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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改革应更全面,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急迫

在曹远征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重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其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从此前的国企如何提高效益转为国有资产如何进入社保。“如果国有资产进社保,这是提高居民收入,这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

  “以后我们应该是更全面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在2035年变成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在2050年建国100年的时候,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这是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的启示。”11月13日,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这样表示。

  在曹远征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重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其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从此前的国企如何提高效益转为国有资产如何进入社保。“如果国有资产进社保,这是提高居民收入,这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

  至于财税体制,曹远征认为,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功能应转向服务性政府,因此也应按照这样的方向推进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减税是改革的其中应有之意,但不能用减税代替财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财税制度,而不是仅仅税收得多点少点的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曹远征:很高兴再次来到《财经》年会,正如主持人所说,我亲身见证了中国当年的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基本经验?从基本经验来谈,中国未来的方向。

  大家说到改革开放40年,一定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这个奇迹是个追赶的过程。中国在40年的过程中,超过意大利、日本、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现在的速度,再过10年,最迟2035年,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奇迹,但我想说的,这个奇迹并不是个例外,它是有经验可循的,它是亚洲经济发展经验在中国、在更大规模上的呈现。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它的诉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工业化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形成了大量的国有国营工业。这个体系固然在一定时期有它的重大贡献,但我们不可否认的发现,它的浪费严重,决策失误,构成了改革的原因。改革,就出现了亚洲国家典型的民间工业化,在中国就是农村工业化,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引起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外开放就是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纳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全球化中,通过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不断地使产业结构升级,由于结构的急剧变动,引起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78年以前,中国有统计是1958年开始,1958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5.1%,1978年到去年年底,平均9.6%。改革开放成为产生中国奇迹的一个原因,这个奇迹最核心的就是市场经济。

  我们经常说的两句话:调动积极性和简政放权。经济学解释这两句话非常简单,就是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什么叫调动积极性,就是改善激励机制,尊重老百姓的首创精神,尊重他的权利,激励机制就会改善,他就会发现最合适的生产方式。其实中国农村改革经研究是由此来的。小岗村的农村在过去吃不饱,把地分了,粮食就出来了。我当年问过安徽的同志,他们给我的答复很简单,经验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让他们干干看,1984年一个文件说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一定把货币收入投入工业,形成了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对传统的国有工业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这时候一定会有争论,就近谁是谁非,但中国的经验允许它是,最后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先是承包制,后来有了股份制,有了今天的资本市场的基础——上市公司。这是改善了资源配置机制,由于这个资源配置机制的改善,是中国的效率大大提高,才出现了高速增长,这是最最基本的经验,把激励机制搞对,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正确的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改善资源配置机制,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奥秘。

  如果这个奥秘成立,我们看一下未来。我们说不忘初心,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很简单,饿肚子。当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如果用2014年贫困标准来看,2300人民币,当年97.5%的人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是在贫困线以下的,更何况当时7亿农民人均收入每年只有117亿人民币,3亿人处在饥饿和变饥饿的状态。改革开放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小平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摆脱贫穷的愿望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故事,也是在这样40年的进程中,中国成功的把3亿人口带到中等收入以上水平,还有其余的人口,正在这个过程中跟随,于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由于众多的农村人口不断地加入工业化进程,提高收入,由于众多的农村人口不断加入城市化的进程,使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急剧跃迁,走到世界的前列。这个进程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镇人口还不到60%,其中不到40%是户籍人口。如果按发达国家标准来说,一般说城镇人口占到75%以上,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相对这个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何况,我们看到,60%的城镇人口中,只有40%是户籍人口,还有20%是非户籍人口。那么,农民工的市民化变成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过去几年中,农民工的市民化尽管有很大的进展,但我们注意到,每年的户籍人口增长跟农民工新进城几乎一致,这个数字每年都是在2.5亿到2.8亿之间,说明这个改革还有待深化。如果农民的收入用到消费上,而不是到农村盖个房子,再出来打工,中国的市场是在持续扩大的,这对各位企业家是个很大的好消息。过去几年,大家经常说产能过剩,请大家注意,洗衣机过剩吗,冰箱过剩吗,电视机过剩吗?不过剩。为什么?卖到农村去了,因为中国农民增长速度是快于GDP的,是两位数增长的。于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的汽车工业,在前几年卖的最好的汽车,不是那种高大上的奔驰、宝马、SUV,SUV八大品牌是中国的自创品牌,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居然销售名列前茅。为什么?很简单,售价比较便宜,符合中国农民的需求,椅子一拆还可以拉货,这也迫使很多高大上的品牌也在改造,比如通用的商务车,现在就变成家庭用的5+2的车,售价十几万,销售量一下就上去了。我想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是最重要的一个亮点,这也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如果这个市场为全球所分享,中国真是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何使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怎么让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还是改革开放,继续沿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走下去。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工等等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改革不仅仅是经济的,农民工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文化问题,是生产问题。我们不忘初心再出发,以后我们应该是更全面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说在2035年变成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再2050年建国100年的时候,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这是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的启示。

  谢谢大家!

  

  何刚:我们从经济改革转向五位一体的改革,我们知道,它的优先性还是略有不同的,在您看来,最紧迫的改革,优先级应该是什么?

  曹远征: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重要。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还不是过去说的国有企业如何赚钱,如何有效率,而是国有资产如何进入社保。黄孟复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这一点,如果国有资产进社保,这是提高居民收入,这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说的很清楚,政府的功能应该转向服务性政府,按照这样的方向重新树立中国的财政。刚刚提到了减税的问题,减税是改革的其中应有之意,但不能用减税代替财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财税制度,而不是仅仅税收的多点少点的问题,我认为改革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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