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7日，在北京CBD一处装扮一新的办公楼中，以色列人AmirGal-Or创办的中以跨境创新平台——INNONATION已经办了第五届投融资交流会，这是一场数字健康专场，来自这个国家的慷慨激昂的年轻人，为台下观众推介他们的创新技能。
具有视听能力的智能眼镜，为婴儿输送气雾剂药物的头巾式输送系统、革命性的糖尿病治疗方法等等，来自以色列的科创项目路演依然层出不穷，这些实用并具有专业主义的新技术，充满了以色列犹太人富于探索的精神。在外界看来，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就是科技创新，它的一切生态就是围绕科创而展开。
以色列拥有超过6600家科创企业，对于只有800万人口、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甚至显得有一些“拥挤”。问及天然缺乏市场的以色列科创企业是否迫切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INNONATION董事长AmirGal-or非常肯定得说：“需要”。“中国和以色列天然地听起来匹配度特别高，比较适合‘一见钟情’，这符合人们的想象。”太库科技全球CEO唐亮告诉经济观察报。
但INNONATION的数据库发现，刚刚过去的半年，中国企业对以色列的投资并不尽如人意。INNONATION执行董事薛冰说，“你每个月看到的以色列那些数量不小的投资，但很难找到中国人的身影，反而是美国和欧洲那边始终如一的高频。”
尽管以色列大量的科创项目依然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但去往以色列的投资数量却减少明显。
来自中以跨境创新服务平台——INNONATION的数据（以色列经济部亦引用该机构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以投资一共发生了15笔，其中公开投资额的投资13笔，总投资额约为3.6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约为5.7亿美元。
这与往年相比，出现了不小的下滑：2018年、2017年和2016年，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和并购数量分别为45笔、42笔和35笔；完成投资总额分别为9.09亿美元、5.18亿美元和4.74亿美元。
13笔投资
事实上，在过去半年中国对以投资中，其中3笔来自台湾，剩下的投资主体多以国资背景为主。
唐亮在出任太库科技全球CEO之前负责太库科技美国市场，熟知硅谷科创市场的动向。唐亮认为，尽管长期来看，资本出海一直存在困难，但现在似乎处于一个更加微妙的时刻：过去两年中，中国对美科创投资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投资量少了90%多以上，这与美国对外资的限制有关。
2017年11月，在美国国会提出并经过长达数月的和解进程后，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以下简称FIRRMA法案）由国会两院通过，并于2018年8月13日签署后正式生效。FIRRMA法案代表了自2007年以来首次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流程进行立法改革，预示着CFIUS对美国外国投资审查范围的大幅扩展。
“国有资本在美国的投资受到了限制，可以说是完全停止，具有国有资本的基金都受到限制，包括国有背景的孵化器现在也都不做，但民营资本还可以投美国。（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不得不再转向其它的市场去看。”唐亮说。
与此同时，唐亮认为，投资方也会对自身的风险有所考量：“即使是（资金）已经出去了，现在也不太愿意去投，例如智能机器人，所有这些国内特别需要同时美国比较*的科技技术，事实上会比较犹豫。”
薛冰回忆说：“2014年的时候，中国很多的风投会去以色列，风投机构本身也开始裂变，老牌的基金中，很多合伙人选择出来单干。无数基金公司都去跟以色列对接，我碰到很多人，都是国内募资的时候打着这个旗号，去拿以色列的技术和国内的上市公司或者风投公司做联动。”
但现在平息了很多。AmirGal-or认为：投资减少与中国跨境投资的规定有关，也和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以及科技商业活动的周期相关。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用于风险投资和跨境交易的自由资金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而非私营企业。
2019年6月4日，以色列初创公司Guardknox宣布完成2100万美元的A轮融资，该轮融资由FraserMcCombsCapital领投，由汽车技术*Fau－recia，SAICCapital（上汽集团旗下资本平台）等公司跟投。这家公司于2016年创立，主要从事汽车网络安全产品研发，包括结合软件和硬件的全面端到端解决方案，为汽车行业提供高性能计算平台和附加服务。
6月10日，以色列另一家公司In－noviz宣布完成C轮融资，募集资金总额1.7亿美元，该轮融资由深创投领投，上海联新资本、招商局资本和两家以色列本土机构跟投。Innoviz研发固态LiDAR传感器和感知软件，激光雷达传感器通过激光照射目标物体，并测量反射回来的脉冲从而得出物体距离，是包括Uber和Lyft在内的许多自动驾驶汽车系统的核心部件，可应用于机器人、安全和农业科技等领域。
这是过去一个月中，中国对色列仅有的两笔投资。根据INNONATION的数据（以色列经济部也引用了这一数据），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在以色列获投的31笔海外投资中，美国为15笔，其余境外投资分别来自荷兰（3个）、中国（2个）、英国（2个）、法国（2个）、韩国（2个）、加拿大（1个）、印度（1个）、新加坡（1个）、日本（1个）和爱尔兰（1个）。
薛冰注意到，来自中国的这两笔投资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均为汽车相关领域，巧合的是，6月份商务部等三部委发布《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要求“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二是投资主体均为国资产业或者资本平台，这反映出国资在当前跨境高科技投资中的领导力和牵引力。
薛冰补充说：“2016年外汇管理收紧ODI投资后，中国投资以色列本土基金项目几乎没有，我们一直在尝试为美元基金募资也没有成功。”
中国金主画像
太库科技以色列总经理郑小星用了一个现象，来说明以色列科创资源在与中国这样的资本、市场大国对接上的不匹配：以色列有一家非常知名的科研机构，该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横跨多个重要领域，如生物、医药、农业，每年的技术转移到海外的收入高达几个亿美金，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几乎没有——尽管，对双方来说，技术的成色不成问题，交易的需求也不成问题。
郑小星认为，如何建立互信和互相的了解是其中的关键：以色列是一个资本竞争激烈的市场，来自各个国家的资本都在那里淘金，那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输出国，在输出过程中他们需要找到最为理想的伙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资本来源地，也是一个全球商品在这里竞争异常火热的市场，中国的资本需要找到*的“商品”。在这种心态之下，双方带着不一样的优势走向谈判桌，如果没有前期的沟通与协作，很难最终成交。
唐亮认为，中国大企业去海外投资和收购还有一个特点，它们对于相对早期的项目或者说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项目，判断能力是较低的。这与美国的大企业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唐亮告诉经济观察报：“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的大企业自己做原创的研发不多，再者，中国的大企业本身缺乏专业的投资团队，往往是最高层拍板，历史上都是如此，但在欧美企业中，通常有投资部门，也有做头部管理的团队，这是相对专业的过程。”
郑小星认为，对于以色列的科创企业来说，他们面临诸多疑问：中国能不能去？中国哪个地方值得去？发一台货会不会有危险，还是*只发一个样品？过去，以色列的企业对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心存担忧，但随着大的环境越来越好，这样的担忧在减弱。
“他们对中国资本做尽职调查，原因也是基于中国市场环境很复杂，有这么多的参与者，这让以色列的企业感到无所适从。比起钱，他们的确更需要一个伙伴。”郑小星说。
AmirGal-Or也认为：中国的资本在和以色列的项目对接时，会出现许多理念上的分歧。例如，中国资本更多地在寻找拥有更大规模的公司，而以色列则在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用以开发仍处商业化早期阶段的产品或技术；以色列人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常敏感，而中国人则更关注营销和财务。
对于那些在技术开发上具有硬需求的中国大企业来说，毫无疑问，以色列是一块科创资源的宝地。
郑小星介绍，在过去十多年中，只有一家中国大企业真正把研发基地放到了以色列，这家企业正是华为。现在，这个以色列的团队已经达到数百人的规模，它给华为贡献了诸多优秀的科研研发。
薛冰提到，华为在以色列能够做到更好地利用当地的工程师资源，尽管这些工程师不拥有股权。这些工程师通常也不会参加一个完整的项目，而是针对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一种碎片化的合作方式。而国外的科技巨头，如微软、英特尔等，早已与以色列形成了很强的业务互动。
郑小星认为，对于大多数想要利用好以色列科创资源的中国企业以及希望融入中国市场的以色列企业来说，他们都缺乏一个本地化的过程。
“以色列一共有300多家跨国公司，他们大部分的做法是在当地设立自己的项目平台，不一定是自己的人在设立，很多时候他们也会跟其他的项目平台合作，在以色列寻找技术，但可惜的是，这里面中国客户的数量太少。”郑小星说。
郑小星认为，对于中国的资本和企业来说，更多时候要通过变通，让投资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让更多的国外科创企业来到中国，与中国资本和企业实现对接，是她认为的更加合适的方式。
反转的背后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华东地区经济商务处负责人认为，中国对以投资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位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近几年，对以色列投资增速整体放缓的原因有几个：之前投资的以色列企业，比如财务投资，更多的是利用这几年“消化”和退出在当地的投资项目。而企业投资人也在这几年更多的在做以色列技术在中国市场的运营和落地。更集中的在做市场端的推广，比如复星收购的A－HAVA和AlmaLaser这几年一直在组建自己的专业团队，专注做本土化的运营。这两家以色列公司在中国市场发展的非常好。
再者，这些年中国企业和机构对创新的理解更深度更透彻，特别是在比较了很多以色列创新企业后，投资人更知道中国市场需要什么，哪些是更贴近于中国市场的，在做投资的时候更懂得调整自己的方向做出更优的选择。
该负责人还提到，整个投资的目的地在转移，前些年资本主要集中在以色列本土，近几年由于境外投资审核相对严格，ODI审批周期较长。投资的热情有所降低，但是近几年更多的以色列项目落地在中国，技术回流到中国市场，应用在中国市场，这个是趋势。“我们以色列企业在国内的子公司这几年也受到在中国资本的青睐，助力其在中国的发展。”该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
上述负责人表示，民营资本投资有些更愿意低调处理，不太愿意提及投资的对象和金额。对有一些国有资本而言，也不排除他们的LP是一些民营企业，只是更愿意以一种基金领投参投的形式操作。此外，也不排除政府对于ODI境外投资审核更为严格、周期更长这一因素。“我们之前有一些以色列企业也有很多投资TS签好之后，因为中方投资未在以方规定的限期内投进来而导致项目流标。另一方面这两年，也受经济大环境，投资周期等因素影响，市场总体属于资本寒冬。对于民营企业也更专注于做好自己本来优势的拳头产品，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的试错成本在这几年也更谨慎的去投放。如不是国外非常优质的项目，看的多但是投的少。”上述使领馆负责人表示。
INNONATION董事长AmirGal-Or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投资减少与中国跨境投资的管理规定有关，同时也和中国经济形势和科技领域商业活动的周期相关。此外，绝大多数用于风险投资和跨境交易的自由资金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而非私营企业。
这样的景象与两三年前的情况有一些不同，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华东地区经济商务处负责人向经济观察报回忆：“2014年至2017年，中国企业投资以色列赶上一波投资热潮，当时响应国家号召鼓励企业和投资机构走出去，许多龙头企业也在这个期间积极部署和调整国际市场战略。同时另一部分传统行业的企业寻求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求非常旺盛，热钱游资也相对雄厚，而以色列也通过多年的创新技术的积累和迭代，恰巧嫁接中国企业的资本，做了个高度的匹配和融合。”
太库科技全球CEO唐亮认为，资本出海一直都是个瓶颈，而对于经验尚显不足的中国企业，在与海外项目对接的过程中，会出现多方面的障碍，本地化的匮乏则使得对接的效率不够理想。
现在，跨境服务平台开始更多地展开逆向的操作——将以色列的公司带到中国来，寻找中国的资本与市场。对中国和以色列来说，尽管中国资本的出海遇到了瓶颈，但以色列数量庞大的科创企业依然需要中国资本和中国市场的支持，同时，中国的企业则对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依然保有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