人员每周只要上一天班，以维持*收入保障，企业方依然为他们缴纳社保和五险一金。其余的四天工作日，员工可以去寻找外部其他工作。
疫情当下，劳动用工关系的矛盾愈发突显，企业在自身生存挑战与社会责任压力之下的选择，最能体现企业真实的价值主张。
“VUCA时代”
我们已走入变革丛生的乌卡时代（VUCA），“VUCA”代表易变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
这指的是我们社会节奏变化快，不确定性增加，每件事的联动效应增强，思维与思维之间持续碰撞，为社会带来了一种不明确性和模糊性。
盖雅工场联合创始人魏玉刚对灵活用工市场有长期追踪观察。他认为，灵活用工市场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源自一种时代的不确定性心态。
“过去的五年、十年，中国市场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清晰的、可预见的、可实现的、可落地的。但是今天我们长期清晰的目标变成了一些不确定的短期目标，社会竞争加剧，产业判断力减弱，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人就必须灵活、快速调整。”
为了对抗风险，从年初开始，部分企业把一些辅助类、绩效明确的岗位转化为外包或者灵活用工形式，降低全职雇佣的比例，节约用人成本。比如盒马生鲜在疫情中率先发起的“共享员工”等。
另一方面，这也满足了社会对于兼职和灵活就业的需求。可以说，社会对兼职以及灵活就业的宽容度在提高。
近日抖音上杭州90后外卖骑手小伙火了，他放弃4万月薪的设计师工作，转而送外卖。因为设计师的工作虽然高薪但是工作强度太大，做了骑手以后，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没有那么大压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实际上，不只是跳槽心态、择业心态，更加平和的就业观念，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院长周丹看到，疫情对于美国、欧洲的国家（影响）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他们更早地进入一个经济平滑发展周期。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大家现在要慢慢地去接受经济发展会更加平缓的事实。
“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修正，社会心态也要慢慢的去做一些调整，一切都会回归事物发展的正常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