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31日，广州荔湾区海鲜市场档口老板周作芬因持续高烧被送到中山二院。4天后，所有接触过他的救护车司机、担架工和放射科主任等30多名医务人员全部患上“非典”。
周作芬被紧急隔离。由于缺乏密切接触者追踪手段，这位“超级传播者”来医院前接触过谁、如何找到他们、他们又去了哪儿接触了谁，犹如大海捞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终130多人因他染病、3人病逝，次生病毒传播者大爆发，整个医院陷入瘫痪。
在没有技术追踪、没有感染者定位、没有病毒溯源工具的2003年，“非典”在广东、香港、新加坡等地借助20%的传播者传染了80%的健康人。全民防疫要靠黑板报和口口相传，成千上万社区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填报表，基层发现病例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至少已过去5天。
在没有生鲜电商，没有在线办公软件，没有数字物流网络的2003年，哪怕是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对病毒心怀恐惧的人们仍不可避免的要走出大门，邮局和菜市场是百姓日常生计中不能缺少的那一部分。
2015年，马云在演讲中说，DT（数字）时代，人类向疾病、向贫困、向环境恶化问题发起挑战时，拥有的巨大武器就是计算机，就是云计算、数据分析和应用的能力。
5年后，这个预言被一场至暗之疫所验证。
当新冠疫情不期而至，数字化治理成为疫情防控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启示。
一码通行，数字治理下沉的标志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竞选刷屏的信息中夹杂着两条看似不起眼的新闻。
一条是浙江上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放68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资源，打造“云上浙江”数字政府，利用云计算技术跨层级整合40多个部门。
另一条是阿里推出第三方追溯平台“码上放心”，全国97%的疫苗，从生产、配送到各地疾控中心，再到接种单位，一码贯穿；这是公开报道中*在公共卫生领域打通全链条数据的追溯工具。
2016年，是美国发布全球首份人工智能战略计划书、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加紧吞噬全球云计算市场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这一年，国务院三次下发文件推进“互联网+政务”和国家信息化建设，数字政府、数字中国目标写入“十三五规划”。
国家意志在引领，国内大企业在探路，但无灾无害之年，一个能实现全链路追溯的“码上放心”，一个打通在线政务协同的“云上浙江”，似乎显不出几分特别意义。
四年之后，这一个码、一张网，陡然价值凸显。
新冠肺炎爆发前，浙江一直是全国数字政务、智能化建设跑得最快的省份之一。仅浙江云办公平台“浙里办”APP及其支付宝小程序，总注册用户已达3000万人，也就是每两名浙江人就有一位使用“浙里办”。
疫情期间同样居家隔离的情况下，有些地区政府无纸化办公服务跟不上，而浙江人民足不出户，就能一键式办理工商缴税、刷脸提取公积金等130多项热门政务。
2月11日，浙江联合阿里推出线上复工程序和“健康码”，杭州率先试行。
起于杭州余杭区的健康码，是疫情期间实用性最强、覆盖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数字化工具，也是数字治理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奇点事件。
据后台统计，杭州健康码上线*天共有超过1000万市民、返岗工人申领。截至3月5日，全国超200座城市应用健康码，覆盖公交地铁、社区、写字楼、商场、机场等十大场景。
一个码解决了中国1/3城市、数亿人的健康信息申报问题，这背后的数字化能量和治理效率令人震惊。此中的技术逻辑，杭州市委副书记张仲灿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曾解释过个人通过健康码上报信息实现的三个治理维度：
一个是空间维度，对个人公开行动轨迹的定位可以精确到乡镇（街道）；第二个是时间维度，追溯某人去过疫区的次数以及时间长短；第三个是人际关系维度，确认本人是否与确诊病例或其密切接触人员有过密切接触。
在个人对信息主动申报的基础上，管理者只要查验红黄绿三色码，就能判断持码人员可通行还是需隔离。
一码管理、一线联通、一号申请、一网通办、一库共享、一体运行。这就是疫情期间一个个数字中台工具以事半功万倍的技术效率，促进社会治理模式急速数字化转型的缩影。
涉疫追踪上，掌握庞大通信数据的三大运营商向用户开源查询，用户授权后，运营商可向用户提供近30天漫游信息，迅速锁定你曾到过的地区，排查是否去过疫情重灾区。
物资调配上，由浙江省主导、支付宝利用蚂蚁区块链技术实现对救援物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在线审核并上链存证，经菜鸟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截至3月初，菜鸟已将来自中国大陆和全球38个国家与地区的3750万只口罩、175万件防护服运往武汉。
当社会运行和传统治理手段受制于时空制约，数字工具帮助政府承担了救援、采购、资源分配等多层面任务，解决了跨越数千公里、数以亿计人口的防疫把关。
而这，只是数字技术重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一个剖面。
口罩销售，数字治理的比对优势
如果说“健康码”在短时间内迅速覆盖200座城市，成为数字治理技术下沉的标志，那么口罩在线上线下迥异的销售状况，更加凸显了数字治理的优势。
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之后，电子商务在17年里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数字化的平台治理体系。
不期而至的疫情恰恰是对平台数字治理能力的一场极端压力测试。
没有人会想到，口罩会在2020年年初成为最抢手的商品。海量的需求涌入电商平台，让这个日常冷门的产品，在疫情爆发的几天内卖出了几年的销量。
商家库存被扫光、工厂产能跟不上、物流因疫情受限，还有假冒伪劣产品可能趁机流入……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在疫情初期为电商平台带来巨大的治理压力。
在传统销售场景下，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应对这样的压力。
有的淘宝店单日销售额上涨了18000倍，一天卖出了9000万元的口罩，需要动态核验发货能力；有商家白天刚刚联系好4家供货工厂，晚上就接到所有库存被征用的通知，几十万订单无法履约；还有人在疫情期间兴风作浪，不断“换马甲”试图兜售假冒伪劣产品。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治理依靠的是数据、逻辑和人工智能算法。口罩在以往属于小众商品，可供数字化治理的信息其实并不丰富。
电商平台多年沉淀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在应对口罩销售管控方面，体现了“即插即用”的基础设施属性。
让好人一路绿灯，让坏人寸步难行，这是通过数字化治理手段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逻辑：借助人工智能模型，评估筛选正品货源充足且服务能力强的商家，让他们优先发布口罩类商品；
对涉嫌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商家，平台处罚后会直接拉入黑名单，用技术手段杜绝他们“换马甲”继续作恶的可能。
截至目前，从各地公开的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用品的情况来看，这些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线下销售渠道和微商、朋友圈等缺少管控的领域。
口罩生产大省河南省一个月内通报了16起疫情期间假货案件及消费提醒，其中通过微商、朋友圈售卖假口罩的共11起，占比近70%。
相较之下，数字化治理程度较高的电商平台，在口罩等防疫物资的销售管控方面，经历了短暂的适应后很快找到了“章法”。
自1月下旬起，阿里安全就已对口罩等类目商品加强资质审查，利用算法技术和长期积累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对不实宣传、滥发商品、疑似假冒伪劣等行为均从重从严从快处理，从限流、屏蔽、下架相关商品，到直接*关闭问题店铺。
仅在疫情初期，阿里安全拦截、删除了可疑问题口罩链接超过57万个，对外公示*清退15家涉嫌销售问题口罩店铺。
有别于传统治理场景的是，数字治理不但对“扶优劣汰”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还具备“越练越强”的自我进化能力。
1月26日，在淘宝和闲鱼平台先后发生了多起针对售假卖家的“人机攻防”，主角是阿里安全风控大脑。
凌晨0点24分，一家销售净水机的店铺在淘宝平台违规发布口罩商品，商品链接刚上线2秒即被安全风控大脑命中，未有任何成交便因涉嫌售假被下架处理。
不死心的店主又换个了“马甲”，以个人卖家身份两次在闲鱼平台发布口罩商品，均因涉嫌售假被风控系统拦截。
数字治理基础设施，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考验。
助农复产，疫情下的治理赋能
社会治理并不是狭义的管控、管理，数字治理更不是只解决眼前问题的“急救包”。
数字治理的无限扩展、无限集约、无界协同、无界触达的优势，在遭受冲击严重的国民经济复苏中，发挥了更直观的作用。
恒大研究院数据测算，仅春节7天，疫情已对餐饮行业造成5000亿元损失。中国畜牧业协会估算，截至2月12日国内家禽业累计损失达158.65亿元。
餐饮、零售、出行、地产、消费以及很容易被遗忘但受冲击巨大的农产品、养殖、小商品批发、建筑制造……各实体经济领域从业者，轻则滞销、亏损，重则生死一线。
疫情冲击了这些脆弱的生产堡垒。当年“非典”如何激发*批互联网企业和电子商务惊雷中爆发，眼下的新冠肺炎就如何倒逼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20万线下新商家上线饿了么，超过4000家工厂、500个楼盘在淘宝“云复工”……2月27日，全球*商贸集散中心义乌小商品“云开市”，当天涌入100万网友围观。
数字化平台释放了那些被疫情封印的商业能量，平台的治理规则为数字化复工复产打开了一路绿灯。
通过对开店流程和审核效率的优化，疫情期间在淘宝开店最快只需要5分钟。
2月以来，每天有超过3万经营者上淘宝开新店，淘宝成了中小企业数字化复工复产的*平台。
最深刻的数字治理下沉发生在最难“连网”的农村。
疫情把线下农产品采购链切断了，在没有任何电商经验和标准化生产条件的田间地头，帮一个农民卖一筐水果，意味着从采购、包装、质检、物流到售后体系的全环节从零搭建。
抗疫期间，阿里等电商平台设立专项基金发起助农行动，但如何抓紧时效、精准施策、真正让数字治理手段持续转化三农库存，十分考验平台治理的下沉能力。
因为在紧急数字农业供应链搭建之初，各方就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采购员和品控员因疫情无法到现场验货，谁来保障货源的品质？
重庆奉节白帝镇，知名脐橙产区，疫情导致8000多户果农、2万亩熟果滞销，白帝镇黄连社区紧急求助阿里“爱心助农计划”。阿里距离奉节最近的一家天猫生鲜店铺发来采购意向。
在这片从没有任何数字供应链的脐橙产地，当地政府和平台联手建立“远程品控”模式，地方干部主动参与质检；天猫店加工厂集中进行清洗、分级、坏果筛选；平台根据消费者评价等指标进行品控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动态浮动调整商品展示的资源位置。
虽是助农项目，但平台在当地打通的是一条有货源可查、有质检保证、有反馈机制的完整数字销售链，不是一次性扶贫采购。
在白帝镇，每一笔发货的脐橙订单都有社区签章来保证品质；在山东日照海虹产区，每一箱经助农计划卖出的海鲜都能倒查出来自哪家渔民、哪条船、何时发货。
数字电商、数字销售理念在农村自上而下被接受和确立，而伸入农村的数字治理触角则破解了农产品质验、产销标准化等难题，这是比促销收入更有长远价值的基础设施和观念转变。
据阿里助农数据显示，包括白帝镇脐橙、海南哈密瓜等数百吨农产品上线一周迅速卖光，半月之内，1万多位农民学会淘宝直播，10万吨滞销农产品发货，5万亩农地被卖空。
田间菜农连上了麦，市长、县长走进直播间带货，数以万计的农村、农民融入数字社会网络，从国民经济中一个个孤点，变成一个个节点。
然而，对于广袤大地上的农民和农村社会来说，数字化的意义并不止于“连上”。
数字时代的治理，不是救济型的运动式包销，也不是搭起一张网任你自生自灭，而是通过平台规则和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扶优劣汰，让好的商家有更好的资源，让无法通过考验的产品彻底出局。
社会治理，按下数字化加速键
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角度，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四次革命。
*次是机械化革命，带来了小工厂主和初级分工社会。第二次是电气化革命，带来了流水线工人和劳动密集型社会。第三次是信息化革命，带来了互联网民和原子化社会。
人类每一次生产力大提升，必然伴随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解构和重塑。
我们正处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数字化技术，在指数级提升了人类社会产能和应对灾害能力的同时，也重塑了社会运行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
数字技术是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必争之地，数字治理是国家现代化必备的软实力，这两个“必争”在21世纪中国两次重大疫情危机中被反复验证，也在国家层面和头部企业界形成共识。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地球”概念首次在西方提出之际，中国就已投入“数字城市”建设。过去20多年，国家先后发起“智慧城市”“智慧社会”倡导，直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线下社会治理模式面临诸多难题的一个多月，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数字化按下了快进键。
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中央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半个多月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再次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近期，不少经济学者提出，为提振经济形势，有必要启动新一轮基础建设。但区别于以往的物理基建，此次国家为新基建定向的7大领域中，包括5G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四大领域，皆直接与数字化建设密切关联。
疫情中上升为社会治理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已成为刺激下一轮经济转型的新基建重头戏。
潮涌波动，互联网科技巨头早已抢占、跟进。
3月6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与杭州余杭区签订一系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张勇提出，数字化一定是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经之路，目前数字化基建正在蓬勃展开。
4天后，蚂蚁金服CEO胡晓明在支付宝合作伙伴大会上宣布一项大工程：未来三年将携手5万服务商，帮4000万服务业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支付宝要成为服务业数字化的“新基建”。
谁都不能错过数字基建的黄金五年、十年。
从数字零售、数字农业、数字医疗到数字政务、数字城市，经此次疫情催熟、由新基建加码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后疫情时代引发巨头林动。
2015年写入“十三五”规划的国家数字化战略，或将在2020年初这场数字抗疫的激发之下、在国家战略指导下、在平台型大企业的技术协同推动之下，加速催化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进程。
可以预见，疫情之后加速崛起的，不仅仅是人们目光所及的在线办公、生鲜电商等垂直行业，整个社会治理都将进入一个全链条、全方位、全周期的数字化新常态。
爆发在数字化时代的疫情，成为数字治理的一场极端压力测试。人类社会与新冠病毒数月的交锋，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