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年味渐浓。
作为一个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春节千百年来承载着亿万华夏儿女对团圆的渴望。眼下，几乎所有的出发，都朝着家的方向；每个身处异乡的儿女，都能感受到父母翘首以盼的目光。
不过，一切美好愿望的实现，都要以“能买到票”为前提，而“回家的车票买好了吗？”也成为了同事朋友之间颇为流行的问候语。
每逢春运返乡大潮来袭，年度大戏“抢票大战”都会如期上映：从设闹钟半夜盯手机到凌晨火车站排队等候，再到各种抢票软件刷屏朋友圈……为了买张票，人们施展出浑身解数，想尽一切办法。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一票难求。于是，他们开始求助于“黄牛”。
提到“黄牛”，相信很多人会心生反感，甚至有人还会义愤填膺地谴责他们提前囤积车票再高价倒卖的不光彩行径。尽管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黄牛”的打击力度，春运购票体系和方式也一直在进化，但“黄牛”却如“踩不死的小强”一般，一次又一次地“春风吹又生”。
“黄牛”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究竟源于何处？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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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又叫“黄牛党”，即我们俗称的“票贩子”，《现代汉语辞典》将其定义为采用不正当手法抢购物资和票券，然后高价出售从中获利的人。
“黄牛”的说法源自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用以形容那些投机倒把者如“黄牛群之骚然”般混乱不堪；另有说法称，黄牛一年换两次毛且皮硬毛多，有“赚取毛利”的意思。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群体，一些欧洲国家称之为“白牛党”，美国则称之为“票务经济人”（scalpers）。
纵观历史，“黄牛”一直都存在于你我他的身边：解放前他们倒卖黄金，改革开放前倒卖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21世纪以来他们倒卖的范围更加广泛，从大剧院戏票、演唱会门票、球票到火车票、电影票和景区入场券，甚至医院挂号单、北上广的车牌和一些爆款商品都在他们的“射程”内。
典型如2012年1月，iPhone 4S手机在中国内地上市首日，遭到一众“黄牛”的抢购、囤积、垄断货源，致使苹果公司一度暂停了iPhone 4S手机在实体店的销售。
这只是一个缩影，在其他领域，类似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诸如某三甲医院门口有“黄牛”在倒卖专家号，某当红歌星演唱会场馆外充斥着大量“黄牛”叫卖门票，等等。
很多人认为，“黄牛”之所以无孔不入、经久不衰，是因为有关部门的管制不到位。然而在我看来，“黄牛”现象更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非行政的范畴，客观上有三个经济现实为“黄牛”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其一，一些领域的供给短缺与价格限定。
无论是挂号单、演出门票还是春运火车票，都有供不应求与价格限定的显著特征，而受这两个特征影响，“黄牛”的出现几乎就成了必然。
我们不妨建立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来加以分析。以春运火车票为例，从上图可以看到，供给方面，每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供应都处于饱和状态，虽然线路的增加让供给规模有所提升，但相比于需求端的强劲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故而可以认为供给曲线S近乎垂直，基本无弹性可言，市场均衡便完全取决于需求曲线D。需求方面，由于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流的汇合，近些年我国春运人数逐年增加，使得需求曲线从D1右移至D2，理论上讲，需求增加，火车票的均衡价格也应该由P0升至P1，但受到有关部门的价格管制，票价始终被限定为P0，这时市场实际需求量就会是Q1，明显高于供给量Q0，从而造成了（Q1-Q0）短缺。很多迫切想要回家过年的人不惜高价求购车票，“黄牛”便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供给短缺与价格限定，“黄牛”就会有生存的空间。
其二，“配给制”尚存。
“配给制”是指在一定的限额内将物资配给需要的人员，这在很多国家物资缺乏时期都曾流行过。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自1955年开始，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票证时代”，粮食、布匹、香烟、火柴……几乎所有的民生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本质上讲，“配给制”仍属于供给短缺的范畴，而“黄牛”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城市居民可以把多余的票据拿到自由市场去兑换粮食或鸡蛋，或者直接换成钱币；而那些拿到票据的人，则可以再去换取其他物资。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尽管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有了极大丰富，但“配给制”依然留存了下来，主要集中在某些垄断和特殊行业，其产品供给不足、数量有限，有时候只针对特定群体进行销售或赠送，这也可以视为一种“配给制”。
例如，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些演出，会向某些特定人群赠送一定量的门票，可是他们却未必很想去看；相反，很多没有机会得到门票的人，却想亲临现场感受一番。此时，“黄牛”创收的机会便出现了，他们可以在利用种种关系、渠道将票源转移给那些有需求人群的同时，为自己赚取利益。
其三，一些商家的价格歧视。
通俗点说，所谓价格歧视就是商家以不同价格向不同顾客出售同一种物品的做法。例如，某著名高校大礼堂中经常会有歌剧、音乐会等精彩的文艺演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国家大剧院等专业场所，不过大礼堂的门票定价要比国家大剧院低得多，这原本是给在校师生提供福利，却引来了一众校外人士“搭便车”。为了保证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大礼堂便规定在校师生可凭证件购买几十块钱的低价票，而非在校师生则要购买更高价格的票。
此乃典型的价格歧视，它同样为“黄牛”的滋生创造了便利条件。具体而言，非校内人士为了降低购票费用而求助于充当中介的“黄牛”；而除了“黄牛”之外，一些在校学生为了赚点生活费，也开始兼职“黄牛”，将自己购得的门票适当加价卖出去，而各方都能获利。
总结起来，是供给短缺与价格限定、“配给制”、价格歧视三股力量催生了“黄牛”的兴旺，不过这并非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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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一句令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存在即合理”。于“黄牛”而言，他们虽然游离于正常的经济活动之外，却能长期存活于市场之中，这就侧面佐证了“黄牛”身上所具有的一些合理之处。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小王亟需买一张今天启程的火车票，排了好长好长的队，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但却被售票窗口告知“票已卖完”；而排在小王前面的小李，他虽然买到了票，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着急回家，他原本的想法是来碰碰运气，买到今天的就回家，买不到今天的买明天的也未尝不可。
类似的剧情，在网购火车票的情况下也能碰到：虽然不用去熬夜排队了，但人们仍然要守着时间盯着手机准备抢票，网速快的人往往抢到票的几率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求的强烈程度比没能抢到票的人更甚。
一言以蔽之，那些因为在队伍中排在前面或者网速更快而买到票的人，不一定是最迫切想要得到票的人。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小李把买到的票转交给小王，他自己的境况并不会有明显的恶化，而小王的处境却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可是，小李手里的票能平白无故地转给小王吗？或者说要怎么转给小王呢？此时便需要一个“中介”的角色，“黄牛”就出现了。
于是，剧情被改写为：
一个“黄牛”赶在小王和小李之前把票拿到手，导致两人都没买到票，不过小李的弹性更大，他想的是明天再来排队；更加迫切的小王虽然需要加一些钱从“黄牛”手里买票，但能保证自己的强烈需求能被立即满足。
也就是说，因为“黄牛”的存在，一些票被分配给了最需要的人，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有限的供给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而“黄牛”同样是利益追求者，既然起到了“资源配置助力器”的作用，那么适当收取一些费用，似乎也无可厚非。
不仅如此，在其他领域，“黄牛”同样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消费者福利改善、节省买家机会成本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例如，目前很多医院的专家号都实行限号制，使得许多病情较急的患者因挂不上专家号而错失了*就诊机会，进而延误了病情的诊治。这时，“黄牛”的出现为急需挂号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渠道，只需支付相应费用即可，既节省了时间，又确保拿到了想要的东西，而“黄牛”也同样赚取了收益。
读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心生质疑：“黄牛”提前囤积大量的有限供给，这不是进一步加剧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吗？
请注意，医院的“黄牛”自己并未患病，演出活动的“黄牛”也并不想看演出，春运火车票的“黄牛”同样不打算坐那趟火车，他们囤积的有限供给，虽然加了价，但最终也是到了真正有需求的人手中。故而从结果上看，“黄牛”并没有让供不应求的状况变得更严重。所以说，“黄牛”的存在是有一定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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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黄牛”依然如同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这是为什么呢？
只因他们引发了市场的不公平。
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的“公平”理应包括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方面，公平（fair）可以指人们在事先机会面前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公平（equality）又可以指事后结果上分配的平等公正。而“黄牛”的出现，无论是对事先机会的平等还是对事后分配的公正来说，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消极影响。
先说前者。
仍以春运火车票为例，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抢不到票，但不管是哪趟车次，“黄牛”总是能提前囤到票。这就足以反映出，普罗大众与“黄牛”在买票这件事上面临的机会和权利不平等。
事实上，传统的“黄牛”之所以能弄到票，靠的是通宵排队或者“找关系”，彼时由于不受实名制限制，他们轻轻松松便可囤积一箩筐车票。而如今的实名制与网络抢票，“黄牛”更多是凭借特殊软件与“外挂”等渠道来不断地高速刷新铁路售票网页，从而造成大量车票被提前下单锁定，这便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乘客公平购票乘车的权利。
更有甚者，大量车票被下单后却不付款，导致车票告馨后又出现大量锁定的回笼现象，而“黄牛”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票源，在使用软件时设定的票数常常远超实际需求量，进而造成列车出现空载。这对于国家资源来说，同样是一种浪费。
再说后者。
我们知道，正常的商品交易都是发生于买卖双方之间，而“黄牛”的介入意味着原本属于买卖双方之间的福利，要多一个参与主体来分配，这势必会引发事后分配不公的加剧，并且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福利双双受损。
举例说明，同一场周杰伦演唱会，小刘花了1000块钱从官方渠道买到门票，小张由于没能抢到票，不得已从“黄牛”手上以1500块钱买了一张和小刘同样面值的门票，而“黄牛”手里的票也不是从官方渠道购得，而是通过某种特殊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拿到。
在此过程中，小张比小刘多付出了500块钱的成本，而“黄牛”赚到的还不止这500块钱，小张的消费者剩余和售票方的生产者剩余双双受损。长此以往，“黄牛”的倒票活动损害各方利益，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甚至还容易滋生投机的社会风气，间接地制约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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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牛”的猖獗还容易引发寻租、欺诈、社会不满情绪激化等一系列问题，而我们前文讨论过的“黄牛”存在的合理性，也必须是建立在“黄牛”不漫天要价和不造假的基础之上。
倘若一些无良的“黄牛”使劲儿加价或者提供假票，非但不会改善资源配置，反而让有需求的人们更加买不起，让买到假票的人蒙受更大的损失，这就不是加剧市场供求紧张状况那么简单了，还会触犯到法律。例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黄牛”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众矢之的，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大力度整顿“黄牛”乱象，试图为广大群众提供一个更为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
可是，如果这个社会上没有了“黄牛”，我们就一定能买到票了吗？
我想，很多人都不敢给出肯定的答案。尤其是那些视“黄牛”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人们，若是从官方售票渠道依然买不到票，他们又该去求助谁呢？
这让我想到一篇名叫《我爱票贩子》的文章，里面的一段话令人动容：
“想当年念大学云游四方，不小心困在了昆明，天天跑火车站售票厅，天天没票。幸好来了个票贩子，让我多加五十卖我一张票，我简直是感激涕零地把钱捧给了他——我住的旅店每天也是要结账的，再搁几天没票，我就要流落街头了……”
所以说，若要让每个在异乡奋斗的游子都能回家过个团圆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