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一周后，双方均放低了姿态。
中国官方重申合作是两国*正确的选择，希望双方保持理性，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官媒也配合发声，呼吁“美方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
美方亦表态称双方不会走到贸易大战的一步。
那么，中美贸易冲突是否就此偃旗息鼓？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今后是否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又应该从何种角度思考此次贸易摩擦？
【当前中美间的贸易失衡状态】
知识产权保护和严重失衡的双边贸易，是特朗普此次挑起战火的直接起因。
近些年美国经常指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特朗普政府在即将公布的针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301调查”结果中，将指责中国强迫在华美企每年转让价值300亿美元的技术，因中国黑客窃取知识产权和损失授权费给美企带来的损失每年以十亿美元计。白宫还就中国的技术许可做法和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限制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诉讼。
在双边贸易领域，近40年来两国贸易规模增长了232倍，达到58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3%。
美方的统计则显示，从198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开始出现6亿美元的逆差，到2017年已经高达3752亿美元。从1985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为4738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陷于巨额逆差是很明显的。
中方认为，美方公布的对华逆差数据水分很大。理由是双方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统计标准差异很大，美方没有因应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对过时的标准进行适当修改，无法真实反映全球经济利益关系，美方的对华贸易逆差事实上是“被扩大”了。
中国大量对美出口属于加工贸易，两国贸易增幅一半以上是由在华美企实现的，其中仅沃尔玛一家就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量的10%；光苹果手机一个商品就为2016年美中贸易逆差增加了170亿美元。有关研究称，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66.6%，对华逆差减少30%；如果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锐减73%；如果再扣除加工贸易部分，该数字将减少91%。综合以上因素，纠正错误的统计、排除虚假部分后，美对华逆差应该在1600亿美元上下。
国际贸易本身就是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来交易，美国巨额的货物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是各自资源禀赋、国际经济分工、产业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链和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此以双边贸易数据、顺差逆差数据来评判，难度很大且十分不合理，美国要求中国单边地为中美双边逆差承担调整责任令人无法接受。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必须以贸易逆差为前提才能全球流通，美国只有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才能保障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还长期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否则仅此一项就让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近三成。
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虽然顺差在中国，结构性收益却在美国。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消费品为美国民众提供了消费福利，使美国物价水平至少降低了1个百分点，帮助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每年减少近千美元的开支。
【特朗普发难背后的考量】
首先，扭转中美贸易的失衡局面，迫使中国修改知识产权制度、投资规则及其他影响在华经营的法规，让中国进一步开放利润丰厚的市场，是美方的最基本要求。
特朗普威胁发动贸易战，也是要以此为谈判筹码提高要价，在接下来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或经贸对话中获得*收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有他自己一套“交易的艺术”，将价码抬得非常高施以*的压力、然后等着对方妥协，可能是他运用娴熟的谈判策略。
而他选择的时间点也很有技巧。中国“两会”刚刚落幕，党政机构改革全面启动，国内众多人事、政策布局尚未就绪，特朗普正好可以借机观察中国新领导班子的特点和运作模式，试探中方的政策取向和底线。更关键的是，中国虽然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且实际增速不低，但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过程远未完成，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严重，多种经济及金融潜在风险亟待化解。中国已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力求在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中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要求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尽量减少外部冲突。特朗普正是看准这一点向中国发难。
目前中美已经围绕市场准入问题展开秘密谈判，内容将涵盖金融服务和制造业。美方要求中国减低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增加购买美国的半导体产品（施压北京从日本韩国台湾转向美国购买）以及美国企业获得更大许可进入中国金融企业。还要求中方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增加监管透明度等。
美方就贸易问题态度强硬的第二个目的，是特朗普要兑现“保护国内产业”、“美国优先”、“实现工作机会和资金回流”的竞选承诺。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掀起贸易战是为迎合选民以应对中期选举，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在西方民主国家，顺应民意、争取选民支持、兑现政治承诺，是政治人物普遍抱有的信条和理念，也是最基本的政治规则。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特朗普上台1年多来的表现可以看到，从减税、修边界墙，到限制非法移民、保护国内产业，虽然阻力很大，特朗普还是在很认真的逐项落实这些竞选承诺。也惟其如此，他更要在看似难度更低的贸易战上有所建树。因此，在关税问题上做文章绝非仅是出于中期选举考虑的政治姿态。
第三个因素容易被外界忽视，就是通过贸易战对另一国进行征税，缓解自身财政压力。次贷危机美国通过三次QE避免了大量金融机构和居民家庭破产，也催生了更大的资产泡沫，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进一步放缓。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更是高达105%，远大于次贷危机前的80%。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2月，财政收入下降至1560亿美元，同比下降9%，而支出同比增长2%至3710亿美元，财政赤字突破2100亿美元。2017财年，美国财政赤字为6660亿美元，占GDP比重从2016财年的3.2%上升至3.5%。2018年财政赤字有可能接近8000亿美元。随着减税政策的落实和大规模基建规划的陆续推出，美国的联邦赤字和国债规模不可避免要进一步上升，需要增加联邦政府的关税收入来弥补财政赤字，缓解债务压力。
第四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源自美国（或说西方整体）对中国的失望和不满。
《经济学人》稍早前撰文评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时，给出的一个结论是：The world doesn’t trust China——世界并不信任中国。刘鹤访问华盛顿时，美国企业高管们表示，他们已经对中国的改革承诺失去了信心。这反映了西方政商及媒体精英阶层的一种普遍观点，即入世16年来中国没有信守当初承诺，未完全遵守规则并经常钻政策空子，国内改革明显停滞。结果导致中国的关税大大高于西方国家，市场和投资未能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对国企的不合理补贴扭曲市场，还经常侵犯知识产权。
西方认为，以上这些问题已经使得中国的制度性成本远高于外部，中国市场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更无法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决定甩开中国筹划TTP等一类区域经济联盟，“不带中国玩了”！中美贸易关系迅速恶化，可以说是中国多年以来没有认真回应外部诉求、不满情绪长期积压后爆发的结果。
以往，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美国商会和企业*会出面做工作来缓和关系，但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在华企业甚至开始公开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和批评。除了中美企业直接竞争交锋的因素外，中国营商环境、舆论环境的恶化、事实上不断强化的国进民退、政府对关键行业以及新兴领域或合理或不合理的扶持补贴、要求外国企业向中方提供核心技术信息、乃至执政党不断强化影响力和控制力等，都让外商感觉在华缺少公平竞争公平贸易，对中国是否真心改革打了问号。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正逐渐从互补关系向竞争关系过渡，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是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持续累积的必由之路。对中国来说这关乎国运，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取得突破的“圣域”。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高科技领域投资力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差距，向世界输出更多高附加值产品，高科技制造产业的崛起势头非常强劲。中国还制定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创造新的市场空间。这一切在美国看来都是对其全球支配地位的严重挑战，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在高端装备制造、机器人、芯片、无线互联网、人工智能、飞机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美方的威胁感尤为明显。
事实上，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就阻止中国科技企业收购美国公司。清华紫光曾在2015年试图以2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爱达荷州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但美国监管方面的担忧使交易落空。特朗普政府则在去年否决阻拦了中国投资者对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的收购。而华为公司更是很早就被美国拒之门外。白宫还在一份200页的报告中，将美的集团、中国化工、中国中车、中国商飞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清华紫光、华大基因等，称作对美构成*威胁的公司。
美方301调查报告中关于中美贸易逆差的内容很少，真正讨论的是以《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美国财政部还计划利用法律手段阻止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关键技术”，削弱中国为赢得经济和军事优势的努力，拖慢中国的技术升级和制造业高端化步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航空航天、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美国都将对华逐步收紧口子，尽可能阻止中国获取相关技术和人才，中美间的对抗将越来越明显。
【贸易冲突可能的走向】
到目前为止，中方的反击是相对克制、慎重的，仅表示有可能针对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给双方的谈判留出了很大余地。
中国不想贸易冲突升级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贸易战一旦开打中国没有可能讨到太多便宜，贸易领域的纠纷还会蔓延至其他领域，金融战、货币战都可能发生并波及国内经济，代价太大。
中国经济正处在艰难转型中，供给侧改革虽初见成效，但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纷杂并互相纠葛、牵绊，改革阻力和难度巨大，需要从宏观经济和金融层面防范化解风险保持稳定，为制度性改革和金融市场稳定创造条件。
外部市场的稳定也更加重要。虽然官方强调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弱化，但出口贸易背后是一大群中小企业、税收和就业，出口下滑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还离不开美国这个世界*大出口市场。
况且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是靠对美贸易顺差积累下来的，对维持人民币坚挺至关重要。
一句话，相比美国，中国国内的战略回旋空间看似很大实际有限，中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为自身的经济、社会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中国放软身段的概率更高一些。
不过，贸易争端的走向和结果不是中国一方可以决定的，端视两国下一步谈判的结果。在此，可以给出几种情景预测，并分析中方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
情景一：中方做出大幅让步答应美方要求，快速、全面地开放国内市场，换取美方放弃制裁。我们判断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事实上中国对全面开放远未做好准备，而且也无意马上全面放开。
情景二：美国制裁大棒高举轻放，中国亦做出有限反击。中国已表示有可能针对128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包括猪肉、废铝、水果/干果、葡萄酒、钢管等。这些产品在美国对华出口当中的比重相对较小，显示中方仍很克制，还是希望与美方坐下来谈判，通过有限的让步（如降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量、对超低附加值商品征收或调高出口税、购买更多美国半导体、大豆、牛肉、液化天然气、以及再次承诺保护知识产权等），换取美国冻结制裁。中国还可能会通过一些手段影响美国金融市场表现，迫使特朗普放弃升级贸易战的想法。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已经开始冲击国际资本市场，3月23日全球股市出现大幅下跌。美股出现2月闪崩以来*单日跌幅，道指、纳指、标普500三大股指纷纷收跌超2%。
但如上所述，美方发动贸易战有着长远的战略考量，着眼点并非单纯的贸易问题，即便贸易冲突短期内偃旗息鼓，长期看则将持续发酵，经贸冲突有持久化、复杂化的可能。对此，中国应心里有数并做好相应准备。
情景三：美国坚持某些强硬要求，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方出台更多的贸易、技术、投资及人员往来限制措施，中方做出更有力反击，贸易战逐步升级。届时，中方可能选择继续减持美债（美债收益表现也确实不太好），对在华美企制造更多麻烦，默许人民币更大幅度贬值，同时进一步收紧资本管制。中方还可能对美国产肉类、汽车、飞机，以及金融、旅游、教育等服务业领域，有选择性的加以限制。贸易战也不可避免导致中国顺差大幅减少。
为了减轻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届时中美双方都将转向其他市场，美国增加从其他地区的进口，中国增加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一些中资企业也将主动或被动调整全球产业布局，把部分终端产品的生产搬到美国或美国“认可”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事态进一步升级，中美冲突还可能会延伸到政治、外交、军事领域。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在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地缘局势变化中采取精明的外交策略，避免战略决策失误，这是对中国领导层智慧和勇气的考验。
当然也要指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未必能实现目的，令美国的相应产品直接得益。特朗普政府从上台开始就混乱不断，内阁人员变动频繁，各项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困难重重，贸易冲突一旦升级，美方能否把控局势是个很大的疑问。
历史经验也表明，贸易战不是好的政策选择，经贸冲突首先就会让美国经济自身受损。企业都是在长远规划基础上开展运营，已经培养出熟练技术工人、建立了成熟的工作方法后，一旦进口被切断或受到影响，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填补缺口。贸易战开打，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也势必增加，并失去不少工作岗位和投资机会。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即使中美之间发生短暂的贸易战，美国私营领域也将失去130万个工作岗位，这与特朗普希望增加就业的目标背道而驰。
贸易战还会伤及美国盟友的利益，会疏远西方盟友、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令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有太多国家和经济体依赖于向中国出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亦是把其他地区和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典型的例子是iPhone，它是“中国制造”，但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仅占最终价格的百分之几。与“中国”的贸易战，势必损害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亲密盟友的商业利益。
为拉拢盟友一起施压中国，特朗普3月22日批准修正条款，宣布在5月1日前，暂停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和韩国的进口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但德国媒体警告，欧盟如果此次在贸易上向美国“示弱”，特朗普很可能在今后变本加厉，拿欧盟“单独开刀”，到时候欧盟各国只能“吃不了兜着走”。
下一步，美国的西方盟友是否会协调各自政策并联手向中国施压，另一个关键的变数，需要中方密切注意。
【反思中美贸易争端】
贸易战不是好事，但任何物都有两面性。金融大鳄索罗斯对近期的中美贸易冲突给出了一个结论，称对华贸易战将减缓美国经济增长，并最终对中国起到巨大帮助，“我认为特朗普将大大有助于中国被接受为国际社会的领导成员，他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姑且不论索罗斯的预言最终是否成立，即便事后证明预言正确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中国要先把内部问题处理好。
必须承认，中美关系变差到今天的地步，中国自身是有原因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并系统性梳理和反思以往制定的政策及执行情况，看看外界哪些抱怨和不满是合理的，有哪些我们该做却没有做，哪些不该做却做得过了头，要用行动化解外界对我们的敌意跟恐惧。
中美贸易冲突，实质是制度及经济结构优劣的竞争。我们要利用这次危机倒逼国内改革，坚持经济市场化方向，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减少对国有企业的大量不合理补贴，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强化法治，鼓励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监督，增加政策透明度，营造更加宽容的舆论环境，改变外界对中国改革的悲观预期，让他们相信中国是真心要改革而不是相反。如果因为外部压力使我们内部决策失误，导致改革进一步停滞甚至中断，那将是我们*的损失！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事件还凸显了提高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紧迫性。特朗普之所以敢于挑起贸易争端，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看准中国商品的可替代性高。如果中国的出口商品像德国、日本那样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未来应对贸易纠纷将从容、镇定得多。我们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打造出更加科学化、个性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扎实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倒逼“中国制造”的创新能力，保持传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解决制度成本过高和“能力贫困”的问题，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
接下来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势还有很多变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不断坐大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在经济产业层面的竞争、在全球不同区域市场空间和经济主导权领域的争夺会愈发激烈，直接碰撞的机会大增。中国除了练好“内功”，开拓更广阔的外部市场空间尤为重要。
我们要从投资、环保、技术、文化、法律、政治、安全风险等多角度，重新审视和调整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路和策略，确保中国在带路沿线国家投放的资金资源更加有效利用，确保中国和沿线国家人民真正共同受益，共享财富成果，切实增进中外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
中国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维护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机制并不断加以改进，阻止全球化退潮，并进一步发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在多边层面上处理与外部的贸易投资摩擦。中国要加快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与更多国家地区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协定，减少对某个单一经济体的依赖度，增加中国经济的国际战略回旋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