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Schwartz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句话：这个人为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Adam是纽约First Manhattan（*曼哈顿）基金的合伙人，他出生于布鲁克林，在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拿下经济学本科，并在启发巴菲特坚信价值投资理念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攻读了MBA（工商管理硕士）。
*曼哈顿由David Gottesman成立于1964年，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业务是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目前在美国掌管160亿美元的资产。这支基金旗下拥有一个3亿美元规模的中国资产基金，名为*北京，主要投资在港股、新加坡股市等海外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
David Gottesman和巴菲特渊源颇深，上世纪六十年代，David Gottesman成为最早投资巴菲特的股东之一，*曼哈顿至今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第四大股东，在美国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60亿美元。
巴菲特曾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提到，华尔街虽然有几十万金融从业人员，但是他只相信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David Gottesman。
*曼哈顿创办的前五十年，没有投资过任何一家中国公司。David Gottesman和巴菲特一样，只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很多人眼中，这是巴菲特数次公开表态看好中国经济，但却对该市场按兵不动的原因。
但近几年*曼哈顿对中国的兴趣大增。“巴菲特在奥马哈居住，不能掌握足够的投资中国的信息，而我和我的搭档则不同”，Adam对腾讯《棱镜》说，“现在的中国股市很像50年前的美国，如果有*手当地市场的信息和合适的团队，这里是价值投资可以扬帆起航的地方。”
*北京每年可以跑赢恒生指数五到十个点，这个团队用业绩证明了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并未水土不服。
“别碰太过依赖政策利好的股票”
Adam和美国投资人朋友提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时，通常得到一脸茫然的表情。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是*北京投资组合中，长期持有的占比较大的公司，自2013年投资后，这支股票翻了一番，“我认为它还有几倍的增长空间”，Adam对腾讯《棱镜》说，“货物从这里一两周就可以运到欧洲，而我的外国朋友对这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西南重镇所知甚少。”
最初研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时，Adam的团队发现在中国内陆城市兴起的大潮中，重庆的这家银行在过去10年中的增长2倍于竞争对手，并抢占了30%的市场份额，而这支股票却只有七倍市盈率，外加6%到7%的红利增长。
“银行吸收存款发出贷款的商业模式并不复杂”， Adam对腾讯《棱镜》说，“重庆的房地产和人力成本都很低，这是发展优势，再加上政策利好，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既符合价值投资标准，又顺应政策方向的标的。”
地方政府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持股超过40%，管理层有丰厚的持股奖励机制，“这很像西方的激励系统，而这样优质的公司和如此低的价格，在美国再也找不到了。”
在风险方面，Adam提到中国和美国的坏账追责机制差异降低了中国银行业的放贷风险，“每项贷款都绑定了放贷人，让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坏账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对于Adam提到的信用文化差异，一位国内银行领域人士对腾讯《棱镜》称，虽然理论上说会有追责处罚，但是执行起来会打折扣，况且即使罚掉了一个客户经理全年的奖金，仍不能挽回投资人的损失。这位银行人士苦笑道，还是让老外们来踩中国价值投资这个坑吧。
在*北京的十支股票中，还包括地产公司新城，“在中国，男孩子没有房子很难结婚”，Adam认为这个亚文化现象是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的佐证之一。
在看好房地产市场的大背景下，*北京尤其注意相对冷门的二三线城市。Adam对腾讯《棱镜》说，“这些城市的房地产上不用建造精美的酒店公寓，只要一般品质的外观洋气、管理西式的居民楼就可以大卖。更重要的是，中国房地产商可以采取预付款模式，从买地到回收款平均只要九个月。
中国房地产市场常年引发各方热议。一位银行房地产相关部门员工对腾讯《棱镜》称，看似最受供需拉动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也受到政策的较强干扰，雄安就是一个例子，荣枯仅在一项政策之后。
政策的不确定性，也让*北京吃过大亏。2016年是*北京业绩最差的一年，当时政府对于海外上市公司回国上市的政策变化让*北京损失惨重。当年，*北京的业绩下滑15%。
“永远不碰太过依赖政策利好的股票”，是Adam从中吸取的教训，“但我们仍然对自己的整体策略充满信心，*北京表现最差的那一年，总部追加给了这个团队管理资本。”
“中国是价值投资的大金矿”
Adam在*曼哈顿工作了17年，他的绝大多数投资生涯都在这家投资机构中。在那之前，刚刚名校毕业的Adam和同学一样，*份工作去了华尔街主流投资机构。
在摩根士丹利，和Adam一样的分析师、投资经理从一笔笔交易中赚取费用，在短线交易中，享受市场冲浪的即时快感，并以年为单位，凭当年的投资表现获得分红。
这段短暂的投行经历和后来在*曼哈顿的日常形成鲜明对比，Adam眼中，*曼哈顿以长线衡量业绩的投资文化是公司的杀手锏。Adam对腾讯《棱镜》说，“看长期的价值投资需要延迟满足感，这很违反人性，但却让我将趋势看得更明朗。”
*曼哈顿的代理首席执行官Zack今年46岁，他表示：“我如果还有30年的投资生涯，等到76岁的时候，才能为我们的中国基金打分，到那时，也许我们的中国基金会是美国基金的2倍。”
很多人说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就是与时间做朋友，要想取得“巴氏”成功，要开始得够早，坚持得够长。Zack对腾讯《棱镜》说，美国市场发展成熟，信息充分沟通，几乎找不到被市场严重估错价的股票了。
对Zack和Adam来说，中国是复制“巴氏”传奇的*土壤，而他们的“秘方”是*曼哈顿坚持了54年的价值投资理论和中国宏观政策的结合。
“不管中国还是美国，我们团队对公司的研究标准都是一样的”， Adam向腾讯《棱镜》介绍，“这个标准首先是轻资产、盈利能力强；第二，在竞争者中间要有护城河；第三，管理团队优秀，比如自己愿意持股较多的管理团队一般比较令人放心。”
和很多投资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美国投资人不同，*曼哈顿认为寻找尚未被挖掘的价值洼地，比已经高速成长的中国科技股更有吸引力。同时，价值投资格外讲究行业的选择。“在中国，我永远不碰石油股。”Adam说，“房地产、银行、医疗等行业，看得懂，投得到。”
通过传统价值投资理念筛选出的公司，再加上宏观政策利好的交叉检验后，脱颖而出的公司，就会进入*北京标的池。比如，从政策支持方面考虑，*北京对中国内陆城市的发展格外关注，并期待这些地区再造北上广深的增长奇迹。
尽管如此，在美国有类似投资策略的基金并非凤毛麟角，但事实上不少落败而归。一位被美国总部基金派到香港从事相关业务的基金经理对腾讯《棱镜》表示，美国股市与中国股市所处社会环节不同，导致将价值投资的理念有点南橘北枳的味道。
Adam对腾讯《棱镜》说，也许中国资本市场永远不会成长为第二个美国市场，但是目前中国市场的起点足够低，上升空间足够大。
从1000万美元到3亿美元
中国小伙子黄翔，是*北京的负责人，也是这个团队之所以能成立的关键人之一。黄翔出生于中国云南，家里经营着规模不小的饮料生意。11岁时，黄翔被父亲送往美国，身为企业家的父亲希望黄翔学习*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未来接班家族企业。
在纽约大学读大二时，黄翔对一位来自美国奥马哈的金融教授说，“我想给巴菲特写封信，你可以帮我转交吗？”
奥马哈是巴菲特生活了一生的地方，在认准价值投资理念之后，巴菲特离开了声色犬马的纽约，回到自己的家乡，距离华尔街千里之外的小城奥马哈。
这位教授对他异想天开的学生说，“年轻人，不是每个奥马哈人都能够得上巴菲特，但是你很幸运，我的家族的确和巴菲特家族私交甚好，但我不能保证他会回复。”
巴菲特回复了黄翔的信，在回信中鼓励了他，却没有提供任何工作机会。黄翔的老师却向黄翔介绍了同样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的*曼哈顿，黄翔在这里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价值投资学习之旅。
外国投资机构在中国的投资大多表现平平，一位国内金融从业人员对腾讯《棱镜》表示，这些机构通常空降一些“有中国背景”的外国人做一线的调查，但“缺乏足够的当地文化隐性信息，导致这些中国投资组合在大机构中成为必须要有，却表现不佳的鸡肋。”
在Adam眼中，黄翔所带领的七人中国团队与之不同，黄翔在美国接受了*曼哈顿系统的投资训练，由于帮忙打理家族企业的原因，又长期浸润在中国的实体经济中。
黄翔认为*曼哈顿很放权，投资决策大部分都是他的团队在中国做出，“这是其他投资机构不能比拟的制度优势。”
有着十年年龄差的Adam和黄翔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深圳，12个小时的时差之外，二人醒来后的*个电话总是打给对方，睡前最后一句话也常常结束于彼此的通话，“聊聊市场和投资，我们无话不谈。”
2009年成立之初，*北京管理1000万美元资产，目前成长到掌管3亿美元资产的规模，并从自身出资而发展到向*曼哈顿的客户募资。黄翔对腾讯《棱镜》说，我们每年保证跑赢恒生指数五到十个点，这是不错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