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东生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之上的成功关键，也是所有能够持续踏着时代巨浪破浪前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成功的关键。
它不是空洞的词汇，而是克服困难、甚至穿越苦难的支点，新一代创业者，应该好好体会和践行这种信念和精神。
“坚定信念，就有信心。”
3月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通道”的首次集中采访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被问到关于民营经济的问题时，如此掷地有声。
他说，这个问题最近经常会被问到，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他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充满信心。而他认为，信心是来自信念，来自价值观。
“40年前，中国没有民营企业，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家都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李东生因此认为，民营企业家要认识到自己取得的成功、创造的财富，既来自自身的努力和付出，也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民营企业家要感恩社会，主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承担责任、坚定信念，就有信心”。
李东生还在现场透露了TCL的未来投资规划，也是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的信心：计划在未来三年投资800亿在半导体显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智能制造领域，要努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信心、信念，是很多民营企业家这两年的高频词，也是社会关注民营企业家时谈到的关键词。在一些人眼中，这些词汇多多少少显得有些空洞，但对很多民营企业家，尤其从改革开放之初一路走来的民营企业家而言，信心、信念是他们能够走到今天的根本。
企业家每天都是身处挑战之中，至今依然在不少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就更是如此。没有这个坚定信念，没有这个坚定信念支撑的信心，他们是很难将创业和企业道路走下去、走到底的，而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走着走着就不见了的案例。
翻开中国民营经济史，很多曾经风云的事业都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也有很多事业还在，人还在，但曾经的创业精神却不见了，企业追求却不见了，那股劲、那口气也不见了。
从磁带生产到电话大王，从电话大王到彩电大王，再到今天努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李东生跨行业、跨时代，不但还能站在舞台中央，而且还能越站越高的很大原因，首先也是因为他的精神还在，追求还在，那股劲、那口气，一直都还在。
20多年前，还在为加工作坊式企业之生存苦苦挣扎的李东生，在飞利浦总部大楼前，在拉斯维加斯CES几平米展台前，憋着的劲和气是：要办一家中国人的世界性大公司。
今天，已经做成世界级企业的他，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心里憋着的劲和气，还是要在这汇聚雄心者与远见者、梦想家和行动家的产业世界，打出一面自己的旗帜，属于中国人的旗帜。
李东生说，实业强国是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初入社会时就有的梦想。几十年过去，他的这个梦想还在，所以他的精神还在，追求还在，他的那股劲，那口气，一直也都还在。
所以，他的企业也还在，而且还在继续攀升。
坚定信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不但有必须跟上经济和产业步伐，不断自我否定与超越的考验，也有社会环境和压力的挑战。
社会和环境压力，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有时甚至是比经济环境更大的事。
改革开放40年不容易，40年中的民营企业家一路走来更不容易。而这两个不容易中都有一个最不容易：摆脱传统轻商思想，陈旧社会观念，甚至千百年政商文化积弊的掣肘。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生前曾委婉敬告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在现在的知识型社会中取得成功，传统儒家士农工商依次排列的阶级观念必须要改变。”
翻译过来也就是，李光耀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缺少对工商，对企业家的尊重、保护和鼓励的，如果中国要发展好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改变这种文化。
李东生今天强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家的今天，这是客观的事实。另外一个民营企业家们自己从来不会说出口、却也是事实的事实是：民营企业家们对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4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不足1%发展到超过半壁江山。个体和私营企业如今已占市场主体总数的94.9%，并且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
但直到今天，李光耀当年所忧虑的文化观念问题，也依然还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跳出来对民营经济指点一番江山，甚至指责、声讨一番。去年，一篇名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署名文章就曾广为传播，让不少不明真相的民营企业家后背发凉，这也是一段时间内，民营企业家们的信心备受关注的缘由。
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和贡献力，显然是有清晰而坚定的认识与坚持的，所以，很快有权威媒体纷纷介入，国家高层也不断强调与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包括今天的人民大会堂，也在继续落锤定音：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
印象深刻的是，在那场民营企业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风波中，李东生不但在外界的采访中更加强调自己对改革开放、对民营企业未来的信心，也同样以行动表达着自己的信心。
期间，TCL在波兰成立欧洲研发中心，聚焦于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发和应用；而此前，公司已在美国硅谷设立美研所，在香港设立港研所，在国内深圳、成都、西安、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欧洲研发中心之后，李东生又带领TCL在印度建设了模组整机一体化智能制造产业园，那也将是印度的*模组和整机一体化彩电智能制造基地。
这也是李东生在更高层面的坚定信念：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些年，李东生不断把自己置于公众之中，一方面是为了带头贯彻TCL的大国品牌战略，另一方面，就是要表达他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他不断鼓舞企业家，要主动肩负起发展好实体经济的使命，挺起中国经济的脊梁，不断鼓舞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志气——“未来全球创新和发展的中心在中国”，也不断呼唤珍惜与感恩伟大时代——“生在这个伟大时代，是我们这辈人的幸运”。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的采访中，李东生也是强调：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能成功，只有在中国成功才能走向世界。
我想，也正是这种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才让他超越所谓的舆论风波和离场论闹剧，真正着眼于未来和实务，不畏浮云遮望眼，“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
而且，他还享受于此。他说：“做企业每一次成功都能够让我非常开心，我非常享受做企业这个过程，这种心态能让自己长期坚守，所谓终一生，做一事。”
事实上，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持续发展并获得成功的，无论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首先也都是靠了对中国未来持续向好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个大前提。因为，40年的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一样，也是道路坎坷，甚至同样是一路都有人在争论，在质疑；信念不够坚定的，基本都在历史进程中成为历史了。
1978年，改革开放已是国策，但即便信心坚定的霍英东，也是每次经过首都机场都要看一看那幅表现少数民族欢度泼水节的壁画《生命赞歌》还在不在。这幅呈现有少女裸体的壁画被看作是开放的象征，霍英东后来说：如果画在，他心里就比较踏实。
之后，改革开放渐成共识，但依然不时就有各种风波的挑战，包括意识形态专家趾高气扬地要反和平演变、清理资产阶级“流毒”，就像去年的民营企业离场论。
一个数据是，1997年在北京新注册的外商代表机构只有652家，而主动撤销办事处的却多达437家；1998年前两个月，又有33家外商主动撤销驻京办事处，其中还不乏菲亚特、索尼、日立这样世界知名公司。这些企业撤退的原因是：当时，非常多的经济学家、企业机构和企业家，都看空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过热，有硬着陆风险。
也就是在1997年，1996年年底正式出任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李东生，用抵押自己和父亲的房子得到的贷款作为风险抵押金，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了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协议，迈开了TCL集团改制的步伐，也在后来成就出了国企改革的一个成功标杆。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中国经济也一度被全球观察者紧张，但刚刚带领TCL从海外收购失利中复苏的李东生却在2009年作出大决定，投资数百亿成立华星光电，挥师进军面板产业，要以此掌握面板业的主动权，改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境。
当时，中国彩电业被日韩面板巨头扼住咽喉，已在面板领域投资巨大的京东方也还在持续的亏损中。若华星光电失败，刚刚走出困境的TCL又会被拖入泥潭之中，甚至万劫不复。但李东生坚定信念，建成了我国首条高世代面板线，打破了日韩企业在半导体面板制造领域的长期垄断，也在半导体显示领域建立起全球性的*技术和实力。
华星光电成功之后，李东生继续踏着变幻的产业巨浪前进，及时启动了TCL的智能化转型和全球化品牌战略，大步冲向“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让自己和TCL成为极少数跨越几十年时空和产业变幻，依然还能站在舞台中央的人。
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对事业梦想的热爱与执着，以及始终力争上游的那股劲、那口气，是李东生获得跨时代、跨行业成功的关键。
但这又何止是他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这种以长远信念和热爱与执着，超越困难，甚至苦难的奋斗，也几乎是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甚至所有企业家成功之路的缩影。
而事实上，如果只是为了个人或家人的生活与享乐，这些知名企业家中的大多数，早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也早就不会这么辛苦了。他们所拥有的物质和财富，早已足够他们自己，以及多少代后人过上优越、甚至奢华的生活了。
李东生今天也是谈到这一点，也算是他代表民营企业家的一个社会沟通与表达。
“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我们要面对各种压力和困难，民营企业一开始就要面临完全的市场竞争，今天我们还要和跨国企业同台竞技。”
李东生说，他们这一代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有责任和担当，愿意奉献社会。“不法经营、‘骄奢淫逸’的只是极少数。”
因此，他希望：“社会各界更多地理解和支持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也是奋斗出来的。”
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是，李东生对国家如何更好发展民营经济的建议，不是要国家对民营企业给出多少额外的关照和保护，而是建议进一步完善各种经营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进一步完善平等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法律法规。
他说：“只要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就能够为民营企业发展增加信心。”
包括刘永好等民营企业家，以及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其实也都是这样的态度：希望给民营企业一个平等的待遇，公平竞争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