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李伟开了个玩笑。
2016年12月，某巨头公司和李伟的公司商定了入股事宜，将投资超过1亿元。某巨头的投资意向非常强，李伟公司所做的人工智能方向是对方重点布局的赛道。不过，巨头公司的条款有点苛刻，虽然不要求业绩对赌，但要求各种否决权；李伟知道，该巨头公司对所有被投创业公司都要求类似的否决权，但心里不是滋味，想抗争一下，所以对推动投资协议的最终签字不是十分积极。
与此同时，李伟的公司的内部年会将在2017年1月中旬按期举行。尽管公司账上的钱不算宽裕，但因为融资看起来进展顺利，李伟公司的内部年会按照相对较高的标准在筹办，一是创业以来还未正式办过内部年会，二是期望通过内部年会凝聚气势，为2017年造势。李伟知道，相比谈使命愿景，公司底层员工的信心更多是来自于这种看得见的形式或仪式。
在内部年会召开的前两天，李伟接到了巨头公司负责对接李伟公司的投资人的电话，对方告诉李伟投资的事情要往后延，甚至有可能会取消，因为该巨头公司的另外一个投资团队已经和一家与李伟公司相似、但规模更大的公司达成了投资意向。
李伟一下子丧失了所有主动权和信心，除了心里咒骂巨头公司外，没其它任何办法。公司不至于一下子资金链断裂，但若要重新开启融资，又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之前为了表达对巨头公司的诚意，李伟把几家有意向的VC机构直接拒掉了。
当公司其它人还处在公司马上将融资的好状态时，李伟却像掉进了冰窖。为了不影响团队的心态，李伟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大家，哪怕是公司副总裁以上的核心团队。公司内部年会，照样热热闹闹地办；本来准备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讲话内容，被李伟临时给去掉了。内部年会上，李伟只讲了20分钟的年度简单总结，然后心不在焉地看完了团队表演的节目。内部年会的氛围很好，李伟却如梦游一般。
2017年1月底开始的鸡年春节，是李伟35岁以来最难过的一次；按原先的计划，春节期间李伟和家人从上海飞到了三亚度假，但李伟丝毫没有旅游的心思，以前天天更新朋友圈的李伟在三亚期间没有发一张照片。
巨头公司的意向越来越淡，听起来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李伟认真算了笔账，算上1月份几乎没有业绩产出，2月份还需要给团队发年终奖，公司账上剩下的钱不足6个月。而重新开始融资，按一般的节奏，有可能融资未到，公司资金链已断。李伟知道，资本方从来不会雪中送炭，公司越是缺钱，越是被压价。
春节在三亚期间，李伟下了一个狠心的决定；2017年2月春节后上班，李伟的公司*时间裁掉了40%的人。3个月后，李伟的公司以更低的估值、更苛刻的条款拿了那家巨头公司的钱，勉强活了下来。
创业三年以来，这是张剑*次回湖北老家过年。
创业前，张剑的人生算得上顺利。2004年，张剑从湖北省孝感高中毕业，理科成绩不错的他如愿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8年本科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读研。之后，进入了某国外大公司在北京设立的研究院，做机器学习类的研究工作。
尽管父母对自己所读的专业、所从事的工作并不了解。在父母眼里，张剑一直成绩很好、是他们的骄傲；在亲朋好友面前，父母从不吝惜对自己儿子的夸赞。张剑苦笑，但理解父母，加上自己的收入确实还可以，每次过年回家对亲朋好友都尽量大方一些。
2014年开始，张剑所在的研究院，一大批人开始跳出去创业。张剑相对保守，加上工作时间不长，不敢轻易变动。到了2015年，资本市场疯了，原来的同事一个个获得了动辄数千万元的VC融资；更令张剑心动的是，几家VC机构承诺，只要张剑出来创业，他们立马打钱。
张剑是在2015年6月出来创业的，做的是企业服务里面的大数据方向；VC机构没有骗他，天使轮张剑的公司拿了将近1500万元。张剑赶上了好时候，但同时也是不好的时候。好时候指的是，在2015年6月资本市场非常火热，拿钱相对容易；不好的是，资本泡沫也处在了破灭的边缘。
张剑的公司服务O2O创业公司，解决O2O类公司普遍在数据运营方面能力不足的问题。痛苦的是，随着O2O类公司在2015年下半年后大批死亡，张剑的公司前半年攒下的客户也自然流失了大半。到2016年2月猴年春节时，张剑的公司账上的资金只够给员工发3个月的薪资。
苦闷的张剑春节没有回家，几天都待在公司思考未来的方向，但告诉父母的是公司管理团队组团去国外旅游。不回家、不告诉实情，一是怕心情不好会影响到家人，二是没法像以前那样有足够的钱大方。创业前，张剑的各项收入加起来有70万/年；创业后，年收入不到20万元。按照行规，作为天使阶段的创业公司，创始人拿将近20万的年薪不算低。2016年的春节假期，张剑吃了七天的麦当劳+肯德基。
按照投资方的建议，张剑的公司转型为传统企业客户提供服务。理工男出身的张剑并不擅长和非科技互联网人士打交道，投资方介绍了一个阿里中供出身的商务负责人作为公司的COO。做了几个传统企业客户的项目后，公司从死亡边缘走了回来。2016年9月，张剑的公司获得了A轮3000万元的融资。
2017年1月底的鸡年春节，张剑也没有回老家。A轮融资后，张剑和COO在关于公司的方向上发生了分歧。张剑认为应该加强技术产品，COO认为要大规模扩大商务和销售。如果资源充分，技术产品、商务销售都应该重视，但资源不足两者只能取一，两人的争吵愈演愈烈。春节期间，张剑和COO在公司争吵的结果是，商量好了后者离开的条件。
COO离开后，张剑的公司重建了商务体系，业绩直到2017年8月份才恢复。2017年底，公司人员规模40余人，和两年前公司的人员规模一样。投资方对张剑的公司的发展速度表达了不满，但张剑认为公司活下去更重要。经过了两年半的创业，张剑看淡了很多，创业和做生意没有太大区别，能做做生意也挺好。
2018年2月狗年春节，想开了的张剑回到了湖北孝感的老家过年。
在江西老家，王军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以前每年春节都回老家过年，但2018年春节王军决定留在深圳。
王军的公司做整合营销，公司在2015年挂上了“新三板”；严格意义上来说，“新三板”不是IPO，但老家所在的县把他当做该县*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进行宣传。2016年2月猴年春节回老家时，王军被县长接待，之后很快王军被选为了县政协委员。王军并不排斥这类虚的东西，尽管自己在深圳创业，但自己的父母和亲戚在老家，有一个老家的半官方职位，无形之中能帮上家里人。
有好的一面，自然也会有差的一面。深圳是王军老家的人打工或出差的*城市，经常有老家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王军，少不了要帮老乡介绍工作及接待来自老家的政府人士。一年下来，给几十个老乡介绍工作、招待几十次老家政府人士，成了王军难易推卸的工作。老乡们把王军当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县里要出一本反映老家人在外地创业的书，王军被架上去了，不得已赞助了15万；村里修族谱，王军也赞助了10万。
深圳这个城市，光A股上市公司就有将近300家；而王军的公司虽然挂上了“新三板”，但公司其实只有100余人，年收入3000多万元，远不是大公司。在挂“新三板”之前，王军的公司每年还有大几百万的利润，挂上去以后，为了合规和缴纳各种费用，每年减到只剩200万左右的利润。而期待的募资，迟迟没能实现；作为创始人兼大股东，王军只有名义上的身价。
2017年鸡年春节王军回老家期间，县里面提了更多的请求，比如希望王军能够帮忙牵线认识各大电商公司负责人，助力老家搞农村电商；比如希望对接一下外面的优质教育资源，帮助老家在教育上取得进步；比如是否认识深圳东莞一带的企业，在向内地做产业转移时，介绍给老家的政府……
2017年6月，王军主动把公司从“新三板”摘了牌；2018年狗年春节前，王军决定让父母来深圳，一起在深圳过年。
2016年6月，张强卖掉了自己创立的公司。在外界看来，他“上岸”了。
张强的公司做的是大数据营销，年收入有1亿多，年利润2000万；某陷入增长瓶颈的上市公司，以估值6亿的价格对张强的公司进行了收购。张强是抱着养小孩的心态创业，公司大了，迟早要送出去；另外，见了太多公司的生生死死，能卖掉也不错。
但卖掉公司，和外界想得有点不一样，一是根据协议，除了少部分现金外，收购金额绝大多数是以上市公司的股票体现；二是，张强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需要锁定3年。此外，上市公司进行收购时，对被收购的对象是有要求的，对张强的公司也不例外。上市公司要求被收购后的未来三年，张强的公司累计利润不低于1亿元。
被收购前，张强是为理想奋斗；被收购后，张强变成了为钱奋斗，打击接踵而来。从被收购的那一刻，张强的公司的氛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团队那种创业公司的拼搏狠劲突然没有了。在很多员工看来，背靠上市公司，从此公司生死无忧。张强发现，突然间他和员工成了对立关系：他期待大家继续保持奋斗精神，团队认为已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他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和节俭的风格，而团队内心期待着已经“上岸”套现的张强发钱。
2016年12月底进行全年业绩盘点时，相比2015年业绩有稳定增长，但利润却有下滑。为了节省开支，张强取消了2017年春节前的内部年会；按照之前和各部门负责人的约定，业绩未完成取消年终奖，当张强提到真的要实施的时候，几个部门负责人在春节前就提交了离职信，暗示希望套点现离开的副总裁也有好几个。
上市公司的收购协议里面，对核心团队的离开有限定。但张强知道，虽然被外界和员工称为“上岸者”，但公司谁都可以离开，只有他走不了。2017年的鸡年春节期间，所有见着张强的亲朋好友都恭喜张强，所有人都知道他“成功上岸”了。
疲于应对，张强提前结束了休假，大年初五回到了办公室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