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后，许多“海龟”回国后感叹最多的是，美国在搞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之类的硬科技，中国却在忙着商业模式创新。
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多次创业大潮。但是从1992年受到南巡讲话鼓舞的创业大军，一直到2010年之后的移动互联网和O2O的创业潮流，“市场”都是最受关注的环节。
创业者们强调“贸工技”的经营路径，企业做大之后再想着补全技术能力；小企业被机会驱动着快速兴起，又在机会消失后成批陨落。
过去很多年，来自市场与人口的红利，始终是中国创业最重要的驱动力。如今，无数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都在逐渐察觉，这种模式已渐入瓶颈。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说过，一个国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是要素驱动，第二是投资驱动，第三是创新驱动，第四是财富驱动。
这个判断与中国过去多年的发展几乎完全契合。商业模式创新主导的移动互联网商战硝烟尚未散尽，政府投资驱动的动力仍然存在。但从信息时代到智能时代，从互联网到硬科技的过渡已经成为了一条“明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科技创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移动互联网的狂欢与终结
人类通常会高估技术的短期效果，而低估其长期效果。——罗伊·阿玛拉
2009年，雷军40岁生日，与朋友喝酒过程中感慨道：“人是不能推着石头往山上走的，这样会很累，而且会被山上随时滚落的石头给打下去，要做的是先爬到山顶，随便踢块石头下去。”
雷军断言，“互联网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高度，移动互联网会创造更大的奇迹”，此时距离他提出著名的“风口上的猪”理论还差5年。
一样坚信移动互联网的还有李开复，他认为移动互联网的成长速度大概是互联网的6倍，“花了36个月在互联网上达到的成长速度，在移动互联网只花了6个月。”2009年，他从谷歌离职，创办创新工场。
这一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3G牌照，3种技术制式TD-SCDMA、CDMA2000、WCDMA分别“花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场的恶战。
2007年3月11日，Twitter在美国一炮而红。刚把校内网卖掉的王兴看到了这个网站，立刻“C2C”并取名饭否。最开始两年不温不火，直到2009年初，饭否用户量突破了100万，成为当时微型博客最火的网站。
2009年7月，饭否因敏感言论被关停了足足505天，为新浪微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8月14日，新浪微博内测上线，8月28日正式公测，采用了和新浪博客一样的推广方式，邀请名人、明星入驻成为“大V”，以名人效应拉动用户增长。
11月2日，微博迎来了第100万名用户。第二年4月28日突破千万大关，10月底突破5000万人。《新周刊》在年底的封面报道写道：“围观改变了中国，140个字的微力（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是的，就是这么大！
微博火热之际，海外一款手机终端免费即时通信工具Kik悄悄上线，仅15天用户就突破了100万，取代短信的IM风口终于来了。
雷军认为这是个机遇，便由联合创始人黄江吉带队用一个月的时间发布了中国版Kik——米聊。同样看到风口的还有张小龙，他连夜给马化腾发邮件：“移动互联网会产生一个新的IM，而这种新的IM很可能会对QQ造成很大威胁，有必要提前阻击潜在对手。”
2010年11月，微信项目正式启动。张小龙带领10人团队，与黄江吉在2000多公里开外隔空对战。
两个多月后，微信*个版本发布，米聊则采用与小米手机绑定的策略，双方进入焦灼状态。7月，微信上线“查看附近的人”功能，彻底扭转战局，日增用户迅速达到10万以上。
2011年8月7日，雷军发布了微博：“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小米正式放弃米聊，张小龙成为了这场竞赛的赢家。
这场胜利让腾讯彻底成为了中国社交网络的霸主。根据2019Q3财报，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11.51亿。
在雷军大彻大悟的2009年，张勇被任命为淘宝商城（现天猫）总经理。当时淘宝商城业务一直不太顺利，张勇和团队讨论搞一个类似美国感恩节大促销的活动。
“要不就在11月11日吧，光棍节，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忽悠他们上网来购物。”影响全球消费者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就这样诞生了。
2009年，淘宝全年GMV为2083亿元，“双11”GMV为5200万元。张勇回忆说：“我们没有想到，商家也没有想到，互联网的聚合力量那么大。”
“双11”的成功，让阿里笃定了淘宝商城的B2C之路。2019年“双11”天猫全天成交额已上升至2684亿元，超越2009年淘宝全年GMV。
第二年4月，北京公交车候车亭都被一条广告占领了：“......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
“凡客体”就这么火了，当年卖出3000万件衬衫，营收突破20亿元，同比增长400%，位列阿里巴巴、京东、*亚马逊、当当网之后，成为电商行业第五位。
凡客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电商行业迎来爆发点。几乎与此同时，当当网在美国上市，唯品*轮融资就拿到了2000万美元，陈欧创办了聚美优品，几年后成了纽交所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历史在前进，玩家们也逐渐掉队。2010年电商GMV TOP20企业如今只剩下了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网、苏宁易购和唯品会。
“如果说2000年前后的新闻门户是*次的话——它改变了中国人与信息的关系，那么以阿里巴巴和京东为代表的电商是第二次——它改变了中国人与商品的关系。第三个冲击波则是O2O，从线上到线下融合，改变消费者与服务的关系。”
2008年的某天晚上，大学宿舍里，张旭豪正在和舍友看《硅谷传奇》，看得肚子饿，但平时随处可见的外卖单，却怎么也找不到。张旭豪说，如果能网上订外卖就好了。
第二年他就真的开始干了。几个同学凑了几万块钱，买了8辆电瓶车，饿了么网上餐厅开业。最早，用户拨打电话订餐，他们再通过短信或电话告诉店家。由于找不到配送员，最初他们自己送，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校园内。
王兴再一次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出现。2009年底，他决定做团购，2010年3月美团正式成立。美团上线后，拉手网、窝窝团、糯米网、24券等玩家也相继入局。
2011年5月，国内团购网站已经超过了5000家，被称为“千团大战”。美团当时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对手们都比美团融资多，展开巨额补贴并且疯狂挖人、打广告。然而王兴始终保持谨慎，控制运营成本，留下足够的资金。
仅仅过了一年，拉手网、窝窝团折戟IPO。很短时间里团购网站数量降至1000家。美团弯道超车，成了行业*。
美团内部一直在探索O2O形态，最后确定的*个项目是外卖。其入局给了张旭豪非常大的压力。
2015年10月，美团和大众点评宣布合并。而饿了么在阿里两次共23亿多美元的投资下，有了直面美团的底气。2017年8月，饿了么收购了百度外卖。第二年，阿里95亿美金全资收购饿了么，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战争达到了最高潮。
顶峰之后，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消失”的移动互联网
这是一个*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
“移动互联网红利结束了。”2016年底，李彦宏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丢下这么一句话。
移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形态，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网民的日常生活。2009年以来，网民规模稳定增长，2018年网民规模达到82851万人，互联网渗透率59.6%。
其中，移动网民规模达8.17亿人，占全体网民比例高达99%。然而，网民增速却呈下降趋势，2008年网民增速为28.9%，2014年之后围绕5%上下波动。这个数据表明，网民增速规模大大放缓，增长红利消失了。
除此之外，流量红利也逐渐消失。2019年9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经高达359.8分钟，接近6个小时。相当于每天醒着的时候，三分之一时间用来看手机，可能是全球最沉迷手机的国家。人均单日使用时长的增速一步步下跌，可预见流量红利几近枯竭。
同时，中国互联网线上资源相对集中，BATT占据了全网70%的时长。QuestMobile数据显示，腾讯系APP使用时长占比42.0%，字节跳动系占比12.5%，阿里系占比10.3%，百度系占比7.8%，仅给其他公司留了27.5% 的时长空间。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所在的世界。但如今，资本已经没有了继续在这个红海搏杀的动力。
新增移动互联网企业数量于2015年达到了*的7634家，之后持续降低。2019年截至11月，仅有209家新增企业。这意味着移动互联网已经跨过“大量进入期”，进入到“稳定增长期”。
如顺为资本许达来所说，移动互联网过去七八年，都叫momentum investing（动量投资）。只要投资人的能力不是太差，基本都是稳赚不赔。但至少在短期未来，“我们要回归到巴菲特的老话：价值投资。”
九轩资本创始合伙人刘亿舟告诉亿欧，过去市场对于移动互联网企业容错性更高。现在，优秀的产品仍然享有红利，但只有极少数能成长起来。
当今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已经不是四五年前的混战局面，各个赛道玩家已经基本固定。微信、美团、支付宝和今日头条走向了“超级APP”的道路，吞噬着其他APP的生存空间。
热钱和投机型创业者在巨头面前没有招架之力。从关注模式创新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已成了资本与政策制定者们的必然选择。
硬科技进行曲
距离已经消失，要么创新，要么死亡。——托马斯·彼得斯
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增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到底有怎样的实际影响？
罗伯特·索罗早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技术变化和总的生产作用》论文中提到，在1909-1949年期间美国非农业经济增长中，资本增加的效果大约占生产率提高的12.5%，而技术进步的效果则占88%。
“这股永不停歇的力量（创造性破坏），打破了社会中任何一种已经处于平衡的状态，也打乱了任何一种已经沉淀的社会结构。”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中写道。
格林斯潘将美国经济发展独特天赋的核心归纳为容忍“创造性破坏”的能力。
“创造性破坏”的核心，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掉那些原本存在的旧秩序。
二战是美国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转折点。二战前，联邦政府并不承担支持科学发展的职责。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和科学形成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成为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角色。
二战及冷战期间产生的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卫星通信、新材料等前沿技术，都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在1970年代后帮助美国脱离了“滞涨”困境。
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房地产和金融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
2009年9月21日，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发布《美国创新战略》，旨在提高科技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应对危机后美国经济的衰退，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推动高质量就业。
日本对于科技重要性的认知同样深刻。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科技战略转为“科技创造立国”。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美国和新兴国家双重压力。为了适应新形势，改变了过去“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的模式。
根据1988年日本经济企划厅有关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推算，从1982年到1986年的五年间，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中，大约有60%是由技术进步做出的贡献。
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领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逐渐成长为一个科技大国。但是距离美国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近几年，中国研发投入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同比增长11.6%。但是，研发强度（研发支出/GDP）仅为2.18%，仍低于法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2016年6月，在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展厅，总理问米磊：“什么是硬科技？”
米磊回复：“硬科技是国内只有两家公司才能做的技术，需要5到10年的积累和投入，技术门槛非常高。”
总理说：“硬科技就是比高科技还要高的技术，你这个说法很有趣，我记住了。”
米磊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副研究员，也是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意识到世界经济形势正在转变，中国正在由原来的“人口红利”转向“技术创新红利”时代。在此背景下，米磊提出了“硬科技”这个概念，随着理念、内涵和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化，“硬科技”的定义也在进一步升级。
如今，“硬科技”是指在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航空航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等领域中，以自研发为主，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形成的高精尖原创技术。
2018年12月，“硬科技”概念上升到国家话语体系，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次全体会议时提到，创新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并首次提出要突出硬科技研究。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表示，中国将在硬科技领域领跑全球，其中将以人工智能为主，“移动互联网市场不足人工智能的十分之一。”
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认为，消费互联网行业的红利正在消退，硬科技领域大有可为。未来要紧盯硬科技领域，包括5G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技术、基因产业。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则表示未来会在机器人方向做“更有硬科技含量”的投资。
资本和政策层面对于硬科技的态度，已基本趋于一致。
从硬科技领域总体投资规模看，2013-2018H1，中国硬科技领域总披露投资事件6178次，累计披露投资额约4740亿元人民币，平均单笔披露投资额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
从年度投资变化趋势看，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均呈快速上升趋势，披露投资案例数从2013年的345起，增长至2017年的1628起，5年增长近4倍；披露投资金额从2013年的227.9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7年的1727.9亿元人民币，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9.3%。
过去几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硬科技继承了以往互联网风口的“疯狂”。资本的支持确实推动了中国硬科技取得了许多突破，但资本并非*，国内的科创企业在许多核心技术上还存在明显差距。
世界半导体贸易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仍是全球*的半导体消费国，占比33%。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总额正式突破3000亿美元，约达3121亿美元，同比2017年增长19.8%，但出口总额在2018年时仅846亿美元，不及进口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芯片市场的供应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巨大缺口，不得不通过大量进口来满足需求，因此产业链条利润外流严重，甚至存在信息风险，这也是中国硬科技领域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痛点”。
大国博弈的“锁喉技”
当危险逼近时，善于抓住时机迎头痛击它，要比犹豫躲闪更有利。因为犹豫的结果恰恰是错过了克服它的机会。——弗兰西斯·培根
从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欧盟、韩国、日本的产业发展、崛起和形成产业结构的过程，都得到了政府长期、持续的大力支持。
在集成电路发展的很长时间里，世界主要芯片厂商榜单长期由美国公司占据。
20世纪40年代，贝尔实验室首先发明了晶体管，奠定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础。但是，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曾一度被日本超越。
1984年，美国颁布了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CRA），重点支持国防用集成电路领域、资源聚焦于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信息技术。
1987年，美国IBM、TI和HP等13个成员发起成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R&D战略联盟，启动Sematech计划，每年投入2亿美元，统一规划和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研发的重复性，提升制造能力和研发过程。联盟战术成效显著，1992年美国重新夺回半导体行业*的位置。
日本同样将半导体视为最重要的“未来产业”，一度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压力。1986年，在美国强力施压下，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半导体协议》，使其半导体产业发展完全置于美国的监管之下。
由此，日本开始以“举国体制”进行自主研发。政府牵头，将企业与国家研究所结合在一起，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共同攻关关键共性技术。
日本通产省负责发起，日立、三菱、东芝、富士通、日本电气五大公司为主攻，同时联合电气技术实验室、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成立VLSI共同研究所，总计投入700亿日元。
后续4年里，研究所取得专利1000多项，取得了许多技术上突破。相比1970年代，日本对美国等外部国家的半导体生产设备依赖率达到80%。到了1980年代中期，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基本实现全部国产化。
由美国和日本经验发现，政府干预在半导体产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亦是如此。
早在1956年肖克利因晶体管的发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并预言“晶体管的发明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发明，更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的时候，中国已经大规模开启半导体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
195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国家12年科技发展规划，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半导体技术被列为当时四大科研重点之一。
教育部决定集中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5所学校的科研资源，举办首届半导体专业培训班，由黄昆、谢希德、王守武等知名学者任教，培养了*批及其后代多位半导体专业人才，包括北京大学微电子所所长王阳元院士、华晶电子集团总工程师许居衍院士等。
1965年，*代单片集成电路在北京、石家庄、上海等地相继问世。即便在十年动荡期间，半导体工业建设也并未停止。1975年，中国大陆完成了动态随机存储器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比美国、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比韩国早了四五年。
然而，由于国家经济和财政原因，国家逐渐减少了对集成电路的投资，在欧美技术封锁的环境下，产业局面迅速下滑，“这一时期的中国芯，在科研、技术水平上与世界水平有15年左右差距，在工业生产上则有20年以上差距”。
奋力追赶
要么取得支配权，要么被支配。——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
1977年8月，王守武在参加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科教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到，当时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至暗时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加深，科技产业发展对于半导体的依赖，已明显到谁也无法回避的程度。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和科技产业的进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终于迎来了发展的时代机遇。
2012年，工信部印发《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地位。
规划认为，未来五至十年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产业发展的攻坚时期。
第二年，中国IC设计公司展讯通信销售额超10亿美元，成为中国*闯入“十亿美元俱乐部”的手机芯片设计公司，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第三大手机基带芯片供应商。
2014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将半导体产业新技术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梯队。
9月，国家财政部、国开金融、中国烟草等共同发起“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最初计划约为1200亿元。
这一年，紫光集团斥资18.7亿美元和9.07亿美元连续收购展讯、锐思科微电子，成为了国内规模*的半导体企业。随后又收购了新华三、西部数据等多家公司的股份。
截至2018年5月，大基金一期已经投资完毕，总投资1387亿元，较原计划的 1200亿元超募15.6%。
公开投资公司23家，累计有效投资项目达到70个左右，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占67%，设计占17%，封测占10%，装备材料占6%。
2019年10月22日，大基金二期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比*期的1387.2亿元高出一半多，最快11月份开始投资，这次投资重点是半导体装备及材料行业。
在政策、资金层面利好形式的鼓舞下，国内集成电路企业正在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半导体企业的数量大幅增长。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数量达到了1780家，同比增长4.8%，IC设计销售收入预计超过3000亿元。
技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海外并购成了半导体企业迅速做大的*选择。2018年，紫光集团斥资22亿欧元，收购了法国芯片元件制造商Linxens；2019年，北京君正以72亿元收购美国ISSI芯片公司。
AI芯片，弯道超车
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智能时代，上层的应用都依赖于底层的核心能力。如果芯片不能突破，人工智能也难以获得成功。
云知声团队在研发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只有足够的算力和功能才能支撑起AI应用，但成本是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如何在保证量的同时，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客户？云知声CEO黄伟判断：“*解就是通过芯片本身，不做芯片就是死路一条。”
2015年，云知声开始搭建芯片团队，并于2018年推出*物联网AI芯片雨燕（Swift）。今年年初，又发布了第二代物联网语音AI芯片雨燕Lite、面向智慧城市的支持图像与语音计算的多模态 AI 芯片海豚（Dolphin），以及面向智慧出行的车规级多模态AI芯片雪豹（Leopard）。
时任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副院长的余凯也看到了AI的重要性，在2015年6月1日离开百度，准备成立一家公司“做人工智能时代的英特尔”，最终取名为地平线。
成立之初，余凯想把AI计算从云端带到边缘，但是研究发现算法在未来并不是核心问题，而是足够平价高效的计算平台。于是，地平线创立时就决定把软件和硬件结合在一起，做自己的AI计算芯片。
2018年2月，地平线宣布量产中国*车规级 AI 芯片——征程二代。地平线副总裁、智能驾驶产品线总经理张玉峰表示：征程芯片两年内将有百万量级的前装装车量，五年内则有望完成千万量级的目标。
在黄伟和余凯大显身手时，陈云霁、陈天石兄弟俩正在中科院实验室研究神经网络算法和芯片，提出了深度学习处理器指令集“DianNaoYu”，也就是一个计算机芯片能读懂的语言系统。
模拟实验表明，“寒武纪”相对于传统的执行x86指令集的芯片，在神经网络计算方面有两个数量级的性能提升。
随着研究成果趋于成熟，两人成立了中科寒武纪公司，着手将其芯片和指令集业务向商用方向转化。
陈天石的野心不小，他希望寒武纪能在3年后占到中国高性能智能芯片市场30%的份额，并使全世界10亿台以上的智能终端设备集成有寒武纪终端智能处理器。
如果这两个目标实现，寒武纪将初步支撑起中国主导的国际智能产业生态。陈云霁坚信，中国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超越。
“智能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无论是在技术方面上，还是在商业上，我们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内的人工智能上中下游的企业应当联合起来，以自主芯片技术为基础，建立中国乃至世界的智能新生态。”
“寒武纪”是5.4亿年前地球生命大爆发的时代，这个名字在AI爆发的时代显得颇具隐喻效果。地平线也有类似的感觉，就像万事万物从地平线上逐渐冒出头来。
显然从业者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甚至是一个纪元的开始。这些颇具洪荒感的名字就像是一群理工男的浪漫，粗粝悠长，却又满含着没有被表达出来的热情。
甚至带着一点宁可成为先烈，也要指引一个时代前进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