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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环境与改革脉搏:乱花迷眼,浅草未竟

调节税负与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巨大影响。作为中国经济的隐形支柱,民营企业强大的经济贡献和相对脆弱的市场地位,让他们承担了极强的税负敏感度。

9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给躁动的市场,吃了一记小小的定心丸。“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7月开始笼罩在灰蒙蒙的中国经济上空的乌云,也稍稍消散了一些。

从社保按照实际工资比例缴纳,到创投基金可能征收高达35%的个人所得税,财税环境的变化仿佛毛衣上的一根线头,轻轻一扯,全局涣散。

总理之言,字字恳切。然而悬在民营企业家头顶上的那把利刃,却仍然有不定时落下的可能。商界风云驰骋,不曾有一丝畏惧退却之心的企业家们,却在这个本应黄金的时代,适逢远水无虑、近忧难言的困境。

正如总理所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调节经济最重要的杠杆之一。调节税负与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巨大影响。作为中国经济的隐形支柱,民营企业强大的经济贡献和相对脆弱的市场地位,让他们承担了极强的税负敏感度。

社保、创投基金、个税、增值税,*严峻的经济形势孕育了格外敏感的市场情绪。加华伟业资本认为,改革开放以2018年为始,终于走入不惑之年,它理应循着一个更明确坚定的方向,深谙果敢与耐心,在深水区持续前行。但市场偏偏有如万花筒,越捉摸越难参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被不断求解的命题,如今更甚。

尽管乱花渐欲迷人眼,毕竟浅草才能没马蹄。

谁在承受改革的代价

很多人忘不了,2014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柳传志,向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提出了一个让现场掌声雷动的问题。

“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GDP的增长,最后才是老百姓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认为中国永远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不知道楼部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此去经年,仍然良辰美景虚度。中国经济在美国一轮轮的捶击之下,正在掀开表面繁荣下掩映着的,流着脓,滴着血的伤口。

对比二十多年来全国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我们看到,1996-2012长达十六年间,GDP的增速持续落后于税收收入增速,特别是1998-2001年的这四年间,在 GDP 增长速度比前序年份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却出现了超增;从*值来看,这四年的税收增长量与GDP增长量的比值也都超过了2倍。

2017年,死亡交叉点又来了,税收收入的增速再一次达到超过GDP增速的临界点。

此外,加华伟业资本还从所得税角度,分析了中国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企业。整体来看,作为龙头企业的上证50成分股(不区分国有或私营),其每年上缴的所得税费用在净利润中的比重均值约为31.3%。税收,正在大幅蚕食上市公司的利润。

龙头如此,小微何堪。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狂奔追逐,想要建立起一套适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国家秩序。当时的中国如同一片蔚蓝海域,大家都不会游泳。但够胆魄的人选择跳进海里,白手起家扑腾起惊天的海浪,润泽了周围千里荒土。

但是在中国双轨制的经济运行体系中,这些开荒破土的民营企业家们,却不得不时刻准备着,面临潮汐来袭,海盗猖作。

从2017年全年的政府补贴中,市场双轨可见端倪。根据海通证券研究所的数据,不论是从中位数或均值来看,民营企业在获取的政府补助方面,呈现了显著的双低现象。在上市公司中,2017年获得补助的中央国有企业,其所获政府补助金额的中位数水平约为0.2亿元,在各类型企业中排在首位,地方国有企业中位数补助水平也接近0.16亿元,而民营企业尚不足0.1亿元,不足央企的一半。

众所周知,相较于国有企业,民企在当今金融体系中一向面临着更高的融资成本。一面融资成本高筑,一面低成本的政府补助更少,加上公共资源不断向国有企业倾斜,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跃然纸上。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两年经济形势增速乏力的大环境中,民企数量正不断萎缩。我们发现,1999-2010年的十年间,非国有企业数量高速增长,这也对应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二十年,以及全国GDP增速的相对高水位时期。然而从2012年开始,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增速逐渐趋同,2016年开始民营企业甚至进入了相对净减少的阶段。这又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十字交叉点。

对于国有企业的扶持和倾斜,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和丰盈。而减税*的受益者仍是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站在群众背后的民营企业。

对于减税的呼声一波未平,一波再起,也是政府在“国进民退”和“藏富于民”中面临的必然选择。

中国税收之殇

加华伟业资本认为,中国的税收之殇,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体制本身。从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来看,增值税占比超过39%,成为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万税*”。

增值税作为一个年轻的税种,1954年创立于法国。1979年,我国开始调研增值税体系,并于1983年在全国试行。试运行十年之后,1994年增值税终于在我国全面推行。2016年,营改增逐渐深化,增值税进一步扩大了涉猎范围。直至今日,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总收入中占比高企。

作为一种间接税,增值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适用于生产流通环节,是基于生产而非所得而形成的税收,这与崇尚公平、金融结算体系健全的国民税收诉求,有着本质差别;第二,顾名思义,增值税只对增值部分增税,上下游链条之间能够互相牵制和稽查,大大降低了国家收税的成本。

作为一种税率固定的税种,终端消费者承担的税负都是一样的,这在学术上被称为“累退税”,直接对应着个人所得税等“累进税”。

在经济语境中,表面上的公平,往往蕴含着实质上的不公。

增值税亦然。身价已经超过京东公司市值的马云,在消费一瓶汽水时,与你承担的是同样额度的增值税。这从本质上助长了财富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消费本身作为国民经济*引擎的动能。

企业层面的税收负担与个人层面一脉相承。

增值税是基于生产而非所得的税收,企业创造多少产值,就有相当的比例双手交出,不论其在下游会否创造真正的收益所得。再者,尽管增值税最终由消费者直接负担,但对于不具备公共资源垄断的民营企业而言,将增值税通过价格进行下游转移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对企业产生了间接意义上的非良性损耗。而承担价格转移的终端消费者,由于不能形成阶梯型的增值税体系,长尾市场人群面临更重的增值税税负,对其产生消费挤出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消费人群结构的畸形化。

诚然,由于中国的财税环境仍然缺少完善的底层基础设施,基于所得的直接税征收,从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天然的障碍。但是一切制度都存在不断适应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能够让民营企业家们重拾信心的,不是一步迈入公平公正,而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精进、探索、改革。

有人说,市场在变得更好之前,一定会先变得更坏。有能力读市场,看本质,溯过往,盼来日,都是一种渗透进人生底色的经历。韩国日本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中东战火纷飞里是民众哭泣的双眼,落魄的南美沦为世界金融泡沫的出口。

而中国如同一位正值朝暮的壮年,看过经济的周期起伏,也经历了帝王的迟暮。*不变的是,直面困境时战胜困境的*步,敢于改革是改革胜利的冲锋号。

一切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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