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李铁：城市兼容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投资、消费潜力待释放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之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如何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如何继续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如何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通过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令中国经济找到可持续新动能，均广受关注。

2018年12月8日~12月9日，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将再度召开。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会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三十年虽然农民进了城，但是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是对准了城市户籍人口，而不是城市兼容人口和外来人口，这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这笔消费和投资的潜力没有释放出来。

以下为投资界（ID：pedaily2012）根据现场实录进行的整理：

提出城镇化就意味着我们能不能把已经凝固的增长格局增加一些新的活力和潜力，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8亿在城里的农民工和7300万在各个大城市飘的城市兼容人口和未来可能增长的2亿人，如果我们有好的政策解决，会把他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兴趣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家乡转向人口流入地区，甚至从边远的地方进入都市圈，这是非常大的政策效应。它带动什么呢？如果我们坚定不移的去推进城市化，很可能第一要带动农村的增长，减少农民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彻底解决乡村振兴问题。

第二是可以带动消费的投资，我从农村进了城，房子要变化，消费的理念要发生变化，我是不是和城市的整个消费环境相吻合，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比较大的变化。

第三是投资从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城市搬迁也改变了城市的结构和布局。我们知道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做的很多了，高速公路网的大格局、高铁的格局已经基本建立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城市内部和城市群、都市圈之间的城际轨道交通并没有有效的连接起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了8、9、10月份汽车销量严重下滑，那就说明是不是我们的消费已经到了顶，大概有3亿多的中产阶级是不是出现了断层，这个断层通过什么来弥补，是不是要通过城市化人群进入来接上这个消费断层，是不是也会带来大量的内需？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看准了这个大趋势，14亿人口的城市化其中将近有10亿人要纳入城市化进程，相当于两个欧盟一样大，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贸的压力。所以我们讲，中国并不是没有牌可打，是有一手好牌，关键去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怎么来看待城市化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问题我今天不多讲，但至少有一条，就是这三十年虽然农民进了城，但是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是对准了城市户籍人口，而不是城市兼容人口和外来人口，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这笔消费和投资的潜力没有释放出来。

第二，我们城市的要素基本是顺着等级向特大城市集中，集中的结果就是特大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房价过高，导致发展成本也过高。发展成本过高、土地成本过高、消费成本过高、住房成本过高，会影响到进一步的投资进入，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空间来降低成本，实际上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等级化的城市结构体系形成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需要打破，释放中小城市的活力。

第三是土地问题，我们大量的征用土地，现在土地成本过高已经成为了发展瓶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改革，让集体土地直接参与城市化进程，也可以大大降低土地成本。

通过降低成本，激发活力，我想这是我们可能打的一个好牌，来缓解经济增长的压力，使更多的投资潜力可以释放出来，这也是针对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一个非常有效的举措。但是现在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目前怎么样来判断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他已经在一个固化的利益结构中，怎么通过改革来推进他。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试图推进城市化进程，但是效果微乎其微，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不下去，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限制了一个非常狭小的范畴，城市间的等级管理改革几乎没有进展。我们怎么样来释放活力，来推动改革，如果再有这种贸易战导致的经济格局大的变化情况下，形成这种倒逼机制，我们有可能采取一些新的政策，我们期待政策的变化，这个政策的变化会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好，也会降低成本、激发活力、推进改革，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下这个决心，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