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央视手握两档王牌综艺的，除了李咏，你找不到第二人。
凭借着《幸运52》和《非常6+1》，李咏将他标志的大笑、对天投掷手卡的动作、嘴贫人逗的主持人风格烙入人心。
同时，他又是一个差点被台领导要“枪毙”的主持人，娱乐化边界的探索、主持人价值的争论，都成为他为中国电视史所做的贡献。
甚至，“《幸运52》造就了李咏，李咏风格了《幸运52》”这句话也成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材。
李咏身上承受的一切的一切，随着一条哈文的微博画上了休止符。“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永失我爱。”
那个活跃在无数人记忆中的咏哥彻底的走了，猝不及防。
叛逆孙悟空，“没长大”的李咏
我属猴儿，自比为孙悟空。孙悟空在德行上有粗鄙的渣滓，恶作剧的叛逆。好比黄金未炼净。我习惯我这副德行了。没这副德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李咏
露额头的波浪卷发下一张长脸，热衷亮片西装和嚣张的花衬衣，问完问题扬手将提词卡飞向观众，举起小锤砸向金蛋爆出彩花……提及李咏，不少人脑海里会瞬间冒出那个戴着耳麦，比着六加一手势的咏哥，他会在舞台上跳滑稽的拉丁舞，笑起来一脸褶子。
李咏一直是一个“另类”的央视主持，不那么正经的身形，常常“失控”的大笑表情，颠覆了大众对主持人认知的外形，可又偏偏把种种违和感杂糅成了一种混合着叛逆和艺术的孩子气，也从骨子里区分于罗京、朱军这样的正统主持人。
“我和朱军都是穿黄马褂的，四品侍卫。不过我是在午门外巡视，他是带刀御前行走。”李咏这样开玩笑。而他身上强烈的个人气质也关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从幼时便开始凸显。
小时候的李咏住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楼里，家里的木地板打蜡，楼里还养着白鸽。清晨街道送奶工叮铃铃的敲响提示音，取奶队伍里还有个漂亮的小姑娘。李咏提着巨大的不锈钢杯子站在队伍里，从没和她搭话，却悄悄为她写了篇一万多字的小说，改了一稿又一稿，写完就烧。
这似乎是一种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而到了中学，又混合上了一种叛逆和艺术感，进一步朝着为大众所熟知的李咏孵化。
初中时，李咏认识了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每周都去看他写生，学画画，初一一年，就画了厚厚一本习作，有石膏人体，大半是临摹毕加索的“印象派”。那会儿李咏很讲究造型，梳着三七分的小开头，还抹头油，这点是应他老爸的要求，追求“儒士之风”，可惜李咏没继承到更多基因，“倔和轴”倒是遗传了不少。
李咏画作
到了更大一些的高中，他就开始了漫长的“和老爸做对的日子”，总想逃离。李咏留起了长发，常穿一身港衫配喇叭裤，脚蹬一双后跟高高的榔头鞋，那是当时最前卫的做派，从头到脚都违反“中学生守则”里的着装规定。
有一次，他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规模覆盖了全市。当时的李咏粉笔画拽得厉害，一个人花三天在一块4米的黑板上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五四运动》浮雕，直接荣升为颁奖嘉宾。
于是他一头长发、穿着喇叭裤和紫红色大头皮鞋，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满脑子居功自傲，一肚子有恃无恐。但就是有才，就是被偏宠着，一战成名。
说是校园风云人物是一点不为过的。更何况李咏还生得一副好嗓子，被高中学校里的音乐老师发掘，练了一年便能唱出一曲唯美深情的咏叹调。
按照这样的路线，他原本似乎更应该从事画画或是歌唱，当个既叛逆又浪漫的艺术从业者。然而偏偏李咏觉得自己缺乏画画血统，放弃了报考西安美院；又因为变声期的一场病错过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未能按照设想当个歌手。
而嗓音的优势还在，李咏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并被成功录取，如愿以偿，逃离新疆。
于是又倔又轴的艺术青年就这样阴差阳错走上了一条奔赴北京的播音道路。来自四面八方的宠爱也让那个看着满目俄式洋楼和白鸽，听着牛奶瓶叮咚的小男孩一直停留在李咏心里。
“他就像个小孩，一直没长大，过着他想要的童话式生活。大家伙都管他，照看着他，他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其乐无穷。”李咏哈文夫妇的多年老友关正文叹了口气，告诉娱乐资本论，“这感觉很难形容，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儿，怎么就突然走了呢。”
天降的《幸运52》，崭新的主持人范本
我特别享受“备受争议”。一个主持人如果老少咸宜，只能证明他没个性。
——李咏
北京广播学院给李咏带来了两个*的收获。首先便是爱妻哈文，大学期间，李咏靠着一手好看的素描小像和标准的男低音播音腔，追到了同系的哈文，多年后携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第二个便是进入CCTV的机会，大四的第二学期，他被分配到了CCTV的对外实习部，最终收获了1991年CCTV*的一个播音员名额。
但进入央视只是一个开端，尤其是对于李咏来说，此后的七年间，他在主流的播音线上获得的好机会并不多。倒是从记者到播音员再到专题片编导，各种活干了一遍。但大多是幕后的工作，担任台前的主持人也只是《天涯共此时》这样的两岸寻亲电话连线。
这和李咏的外形关系很大，他的声音特质是出了名的好，当时“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台标长期用的是李咏的声音，但既称不上俊朗，也不算板正的外形无论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新闻主播，所以只能做一些亲和力节目，受限颇多。
一直到《幸运52》的到来。
在李咏眼看着快奔三，只成家未立业的时候，这个馅饼砸中了他。
这档让李咏走向大众，风靡全国的节目远不只是一出“童年回忆”那么简单，事实上，当时国内并没有什么现场娱乐节目，尽管这档节目有着国外的原型《go bingo》，但是考虑到国情，在引进中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内容嫁接，而做的过程中又没有现成的模式作为参照，可以说，最终呈现出的《幸运52》和同期的《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这两档综艺一起，成为了国内最早的三大娱乐节目标杆。
而李咏也在《幸运52》的诞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初，正是他的各方推荐，节目的外文版《go bingo》被央视买下，此后，《幸运52》的三位导演和李咏正是大学同学，熟知他的“能贫会道”，也因此让他尝试成为了这档节目的主持人。而李咏后来又联合负责节目策划、撰稿的关正文一起，将《幸运52》的基调彻底夯实。
关正文现在都记得李咏*次录制《幸运52》时紧张的样子。那时广播学院还是主要培训声音，对主持人的当众性训练并不够。而此前的节目，很少有演播室还带观众的经历，主持人的活儿一下子变得很多，要组织好现场，还要充满娱乐感，呈献给大家特有的风格，让大伙真正开心大笑。
李咏和关正文事先在一起琢磨了好多段子来盘活场子，可他头回录制，往台上一站，讲完笑话，台下没一个笑的。
李咏也慌，可他并不气馁，这个男人骨子里的叛逆感和文艺范开始发挥作用：谁说主持人一定要站在台上，一字一句讲着定好的词儿，板板正正的？
李咏开始琢磨各种新方法，他顶着一头蓬松卷曲的头发，给自己设计了花哨的西服，用各种手势、动作、语气尝试和不同嘉宾建立起沟通，怎么和女嘉宾聊天，怎么和男嘉宾交流，包括每次答完题后那经典的向大众飞出手卡，也都源于他的发明。他甚至开始指挥导演：“得把机器摇摇晃晃的，别老端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咏把工作当儿戏，事实上，他比谁都要认真。每一次的主持词，他都会用钢笔工工整整的抄一遍，自己贴在手卡上，用这种方法印在脑子里，这也是他独有的“熟词儿”方式。有时候连续十几天，每次两三个小时的直播，他都会把所有的串场抄一遍，然后在台下的专属角落里默默诵读。
这样的准备之下，一个张牙舞爪，别具一格的主持人形象就此诞生，不仅打动了版权方、CCTV，也在无数的观众中迅速流行起来。
那会儿，撒贝宁还是《今日说法》栏目的新人，毕福剑的《星光大道》还未见身影，这几位以幽默、接地气而著称的主持人都还在探索着自己的领域，李咏宛若一颗炸弹，横空出世，炸毁了原本在观众心中根深蒂固的板正主持人认知，让不少人意识到：还能有这么娱乐化的节目，还能有这样子的主持人。
仅仅播出了几期，当李咏在灯光下走向《幸运52》的录制现场时，无需说话，台下便会传来观众此起彼伏的笑声，只消通过他一个身影和一个动作，大众就能感受到他想传达的娱乐感，亲民大主持“咏哥”应运而生。
这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2000年初，CCTV召开《幸运52》研讨会，前CCTV副总编陈汉元和前总编室主任庞啸吵了起来。庞啸先生义正词严地说：“像李咏这样的主持人，坚决要枪毙！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钱？幸运？机会？投机？”陈汉元则反驳：“老庞，你彻底错了，这样的主持人我们非但不能枪毙，还要坚决保护，坚决支持！”
最后，与会的诸位专家学者长官相互妥协，得出结论：“《幸运52》造就了李咏，李咏风格了《幸运52》 。”这句话也成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材。
“他总能带给人快乐，他也热衷于从别人的快乐中获取自己的喜悦。他最享受站在台上看台下观众大笑的样子，那是他最得意的事儿。”关正文向娱乐资本论回忆，据他所说，现在想
起李咏，脑海里都能出现一帧帧画面，而每一幕里他都是笑着的，有点欠嗖嗖的那种，带着一股贫劲儿，还有三十岁正当年的意气风发。
《幸运52》到《非常6+1》艰难求变
“一个好的主持人是不认命的，他的准则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节目好看。但我的处境十分尴尬，又让我撒开了欢儿地跑，又给我使绊子。发令枪未响，‘为国争光”已经嘱咐得太沉太多。一旦失去爆发力，损失的是我自己。CCTV这个大笼子，应该不差我这一只鸟儿吧？”
——李咏
《幸运52》一播便是十年。
从1998年开始到2008年落幕，主持人始终都是李咏。
无论放在哪个阶段，这样的寿命都不算短，更别说这档节目本身的存在便是多项突破：从娱乐形式到广告招商再到整体制作，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这种节目组只负责制作，招商引资、后期推广、广告交易都交由广告公司承担的“制售分离”具备着开创意义。
可是李咏仍然为这位老伙伴的离开而恋恋不舍：“《GO BINGO》在英国火了几十年，长盛不衰，《幸运52》只走了它的几分之一，且是每况愈下。也许环境决定了它的生命周期。我只能说，可惜了这个品牌。”
关于《幸运52》停播的原因业内有多种说法，通用的口径是创新力不足、形态守旧导致收视率和招商不断下滑。然而事实上，播出的十年间这档综艺一直就在改版，换了多种形态。可正是制作班底的频频更换，题库质量的下降和外泄，浮于表面的创新和对主持人关键作用的把控失当才造成观众越来越不满。
李咏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也正是他担任着“刽子手”的角色，将这档造就了他的节目彻底终结。
当然，李咏这时候早已有了另一档爆红的第二战线——《非常6+1》，这档出生于非典年间的“老二”也是奔着轻松愉快的方向，想讲一个老百姓登上舞台实现梦想的故事。
而在这档新的节目中，李咏也寻觅着新的主持方式、现场效果和发声机制，这是他担任每一个不同节目主持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他将这些命名为“话语形态”，都带着浓厚的李咏风格，却也都有着不断的创新。
对于《非常6+1》来说，为了让大众的参与感更强，李咏设置了一个观众来线翻牌*环节，金银葵花两张牌翻面，有奖没奖，全看运气，这也是后来砸蛋的前身。
最早的金银葵花
后来由于成功率高达一半，形式也不够新颖，在一片西瓜地的启发下，李咏和一众制作人将*形式换成了代表梦想破壳而出的“砸蛋”。
此后数年间，观众互动环节中积极的群众热线，金蛋银蛋被砸开后的空无一物或是彩花四溅，都和李咏经典的6+1手势一起，成为了这档节目的代表。这份记忆点甚至超越了节目内容本身，成为了那个时代电视节目的注脚，代表着每周的期待和欢笑。
然而《非常6+1》也没能逃脱被改版的命运，2011年，备受观众喜爱的砸蛋环节取消，主持人将花费更多时间用于和观众沟通。
那些老团队绞尽脑汁的点子和创意，随着时间线的拉长，不再新鲜，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屏幕亮点，就连消失都显得悄无声息。
也许本质上，正如《幸运52》曾经经历的那样，强调运气、获奖、幸运儿理论的《非常6+1》同样不符合体制内的期待，不够“寓教于乐”，过于娱乐化，不符合一档正能量节目需要传递的价值观。
李咏也一样。
那个叛逆的，爱穿花西装，留长发的李咏总会时不时的“出格”，冲出央视主持人的框架，说一些不够上台面的词儿，搞“庸俗娱乐”那套。
2013年，李咏的编制和档案从中央电视台转入了中国传媒大学。他终究还是离开了央视，这个他呆了22年的地方。
他走的时候很洒脱，“我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自己也能好好休息一下。”
这并不是虚言，或许有遗憾，但是李咏绝没有被逼无奈的懊丧心绪。“他一直是个很简单的人，一旦出现了让他不喜欢的，不高兴的事情，就是‘那行，那我不玩了’。他会换一个环境，去做新鲜的，他想做的事。”关正文回忆，“李咏的梦想是如同国外能够在舞台上一站四五十年的主持人一样，在一档喜爱的节目中，继续干下去。可惜终究还是没能实现。”
出走央视，困局or新的人生
“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我将娱乐至死。”——李咏
离开央视之后，李咏也并未停下主持的步伐。
2016年，他主持《超级女声》、《中国新声音》，同年还推出了自家公司制作的《偶像就该酱婶》，可是这些节目，却没有一档能像此前的《幸运52》又或是《非常6+1》一样，获得如此全面性的成功。
而业内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李咏出走后遇到低谷”、“发展不如意”的报道屡见不鲜。
但这些李咏都不在乎，他想要有一档可以一站几十年的，足够喜爱，也足够合适的节目，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从来就无需用爆款证明自己。
尽管时至今日还是没能出现这样一档节目，可这并不是李咏的遗憾。那个高中时站在高高讲台上，穿着喇叭裤和紫红色大头皮鞋的男孩儿，那个活跃在电视荧幕上，穿亮片西装，一手扶着麦，一边大笑的长发主持人，在离开央视后的数年间，的确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陪伴他重视的爱人、孩子，在他生活的真正重心——家庭中获得了更多的满足。他活在另一个状态里。
他会一直存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一个张牙舞爪的形象，一个永远笑着的面容，尽管没法再给大家做新节目了，可是占据在无数人脑海里的台词、语录，记忆深处那个跃动着的砸蛋身影，永不褪色。
09年李咏写自传时候说：“我这辈子就好在人前说个话。将来我安详的那天，诸位就别送鲜花了，改送话筒吧。”
只是在今天，高举话筒，送别这位“孙悟空”。
注：文章部分信息源于关正文讲述，部分源于李咏自传《咏远有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