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给躁动的市场，吃了一记小小的定心丸。“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7月开始笼罩在灰蒙蒙的中国经济上空的乌云，也稍稍消散了一些。
从社保按照实际工资比例缴纳，到创投基金可能征收高达35%的个人所得税，财税环境的变化仿佛毛衣上的一根线头，轻轻一扯，全局涣散。
总理之言，字字恳切。然而悬在民营企业家头顶上的那把利刃，却仍然有不定时落下的可能。商界风云驰骋，不曾有一丝畏惧退却之心的企业家们，却在这个本应黄金的时代，适逢远水无虑、近忧难言的困境。
正如总理所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调节经济最重要的杠杆之一。调节税负与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巨大影响。作为中国经济的隐形支柱，民营企业强大的经济贡献和相对脆弱的市场地位，让他们承担了极强的税负敏感度。
社保、创投基金、个税、增值税，*严峻的经济形势孕育了格外敏感的市场情绪。加华伟业资本认为，改革开放以2018年为始，终于走入不惑之年，它理应循着一个更明确坚定的方向，深谙果敢与耐心，在深水区持续前行。但市场偏偏有如万花筒，越捉摸越难参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被不断求解的命题，如今更甚。
尽管乱花渐欲迷人眼，毕竟浅草才能没马蹄。
谁在承受改革的代价
很多人忘不了，2014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柳传志，向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提出了一个让现场掌声雷动的问题。
“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GDP的增长，最后才是老百姓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认为中国永远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不知道楼部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此去经年，仍然良辰美景虚度。中国经济在美国一轮轮的捶击之下，正在掀开表面繁荣下掩映着的，流着脓，滴着血的伤口。
对比二十多年来全国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我们看到，1996-2012长达十六年间，GDP的增速持续落后于税收收入增速，特别是1998-2001年的这四年间，在 GDP 增长速度比前序年份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却出现了超增；从*值来看，这四年的税收增长量与GDP增长量的比值也都超过了2倍。
2017年，死亡交叉点又来了，税收收入的增速再一次达到超过GDP增速的临界点。
此外，加华伟业资本还从所得税角度，分析了中国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企业。整体来看，作为龙头企业的上证50成分股（不区分国有或私营），其每年上缴的所得税费用在净利润中的比重均值约为31.3%。税收，正在大幅蚕食上市公司的利润。
龙头如此，小微何堪。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狂奔追逐，想要建立起一套适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国家秩序。当时的中国如同一片蔚蓝海域，大家都不会游泳。但够胆魄的人选择跳进海里，白手起家扑腾起惊天的海浪，润泽了周围千里荒土。
但是在中国双轨制的经济运行体系中，这些开荒破土的民营企业家们，却不得不时刻准备着，面临潮汐来袭，海盗猖作。
从2017年全年的政府补贴中，市场双轨可见端倪。根据海通证券研究所的数据，不论是从中位数或均值来看，民营企业在获取的政府补助方面，呈现了显著的双低现象。在上市公司中，2017年获得补助的中央国有企业，其所获政府补助金额的中位数水平约为0.2亿元，在各类型企业中排在首位，地方国有企业中位数补助水平也接近0.16亿元，而民营企业尚不足0.1亿元，不足央企的一半。
众所周知，相较于国有企业，民企在当今金融体系中一向面临着更高的融资成本。一面融资成本高筑，一面低成本的政府补助更少，加上公共资源不断向国有企业倾斜，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跃然纸上。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两年经济形势增速乏力的大环境中，民企数量正不断萎缩。我们发现，1999-2010年的十年间，非国有企业数量高速增长，这也对应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二十年，以及全国GDP增速的相对高水位时期。然而从2012年开始，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增速逐渐趋同，2016年开始民营企业甚至进入了相对净减少的阶段。这又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十字交叉点。
对于国有企业的扶持和倾斜，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和丰盈。而减税*的受益者仍是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站在群众背后的民营企业。
对于减税的呼声一波未平，一波再起，也是政府在“国进民退”和“藏富于民”中面临的必然选择。
中国税收之殇
加华伟业资本认为，中国的税收之殇，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体制本身。从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来看，增值税占比超过39%，成为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万税*”。
增值税作为一个年轻的税种，1954年创立于法国。1979年，我国开始调研增值税体系，并于1983年在全国试行。试运行十年之后，1994年增值税终于在我国全面推行。2016年，营改增逐渐深化，增值税进一步扩大了涉猎范围。直至今日，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总收入中占比高企。
作为一种间接税，增值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适用于生产流通环节，是基于生产而非所得而形成的税收，这与崇尚公平、金融结算体系健全的国民税收诉求，有着本质差别；第二，顾名思义，增值税只对增值部分增税，上下游链条之间能够互相牵制和稽查，大大降低了国家收税的成本。
作为一种税率固定的税种，终端消费者承担的税负都是一样的，这在学术上被称为“累退税”，直接对应着个人所得税等“累进税”。
在经济语境中，表面上的公平，往往蕴含着实质上的不公。
增值税亦然。身价已经超过京东公司市值的马云，在消费一瓶汽水时，与你承担的是同样额度的增值税。这从本质上助长了财富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消费本身作为国民经济*引擎的动能。
企业层面的税收负担与个人层面一脉相承。
增值税是基于生产而非所得的税收，企业创造多少产值，就有相当的比例双手交出，不论其在下游会否创造真正的收益所得。再者，尽管增值税最终由消费者直接负担，但对于不具备公共资源垄断的民营企业而言，将增值税通过价格进行下游转移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对企业产生了间接意义上的非良性损耗。而承担价格转移的终端消费者，由于不能形成阶梯型的增值税体系，长尾市场人群面临更重的增值税税负，对其产生消费挤出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消费人群结构的畸形化。
诚然，由于中国的财税环境仍然缺少完善的底层基础设施，基于所得的直接税征收，从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天然的障碍。但是一切制度都存在不断适应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能够让民营企业家们重拾信心的，不是一步迈入公平公正，而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精进、探索、改革。
有人说，市场在变得更好之前，一定会先变得更坏。有能力读市场，看本质，溯过往，盼来日，都是一种渗透进人生底色的经历。韩国日本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中东战火纷飞里是民众哭泣的双眼，落魄的南美沦为世界金融泡沫的出口。
而中国如同一位正值朝暮的壮年，看过经济的周期起伏，也经历了帝王的迟暮。*不变的是，直面困境时战胜困境的*步，敢于改革是改革胜利的冲锋号。
一切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