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年,发生经济下行的原因就是降杠杆降得太猛,多管齐下地降杠杆,造成了市场里没有必要的资金流动性。”11月1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姚洋认为,降杠杆有其正确的地方,但也面临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降杠杆太猛。“中国经济是一个带病长跑的病人,你现在把它按到床上开始手术,也不输血,这个病人失血就会死掉。”第二、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代替改革,是这一轮降杠杆降得太猛的深层次原因。这些年,改革喊的调门很高,但实质性的改革几乎没有。企业的债务率太高,地方政府负债太高,是一个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怎么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姚洋表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了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优势,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国有企业没有一个很好的经营机制,如果让民资进去,再大胆一点,让民资控股,改变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才能真正把国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从管理企业到管资本的改革,要把企业的管理交给社会来做。
地方政府到底怎么办?姚洋谈到,在目前的状态下,地方政府投资有其合理性。我们都觉得货币多,但绝大多数货币是储蓄造成的,这样的货币是不太可能灭失,除非降低外汇储备,但降低外汇储备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把货币存量用好,用好就得负债,总得有人负债。企业不能负债,居民部门也不能负债,谁负债?只有政府来负债。
在支持民营企业融资方面,姚洋认为,银行把新增贷款的一半都给民营企业,是比较苦难的。与其这样,不如让银行有风险定价的权力,推行利率市场化这样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改革。姚洋还提到,银行不太可能全部包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直接融资还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只占到全部融资的30%,间接融资是70%,债市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应该把地方性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
提到改革股市,姚洋进一步表示,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上宣布上海设立科创板,如果科创板能实现注册制改革,我们的资本市场就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很多企业就可以直接上市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就可以大大缓解。
以下为发言实录:
姚洋: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回到改革上。之前先谈一下,过去半年发生经济下行原因何在?在过去半年我们经济下行很厉害,原因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因为降杠杆降的太猛,多管齐下地降杠杆,造成了我们市场里没有必要的资金流动性,去年12月底财政部喊话,让地方政府控制投资的增长速度,我们去年经济增长是超预期的,但是,地方的负债又上来了,所以财政部喊话,让我们地方政府要慢下来。央行也开始缩表,前四个月央行缩表将近一万亿,这意味着从市场里抽出去了四、五万亿的流动性。影响最大的是资管新政,把银行的表外业务基本上全停了,资管新政允许银行下属的子公司来进行表外的非标业务,但是银行自己的理财业务是不能做非标项目的,这样就把很多资金卡下来了。
降杠杆的初衷是好的,我们的企业负债率的确是比较高的,看我们国家整个负债情况,企业负债占大头,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在企业负债里头,主要是国企负债,新增的贷款利,国企仍然占到60%到70%。国企有国企的优势,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国企,很多国企还是有技术的优势,国企愿意冒险,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国企也有很多创新。国企的问题是资金太便宜,钱来的容易,扩张的冲动很大,这样国企本身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在60%以上,民企在50%左右。民企,2016年、2017年的扩张里,负债率上升有非常快,原因是2016、2017年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扩张,那一轮投资的膨胀是比较大的,很多民企跟着这一轮扩张走起来了。当然也有一些民企没有很好的控制自己的风险,所以这一轮债务扩张也比较厉害。这是企业方面。
地方政府方面,也需要控制。我们地方政府是灭掉一轮再来一轮的扩张。我们的债务置换已经置换了11万亿,中央政府开了一个口子,让他发自借自还的国债,本来通过这11万亿的转变,我们地方政府的商业性负债大部分可以转化成长期的国债,但是2016年之后,地方政府商业性负债又起来了,而且负债更加复杂,因为它不能从银行直接借款,要通过影子银行,变着法来筹资,地方政府的债务又一次膨胀,这一轮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
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降杠杆有它正确的地方,关键的问题是两个:第一、降杠杆太猛了。中国经济是一个带病长跑的病人,你现在把它按到床上开始手术,也不输血,这个病人失血就会死掉。第二、更深层次是,我们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代替改革。这是这一轮降杠杆降的太猛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年,我们改革喊的调门很高,但实质性的改革几乎没有。企业的债务率太高,地方政府负债太高,其实这是一个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先说企业吧,怎么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是不是把经济里的血抽干了,企业的杠杆就下来了,有可能下来了,但企业都死掉了。真正的改革,还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过程我们没有走,造成的结果是用宏观经济手段代替改革的手段。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结合国有企业的优势,还有民间资本的优势,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国有企业平均而言,仍然是我们国家资金最雄厚、技术力量最雄厚、产品创新有竞争力的企业,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善,没有一个很好的经营机制,如果让民资进去,再大胆一点,让民资控股,改变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我们才能真正把国企做大做强。这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从管理企业到管资本,把企业的管理交给社会来做,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无论谁来管理这个企业,仍然是中国的企业。按理说改革开放40年,这个问题早应该解决了,所谓的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在今天还在纠缠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国有资产都保值增值了,国有企业能创造更大的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大的风险,我们为什么不干呢。
而且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负债率非常高,如果能用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也就是债转股的方式,把债权转移成股权,放到市场上公开售卖,让民资进来,我们就可以做到至少是一箭双雕,降了杠杆了,国有企业也更有活力了。这次一行三会领导出来讲话,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稳定整个市场。但大家对很多政策抱的热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比如郭树清提出来“125的措施”,听起来很美好,为什么大家的反应并不是很足呢?一方面大家担心银行没有改,做不到;另一方面,大家认为这不是实质性的。我在想,如果我们真正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地方性国企实实在在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去,民营资本可以控股,比领导说一万句都重要,民营企业的信心就回来了,我们过压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改变。
地方政府到底怎么办?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是有必要性的。我们不能听到地方政府投资,马上想到要走回头路了,其实我们上半年实际的投资增长率是负的0.2%,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那些项目都被迫停工了。地方政府要不要投资?在目前的状态下,地方政府投资有它的合理性。我们都觉得货币多,中国的货币怎么来的?中国的货币是央行大水漫灌浇出来的吗?绝大多数货币不是央行把货币印发出去的,央行发的货币存量里至少2/3是被动发的,是我们的外汇储备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绝大多数货币是储蓄造成的,这样的货币是不太可能灭失的,除非降低外汇储备,但降低外汇储备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把货币存量用好,用好就得负债,总得有人负债。企业不能负债,居民部门也不能负债,谁负债?只有政府来负债。日本政府负债率比我们高多了,日本不照样存在嘛,其实政府负债就是个庞氏骗局,只要政府在,照样可以玩下去。实质性的内容,是我们今天需要投资,中国人勒紧裤腰带惯了,计划经济时代牺牲了一代半人,我们搞出口经济又牺牲一代半人,我们永远为子孙后代活着,一说到子孙后代干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改变。谁来消费呢?政府来拉动消费,有人说投资没有回报,我们老算投资回报率,说投资回报率下降,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抛掉,恐怕我们的资金回报率仍然是比较高的。你能期待高铁有回报吗,你能期待地铁有回报吗?不可能。北京的地铁每年还要贴进去至少十来亿吧,我们还要修地铁,干什么?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才能对地方政府的负债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地方政府需要负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全国人大每年定一个债务上限,今年定的是18万亿,这18万亿里头根本没有包括地方政府自己借的那些商业性债,但全国人大是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说我没看见,这个事不该我管。这不行,债务是实实在在的,我估计过个一两年,我们又得来一次债务置换,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能把前门开大一点,让地方政府多发一点国债,严格把后门关上,这个后门总是关不死。前两年修改《预算法》,我就说过,要是修改《预算法》,就坚决把后门关上,否则地方政府又多了一个门道发债,结果就是这样的,后门没有堵住,前门也开着。所以,还是要做比较根本性的改革。
最后,我们现在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银行把新增贷款的一半都给民营企业,他做不到,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风险就是高,银行就不该给他贷款,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为什么到中国一定要逼着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呢,特别在中国这样管制的环境下,怎么可能让银行贷款呢。我们现在的基准利率仍然是5%到6%,可以上浮下浮50%,但民营企业在影子银行里能拿到的价格,至少在10%到12%以上,银行用百分之八九的利率给中小企业贷款,不能覆盖他的风险,只好想别的办法,把这个钱要回来。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们的银行有风险定价的权力。我们谈利率市场化已经谈了至少20年,但利率市场化就推进不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改革,为什么我们就改不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改革,特别是趁着这次东风,可以让银行做到。有的人说,银行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根本性的还是银行不能对中小企业的风险进行定价。
银行不太可能全部包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直接融资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直接融资只占到全部融资的30%,间接融资是70%,债市就有大发展的前途,企业债市可以规模很小,地方性的来做,我们现在允许银行的资管子公司投资非标项目,企业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标的,他们可以去投,用不着到A股市场上融,可以在当地融。我们应该把地方性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要改革股市,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上宣布上海科创板开,我觉得它没有注册制改革重要,如果科创板能实现注册制改革,我们的资本市场就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很多企业就可以直接上市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就可以大大缓解。但这仍然不够,当上海科创板开了以后,各地搞的新三板怎么办?本来新三板就有点半死不活的,现在科创板一搞,又是注册制,这些新三板恐怕都要死掉。我们要趁这个东风,把新三板再搞的更加真一些,把它真正变成一个地方性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想象一下,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我们的土地面积跟欧洲一样,我们的人口是欧洲的2.5倍,我们任何一个省拿出来都是一个巨型国家,意味着每个省都应该有自己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现在只靠深沪两个股市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改革。
我非常担心,这次救市下来,又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扩张期,到明年年底突然发现又太热了,又开始紧缩,有人说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我不相信,当环境比较紧的时候,改革没办法搞,经济都不行了怎么搞改革,趁着这一次又是新一轮的扩张期,能不能把实实在在的几个重要的改革都做了,这是决定我们经济未来健康增长的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