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1-12日，清科创业、投资界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将于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隆重举行，集结中国顶尖的LP与GP同赴盛宴，前瞻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大势。
会上，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慧川、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引导基金部总经理何琦、北京科创基金总经理&中金资本董事总经理杨力、重庆产业引导基金董事长杨文利进行了一场以“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引’？”为主题的讨论。
以下为会议内容实录，经投资界（微信ID：pedaily2012）整理：
主持人：从2015年开始，政府引导基金单次规模就没有少于100亿。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还是重庆，虽然时间有先后，但是大家的方向都类似，而且2015年以后随着国家对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调整和优化，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通过引导基金、母基金的方式去支持产业发展。
在今年这样的一个环境和金融的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市场上主要的一支力量，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区评选我们的GP的？
范慧川：浙江金控选择GP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强调GP的专业性和规范性。
像综合性的机构的话，我们会比较喜欢在它的体系下面，每一个细分的行业都是有专人负责，而且产业挖掘很深。其他在细分行业的领域里面深挖的机构也是我们比较青睐的方向。
无论是什么产业或者行业，规范是我们一直对于政府产业基金的要求。因为管理政府产业基金的GP太多了，如果没有规范性的监管的话是监管不过来的，政府产业的特质也决定了，管理规范性上面不允许出现一点失误。
此外，对于本地产业的熟悉程度和合作的历史渊源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所有都是为了地方的产业发展。
何琦：其实总体来说肯定还是看团队的能力、业绩，但其实有完整的经过一个基金退出的团队不是特别多，在对它过往的业绩判断上确实有一定难度。
专业背景方面，政府引导基金可能是相对希望比较稳健，在合规性上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另外，我们的筛选过程和结算过程相对是比较长的，希望这个团队最后基金能够完成，对整体方案的可行性也是比较关心的，也会考虑其他的LP能够落实的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怕团队的融资方案一直在变，什么都能配合我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年限希望是多少年，他说我可以改，我们希望在哪个领域，早中期投资到什么阶段，他也说可以改，这个会打一个大的问号，觉得团队还是要有自己投资的理念，能够稳健的执行下去。
杨力：北京市科创基金有一些特别，主要两个特点，一个是地域特点——北京，我们是支持北京全国科创中心来设立的这个基金，我们还是要立足在北京；另外就是科创两个字，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GP在科技创新的整个领域里面，对科技创新有自己独到和独立的思考，也愿意把自己投资的策略和方向聚焦在科技创新，而不是服务模式的创新的投向上面。这是我们对GP在专业性上面的要求。
另外我们跨了三个阶段：原始创新，成果转化还有高精尖产业，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种子天使基金，VC成长基金和PE并购基金，对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原始创新我们要求团队有很好的协调资源的能力，能够有很好的投后支持的能力，能够帮助科研团队和科学家团队迅速的帮他们实现商业化。
VC/PE团队一方面是要跟我们的投资策略相符的科技创新的投资人，另一方面希望在各自细分产业里面有自己独道的和深入的挖掘。在第三阶段高精尖产业里面，希望是一些对企业的产业化以及资本化都熟悉的混合资本运作的团队。
主持人：在原始创新阶段，其实成功的概率挺小的，承担了很高的风险，所以在这一块有一个定量的标准没有？
杨力：在这一阶段，我们并不是特别看重GP的具体回报，早年间我自己也在做科技的VC投资，实际上我认为科技的投资，它可能要花费至少五六年时间的培育，但是通过这个时间，通过死亡谷之后，就构成了非常厚重和非常高的技术壁垒，也提高了整体成功率，它IR不如我们目前的2C和模式创新的企业IR那么高，但是安全性会更高，整个将来受到效益估测也会很高吧。
我们从包括生物制药的行业里面也能看到这点，我们对GP的要求更多的是它在产业里面能撬动的资源，能够帮助比如说生物制药的企业能够快速的从实验室走到他的临床，我们看中的是团队的整体的、均衡的能力。
杨文利：重庆产业怎么挑选GP，当然首先会看一下清科排榜的情况，这是很重要的参考，毕竟清科的榜单在行业里面也是有公信力的，因为榜单证明了过往的一些业绩，IRR我们也会看。
除了政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这方面之外，第一就是对这个行业是不是了解，第二是对产业链是不是熟悉，第三个就投资策略。
特别今年以来，监管也好，宏观环境也好，希望能回归到投资本质多一点。GP这个行业也有点热，热到一些热衷于发基金，却忘记了投资的本质。所以我们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相关纪律要严格的执行，这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认为专注的优秀的GP团队应该是对行业深耕的，有自己的投资策略，而且是很独到的，最终在投资过程中，投资纪律的执行是严格的。
主持人：作为政府和财政出资，政府基金其实在每天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做基金也好，做直投也好，目标是支持当地的产业发展，或者是落实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实现资产组合的安全和增值，又要实现产业发展的目标，其实这个平衡还是挺不容易做到的，我想请教一下几位怎么做的。
范慧川：关于政府产业基金的特殊诉求，肯定要推本地产业的发展，这个从单纯的追求基金的收益回报来说，是不冲突的。
要响应当地政府特殊产业的要求的话，肯定要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所以我们在选择团队的时候，对当地产业的信任程度和当地产业的熟悉程度，这个肯定是要考量的。假如一支全新的刚刚进入浙江的GP，马上就能跟产业进行结合，从历史的过往来看，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在这两者之间的话，我们会选择首先是你肯定要对当地的产业政策能够进行响应，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回报。
另外一个是我有资产，虽然增值是肯定是有要求的，要做到保值还是要做到增值基础上有保值的保障，过往的业绩在中上水平，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个标准的要求。所以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选择既要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的潜力，还是要考虑过往的业绩，只不过对业绩的报酬，不会从单一的追求报酬来看。
政府对GP的选择的话，肯定是受多方的诉求约束。我目前从事国有资金投资的时候，相对我去年在政府产业基金时候的要求肯定有所放松，对回报的要求肯定是做了提升。在放松的基础上，对当地产业的推动，更多的是用基金本身的一些资源为当地引进一些企业。
何琦：政府引导基金，它也是有一个分类的定位，实际上是可以通过组合拳的方式来引导产业发展，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可以跟投，还有可以通过基金的方式，实际上还有产业基金，一些行业的专项基金，这样的组合方式进行引导。
另外就是引导的作用还是在市场化运作的机制下面，比方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际上你在行业筛选可以进行行业的倾斜，但是投后还是按照市场化的运作，不要直接参与基金的经营。
实际上投资机构是敏感度非常高的一批机构，我们从去年的引导基金、参股基金的实际投向、今年的申报情况可以看的出，有很多团队选择了生物制药，大健康，还有高端装备作为他的投向，过去的申报常常会写我们的投向三四个方向，以便于以后能够满足我引导基金考核的要求。现在的话有很多的团队其实就是只申报一个生物医药，或者在高端装备这方面。这是市场化的自然选择，我们觉得从母基金的角度，只要投了，投后还是按照市场化的运作。
第三点，引导基金在产业的引导上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对产业的引导不是什么目标都能够通过引导基金达成的，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配套的营商环境，人才政策等很多的政策，不要太多捆绑招商方面的指标。还有就是说，政府原有的通过重大专项的方式，该支持的还是要用，这样能够长期的进行对这个项目进行培育。
杨力：政府基金更多的是政府的行为，原来像我们从市场化机构出来的人，不愿意受到政府机构的约束，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磨合，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是需要有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确要为地方政府的诉求来服务。
但是如何吸引到优秀的专业的GP，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做，我自己有几点思考，也是我跟大家沟通的。
我希望做一个积极的LP，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买方，希望建立一种生态，一方面帮助GP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我们现在也是跟国家科技部做成果转化母基金，一起做战略合作，包括跟中科院的创投基金一起在合作。另一方面因为北京的确有深厚的人才基础和科研基础，以及创新、创业的氛围，所以我们的出资人里面有众多的，像中关村发展和亦庄国投，希望把一区16园里面好的项目直接对接给我们的GP，也解决GP在项目发掘方面的一些困难，也帮他们完成一些落地的任务。
我们也非常赞同何总说的，不能政府往往把引导基金作为解决营商环境来招商引资，这是我非常反对的。我觉得政府要做好政府的支持和服务的工作，我们引导基金也是建立好一个生态，让我们优秀的GP能够跟我们一起并肩完成当地的一些产业的发展任务，实际上是一个彼此互相扶持，互相成就的事业，谢谢。
杨文利：第一个就是概念性的，政府组建基金，包括引导基金，包括产业基金，应该是我们通过政府，从推动市场关系推动资源。但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大的发展目标怎么跟市场融合？其实每个基金，它负责的职能是有边界的。
站在GP的角度上讲，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要求，要深耕当地的产业。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可能相关的每一个省应该是GDP能够超过其他的国家，广东省应该超过一个俄罗斯了，我觉得一个GP通过几个亿的口岸，市场会扩大，就是你对投资的专注度。
主持人：对于政府引导基金来说，一旦把这个钱投出去，进入投后管理阶段，也需要我们和GP做一些互动，大家是如何为GP提供产业增值服务的。
范慧川：关于投资管理，首先投资管理的团队是最重要的，投资管理的团队首先人选上面，最重要的一点得三观要正，三观正了后面都可以培养。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在选人的时候要求，一方面是要理解市场，一方面要理解政府，能够深耕两方面的诉求，具有一定的财务背景。在我个人看来，财务背景比法务背景更重要。
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后是非常复杂的工作，远远超过投前，投前基本上大部分的问题和程序都差不多，但是在投后的过程中，问题都是层出不穷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模板的，这样对我们投资管理人能够灵活的处理这件事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们希望自己的团队符合自主的基础上，能够既不违反内部的规定，也能够为GP着想，这样可以跟GP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整合地方政府各方面的资源，地方产业基金在当地，特别是行政体系内的资源肯定是最充分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为GP，提供无论是GP的业务处理上面，还是GP的新的募资上面，我们会提供很多的帮助。如果我们信任团队，信任团队的能力，一般会根据团队各自的特质，介绍到各个区域的政府产业基金去，这个是作为政府服务当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增值服务。
何琦：我们引导基金投后服务，应该是有监管也有服务。监管包括我们对托管银行的审查，信息上报的要求，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监管。
同时我们也有增值服务，有很多的GP团队，没有申请过引导基金，对政府引导基金后续的管理，也是有一些担心，其实是有一些误解在里面。
我们对信息上报要求比较多，实际上通过上海引导基金八年来的运作，现在有事中、事后的检查，包括合规性、包括数据的上报。母基金的信息系统因为体量比较大，对于单个的小基金，未必可以有这样的数据系统，我们会开放这样的关口，实际上对于子基金的管理也可以有一个提升。
杨力：实际上应该是说GP和LP双方在谈LPR的时候，对投后和信息披露观点，我们都有非常详细的约定，事前把这些约定做好，要做一个投后确认的工作，要配合在整体基金管理系统上面，我们希望管理系统，实际上中金之前也一直在自己定制开发一个母基金管理系统，我们也从中借鉴了很多经验，我们也希望我们科技部不要太小。
基本上要给我们的GP减轻一定上传的工作量，同时也希望开发的系统越来越友好，这个也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我想现在信息化的过程已经非常强了，各种手段也都有了，不管是云、大数据这些方面，包括应用上面，在基金上面的应用，我们也希望在这块跟我们GP不断完善各自的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披露这方面做好我们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北京这边已经做了一个科技促进委员会，我们也在召开各种前沿政坛也好，跟项目对接也好，我们也在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我们基金他们注册的预测通道，这些都是我们政府基金做的一些投后的增值，支持的一些工作。
杨文利：虽然政府引导基金只是特殊身份的RP而已，我们也要做到监管，简单就是预期的报告还有信息化，还有一些走访必不可少。对于本地的企业，它的发展会推进我们主管部门了解它，给他们一些相关的支持，资助政策，会帮他们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