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芭比娃娃爆发的大战不仅是争夺知识产权的法庭鏖战，还是关乎性、两性角色和职场的文化战争。
布拉茨娃娃大大的脑袋，翘翘的嘴唇，四肢纤细，踩着粗跟鞋，腰身只比脖子粗一点。不但头部不成比例地大，她的眼睛也很大，鼻子却很小，几乎看不到。因为她化了一种夸张的妆（冰蓝色的眼影、猫眼形状的眼线、闪闪发光的唇彩、眼睫毛简直像手指那么长），而且衣着性感（露脐上衣、热裤、超短裙、长靴）。她看起来就像瘦弱的婴儿，如同女版的丘比天使娃娃。
2000年8月，31岁的卡特·布莱恩特（ Carter Bryant）将布拉茨娃娃带到了这个世界。那时他还在美国玩具巨头美泰工作，给芭比娃娃设计服装。此后他在法庭辩称，自己是在那两年前、1998年萌生了布拉茨娃娃的念头。
那段时间，他在美泰请了七个月的假。他画了一些素描，描绘那种喜欢穿衣打扮、外形桀骜不驯的十几岁女孩。他称她们是“对时装有激情的女孩”，还从办公室的垃圾箱和家中自己收集的原料里找来一些边角料，拼凑了布拉茨娃娃的原型。他想让顾客自己选择这种娃娃的肤色。同时，为了便于推向市场，他故意给娃娃起了一个听起来分不出种族出身的名字。
在从美泰离职两周前，他把这个创意卖给了美泰的竞争对手、另一家美国玩具制造商MGA Entertainment。2001年，MGA推出了首批布拉茨娃娃——Jade、Cloe、Yasmin和Sasha。自1959年以斑马条纹泳装、细高跟鞋、新月眉和杨柳腰首次亮相以来，芭比娃娃头一次碰上了真正的对手。
美泰先后起诉了布莱恩特和MGA，MGA又反诉美泰。此后多年，两大巨头法庭鏖战，数以亿计的资金易手。
芭比娃娃和布拉茨娃娃的相似度太高，都在时尚和色情、原创与复制、女孩玩具和女权之间游走，两个品牌积怨在所难免。
2010年，在撰写的个人观点中，主审美泰与MGA案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时任首席法官亚历克斯·科津斯基（Alex Kozinski）指出，让一款时装娃娃养眼的大部分元素都不可受到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原因很简单：有太多方式能让女性的躯体吸引外界注意。
芭比娃娃的“原罪”
在最近出的新书《你不属于我：美泰和MGA对决如何暴露芭比娃娃的阴暗面》中，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利·罗贝尔（Orly Lobel）披露，在采访科津斯基法官时她碰巧提到，小时候，做心理医生的母亲告诉她，对于何为正常的体型，芭比娃娃给小女孩留下了坏印象。
科津斯基还令人震惊地带着开玩笑的口气透露：“我拿着芭比娃娃的时候掀开了她的裙子，看到她连内裤都没穿。这是我*不该看的。”去年12月，在被包括两位前法务文员在内的十几位女士指控行为不当后，科津斯基辞去了联邦法官的职务。法律是不留情面的。
在芭比娃娃问世以前，市面上的娃娃都是婴儿形象，孩子们可以像喂宝宝一样喂养，给它们洗澡，放在婴儿车里推来推去，放在床上睡觉。芭比身材突出，臀翘胸丰。这种形象完全盗用了德国一款原型不雅的娃娃，名叫丽莉。
丽莉模仿了一个《花花公子》杂志风格的漫画人物。在漫画中，她的工作是秘书，却常常几乎一丝不挂，比如穿着比基尼去办公室，还振振有词地解释：“我多笨呐，早上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还在放假呢！”这款娃娃的宣传口号是：绅士中意丽莉。
1956年，在和丈夫一道创立美泰十二年后，露丝·汉德勒（Ruth Handler）带着两个孩子芭比和肯去欧洲游玩，那期间一口气买了十多个丽莉娃娃。她把这些娃娃带上船，送回美国加州的家中，要求当时美泰的设计师杰克·瑞恩（Jack Ryan）创造一个美式的丽莉娃娃。瑞恩是《花花公子》创刊人休·海夫纳（Hugh Hefner）那样的人。汉德勒先生称赞他的作品“站在解剖学角度看*无缺。”
美泰将这个娃娃冠以芭比的名字推出市场，把它包装成青少年的时尚典范。汉德勒夫人精心掩盖了芭比的德国渊源，将它全部归功于瑞恩，夸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时尚人士”。她开始宣称，芭比并不是她的点子，创意出自瑞恩。她还说，娃娃以女儿的名字命名。而瑞恩坚称，芭比是根据他名叫芭芭拉的妻子命名。
1961年，丽莉的制造商起诉美泰，诉称芭比娃娃原封不动复制丽莉，只做了很微小的改动。汉德勒夫人倒认为，丽莉形象诡异，纤瘦细长，一副被人为扭曲的模样，芭比却是百分百自然的长相。她自称：“我想要个美国的少女，但又想要她丰胸细腰、细脚伶仃。”
事实上，两款娃娃几乎长得一模一样。1964年，美泰达成庭外和解，买下丽莉的版权。1978年，汉德勒夫人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面临欺诈的指控。她坚持自己清白，但请求放弃辩护。两年后，瑞恩起诉了美泰，美泰又达成和解。1991年，在发生一次中风之后，瑞恩用枪指着脑部，饮弹自尽。汉德勒夫人罹患乳腺癌，于2002年去世，就在那一年，布拉茨娃娃赢得了美国年度玩具大奖。
虽然有个媚俗的出身，但芭比娃娃已经成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销量最高的女孩玩具。美泰据信已售出将近10亿个芭比娃娃，尽管近几年销量开始持续下降，仍未改变芭比娃娃的市场垄断地位。90%的美国三到十岁女孩都至少有一个芭比娃娃，计入被丢弃到垃圾场的芭比娃娃，美泰在美国市场售出的芭比娃娃数量甚至可能超过全美总人口。
芭比娃娃既是另一个年代的遗迹，也是社会对女性、工作、性和男性观念变化的风向标。
1959年，芭比娃娃完成了上市处女秀。那年正好有一部爱情喜剧《枕边细语》（Pillow Talk）上映。女主演桃乐丝·黛（Doris Day）长得就像芭比娃娃。她在片中扮演一位极为时髦的室内设计师，情非得已和罗克·哈德森（Rock Hudson）扮演的放荡花花公子共用一条电话线，两人通过电话调情。
该片的预告片称，“除了爱情，这个职业女性拥有一切”，本片带来了“最妙趣横生的出格调情，虽然这种行为一直为传统观念不容。”片中花花公子的公寓里有个机关，他坐在沙发上就能用那个开关锁门，这样他约会的姑娘就逃不掉了。而那位女室内设计师拒绝了客户各种方式的追求，却唯独钟情于那个花花公子的老巢。
1961年，美泰开始设计芭比娃娃与肯约会。肯的模样是罗克·哈德森的翻版，名字和汉德勒夫人的儿子同名。这对情侣的调情火花四溅。美泰1968年推出一款会说话的芭比娃娃，她当时会宣告“我今晚有约会”，还会问“你愿意去买东西吗？”芭比娃娃最初面向九到十二岁的女孩，后来她步入职场，有了穿着沙滩裤嬉戏的男朋友。这体现了，女性运动和两性革命吸引的人群越来越低龄化，芭比娃娃的外形也由此显得越来越年长。
到上世纪90年代，四分之三的25岁到45岁美国女性都走出家庭，在外工作。仅芭比娃娃一项产品，美泰的年销售额就达到10亿美元。过去，芭比娃娃是三岁女童的玩具，那个年纪的女孩刚学会走路，穿着连体连脚睡衣，戴着拉拉裤尿片，用鸭嘴杯喝水。最后，芭比娃娃不再是她们怀里的婴儿，也不再是少女们希望长大以后变成的那种女孩，而是她们的妈妈。
布拉茨娃娃的幕后推手
如果说《枕边细语》标志着芭比娃娃降临人世，2001年上映的电影《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就是布拉茨娃娃问世的标志。
那部影片的女主角布里奇特·琼斯（BJ的全称）也是一位职场女性，由好莱坞女星蕾妮·齐薇格（Renée Zellweger）饰演。她在伦敦一家出版社工作，休·格兰特（Hugh Grant）扮演的男主角丹尼尔·克里夫是她的上级。两人在办公室的很多调情都没有通过电话，而是借助电邮。BJ在片中的一些装束——超短迷你裙和透视罩衫也能看到布拉茨娃娃的影子。
剧中有这样一段调情：
丹尼尔：如果你走过我的办公室是想展示裙子，我只能说，这展示得太差劲了。——电邮来自克里夫
BJ：拜托，闭嘴吧。我是重要人物，忙得很。另：你怎么敢这么无礼地性骚扰？
丹尼尔（发信息给BJ）：我为冒犯你痛苦不已。我以后会避免一切政治不正确的弦外之音。深感抱歉。另：喜欢你那件上衣里的咪咪。
2001年，MGA售出的布拉茨娃娃价值970万美元，两年后销售额高达10亿美元。据罗贝尔所说，对于布拉茨娃娃的创意来自哪里，MGA的首席执行官艾萨克·拉里安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一次专题讨论会、他的女儿。
最终，一封匿名信向美泰透露了真相：布拉茨娃娃既不是拉里安本人的点子，也和他的哪个孩子无关，布莱恩特才是布拉茨娃娃之父，而且创造她的时候他还在美泰任职，和美泰签了知识产权协议。根据协议，他在职期间的一切作品都归美泰所有。
创意产权的前生今世
芭比娃娃和布拉瓷娃娃的案件绝不仅仅是热卖产品的归属争夺，它背后是的知识产权观念演化。而西方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拥有一个创意有什么意义？”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奥伦·布拉查（ Oren Bracha）在《拥有创意：美国知识产权思想起源，1790年到1909年》中这样发问。知识产权分为专利、版权、法律工具几种形式，它们起源于15世纪意大利一些城市共和国的日常执法。
在英美法系中，专利和版权最早出现在16世纪，但它们当年并不是权力，只是一种特权，由国王授予，比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84年授权沃尔特·罗利爵士“发掘”美国的弗吉尼亚，并且拥有那片土地。或者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授权出版商，印刷后世称为“詹姆士王圣经”的钦定版圣经。
布拉查指出，早期专利和版权的法律解读并没有涉及创意。覆盖创意的转变出现在18世纪。当时的法庭开始将创意解读为可能拥有的事物，认为其所有权具备产权的特征。
1787年，美国宪法授权国会“保证作者和发明者在有限时间内对各自的写作和发明拥有专属权，以此促进科学进步和有益的艺术”，这时专利和版权才和创意有了交集，英语普通法才囊括了创意。
18世纪末，创意中的财富归属于作者和发明者。理论上说，这是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基石，创造的行为就是一种个人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假设，它让作者和发明者的产权有悖于图书和发明的公众利益。
比如大家熟知的名人轶事：本杰明·富兰克林拒绝为他的任何一项发明申请专利。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享受别人的发明带来的众多好处，所以我们应该乐于提供机会，用我们的发明服务别人，而且应该随时随地慷慨给予。
当时很少有人效法他。但是经济学家佐里娜·卡恩（Zorina Khan）认为，到了19世纪，美国人开始奉行“发明民主化”，让发明不再是少数精英才能获得的特权，而是惠及普通民众的大众权力。他们还采用了对著作权的一种浪漫定义——迷恋激情四射的拜伦式天才的*性。
而像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多利（Joseph Story）那样的法官发现，在判决版权争端时，追求纯粹原创的标准一无是处。斯多利写道：“谁都不会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起码明智的人不会这么做。（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从荷马史诗里借鉴了很多……即使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那种大家都宣扬为最聪明的原创作者，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在作品汇集了大量所在时代的知识和经典研究。”
保护创意形式的财产是为了在一定时间内奖励作者和发明者向世人公布个人创造发明，由此促进创新，至少初衷是如此。
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企业自由主义兴起，作者与发明者的主宰地位开始走到尽头。他们也许仍是创意的主人，可一旦受雇于企业，雇主就成为他们所有创意的新主人。企业成为创意的所有者，法律对版权的保护期大幅延长，可保护知识产权的概念被极大拓展。这些都让知识产权法逐渐偏离初衷。目前，美国90%的专利都由企业拥有。
进入20世纪，美国国会通过了十项延长版权保护期的法案。按现行法规，作者在去世七年后不再拥有作品的版权。企业试图获得从瑜伽动作到基因排序在内一切创造成果的专属权。
到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米老鼠保护法 ”（Mickey Mouse Protection Act）、让将迪士尼旗下米老鼠的著作保护权再延长二十年后，越来越多法律界学者开始质疑知识产权的基本假设，怀疑它是否违背了这些假设的本意。他们坚持“复制自由”，认为企业私有的权力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对企业滥用知识产权保护批评最犀利、最高调的是科津斯基法官。早在发布美泰和MGA一案的观点之前，他就指出：“过度保护知识产权和疏于保护的危害一样大。”在罗贝尔笔下，科津斯基是司法界的另类。
他和好莱坞的人士过从甚密，还在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开了个人页面，给上千部影片评过个人评级。科津斯基是影迷，也是自由主义者，而且免费演讲宣传他的观点，覆盖面扩大到了色情作品和知识产权。
他在一篇知名的评论文章中替代一宗版权案，原告“幸运大转盘”揭幕的明星嘉宾瓦娜·怀特（Vanna White）认为，三星公司在广告中使用了一个跟她相似的机器人，侵犯她的肖像权。科津斯基为三星声辩，他写道：“这不是盗版，我们管这叫创新。”
换言之，科津斯基应该会赞同约瑟夫·斯多利和路易斯·布兰代斯的看法。2006年有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没有谁写东西是*原创。我们都建立在过去公开共享的那些观点之上。”然而，身为以倡导免费复制闻名的法官，科津斯基却被一场关乎女性遭遇性骚扰无止尽重演的社会运动打倒，发起运动的女性称它为#MeToo。这应该是他个人经历中更阴暗的那种黑色讽刺。
娃娃大战 VS 女权大战
“他们不能做这种娃娃！必须采取行动了！”丽莎·辛普森在1994年播出的一集《辛普森一家》中曾经绝望地怒喷，“如果说，把性感的娃娃卖给小女孩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总能和色情、和知识产权的争议扯上关系，那么，它们和办公室政治一直也有联系。”
当丽莎和妈妈去生产娃娃的公司投诉时，一位身穿西装的男士从董事会议室里走出来，请丽莎试着设计一个娃娃。怒气冲冲的丽莎设想，要让娃娃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NPR）法律事务报道记者妮娜·托腾伯格（Nina Totenberg）身上那种坚韧的精神，要具备美国女权运动活动家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夫人（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基本思想意识，最后，还要有前美国*夫人、德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那样端庄的样子。
可最后，按丽莎这种创意设计的娃娃只卖出了一件。她的知识产权看起来一文不值。正如科津斯基针对美泰和MGA一案发表的观点所说，厂商固然有可能生产外形不像色情明星的娃娃，但如果娃娃长得像丽莎·辛普森的姨妈，鼻子大、没腰身、腿又粗，它不会有多大的市场。
2004年，也就是在美泰起诉MGA那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科津斯基被法律界八卦博客 Underneath Their Robes评为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最炙手可热的法官。在案子慢慢进入审理阶段期间，布拉茨娃娃的销量持续攀升。布拉茨娃娃推广时打着“多民族”的招牌，经常被贴上“都市”和“街头”的标签，由此受到不同种族和民族消费者的欢迎。它赢得欢心的那些消费者正在制造“让美国白人变为少数族裔”的潮流。
布拉茨娃娃在美国内陆州郊区走红之时，嘻哈和饶舌音乐、包括这类音乐中的女性形象代表正越来越有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布拉茨娃娃创造最高销量的那年、2005年，嘻哈音乐大神“侃爷”（ Kanye West）有一首名为“掘金女孩” （Gold Digger）的歌曾夺得美国音乐杂志Billboard百大单曲排行榜的头名。
对于种族问题，美泰完全没有认清形势。它曾推出一款名叫奥利奥的芭比娃娃，有黑色肤色和白色肤色两种肤色。而布拉茨娃娃已经将种族变为一种配饰类的消费品中。
2006年，黑人女社会活动家塔拉那·伯克（ Tarana Burke）成立了一家名为 Just Be Inc.的组织，旨在提高黑色和棕色肤色女孩对性侵害的意识，并采用了Me Too这个口号。也是在那年，布拉茨娃娃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销量都超过了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势头也很好。
那年美泰推出了一款真正的色情藏品级芭比娃娃——内衣芭比。她身穿粉色的紧身胸衣和透明网眼睡衣，简直一副玛丽莲·梦露嗑药过量快要香消玉殒的样子。即便如此，芭比娃娃那年在美国的销量也剧减了13%。
2008年，美泰和MGA的案子终于打到了加州地区法院。如果传闻属实，就是那年，科津斯基法官正接受司法调查，因为他在个人的公开网站上发布色情图片，《洛杉矶时报》提到其中有一张照片里的裸体女士涂抹得像奶牛。他由此沦为《BJ单身日记》里休·格兰特扮演的那种调情老板。
美泰一案不可避免地也涉及到了色情。据罗贝尔报道，在初审取证期间，加州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授权美泰的律师，为了搜寻证据，可以扫描卡特·布莱恩特的电脑。在那部电脑中，律师们找到了色情图片，还有用来删除硬驱数据的软件。审判期间，法官允许这些律师呈上色情图片作为证据，并就此质询布莱恩特。最终，法官判美泰胜诉，但美泰仅获得赔偿1亿美元，只有其索赔金额的十分之一。
虽然因为发布色情图片受到惩戒，但科津斯基在道歉并关闭个人网站后保住了法官的职位。于是，当2009年芭比娃娃问世十五周年之际，他又坐上了美泰与MGA案的审判席，裁决这场娃娃大战。
“布拉茨娃娃属于谁？”在他那篇里程碑式的审判评述中，科津斯基一开头就这样问。他的答案不是美泰。在审判期间，他罗列了下级法院犯的一系列错误，包括指出，此前发现的一些理想化女性身体特征属于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创意。科津斯基称：“美国的繁荣立足于竞争，芭比娃娃也将属于所有美国女孩。”
科津斯基把这个案子打回地区法院重申。据罗贝尔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他做出这种判决主要得源于MGA的律师詹妮弗·凯勒（ Jennifer Keller）对美泰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埃克特（ Robert Eckert）的讯问。
“假设我18岁的时候喜欢涂鸦，有一天在爸妈家里，翻开我还是小女孩时用的衣橱，随手画到了其中的一个抽屉里。二十年后，我成了美泰的员工，又回到父母家，找到了当年那些涂鸦。请问它们是不是归美泰所有？”凯勒这样提问。
“是的，”埃克特回答，“可能属于美泰。”
美泰这种荒唐的所有权主张让陪审团震惊，他们不仅判美泰败诉，而且支持MAG反诉。法官还裁定，美泰应赔偿MGA超过3亿美元损失。
一些法律界学者曾经认为，在科津斯基评述的影响下，美泰和MAG的案子可能打到最高法院。虽然这种猜测一直没有成真，但美泰和MGA的法庭论战又引爆了另一宗诉讼。原案提出的知识产权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女性的知识独立和两性的职场关系这两个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结果。
女性平等，#MeToo不是终点
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大人先是教导她们，要有女人味，然后又告诉她们，要做有女性魅力的员工，这样她们才能在职场出人头地。这是因为，虽然性骚扰一早就是令人担忧的职场问题，但不管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还是企业，都将把这种担忧抛在脑后，由此放弃了社会、整个行业、甚至政府可能化解这种担忧的方法，支持正面看待女性魅力作用的企业女权运动。
2013年，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Lean In）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标志着职场两性地位的改革明显走了下坡路。它是在告诉女性，不要争取与男性平等的薪水、工作和产假，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再靠个人的勤奋工作，就可以在职场混出头了。
不出意料，芭比和布拉茨娃娃也都向前一步，进化了。
MGA重新发布一款布拉茨娃娃，还在包装盒里附上了一句不经意的话，它最近被解读为鼓动女孩以迎合企业获得职场权力的口号。
MGA的首席执行官艾萨克·拉里安向《福布斯》表示：“我们有（做）医生、律师和记者（的娃娃）。现在，布拉茨娃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赋予女孩权力。”但在这种重塑品牌形象的娃娃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对上述职业的兴趣。
最初面向青少年的布拉茨娃娃倒是和芭比娃娃一样，现在有了瑜伽和跑步等爱好，而且因为去国外游学添加了一些有海外风情的服饰。美泰则是展开了类似桑德伯格那样的宣传，号称“当女孩和芭比娃娃玩耍时，她会想象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美泰还推广一款医生芭比，她戴着听诊器，穿着迷你裙、细高跟鞋，身披绣着粉色花边的实验室白大褂，白大褂胸前位置还绣了一个粉色的“芭比”字样。
在愤世嫉俗的人眼中，让这个社会给予女性原本应有的权力简直对女权运动是一种耻辱。美国散文家、作家玛格丽特·泰伯特（ Margaret Talbot）曾经指出：“改变一双布拉茨娃娃的鞋，就必须斩断她脚踝上那双脚。”在现代社会，要在女性孩提时改变她们的观念也必须这样彻底。
2014年做过一项以四到七岁女孩为调查对象的研究。研究人员先给这些孩子玩时装芭比、医生芭比或者动画片《玩具总动员》人物土豆太太（ Mrs. Potato Head）的玩偶，然后询问她们，男孩和女孩未来可能从事什么职业。询问过程中，研究人员先向女孩展示一张图，图中建筑工人、消防员、飞行员、医生和警官几种职业的人士在各自工作，接着问：“你长大以后可能做这种工作吗？”和芭比娃娃的玩家相比，玩过土豆太太的女孩明显更有可能在看到那张图片后回答“可能”。
这项研究的样本很少，而且和社会心理学大部分看似古怪的研究一样，它的研究发现此后也没有哪项研究能复制，没能大规模再现。因为美国女孩几乎人手一个芭比娃娃，人数庞大，这会影响在将近六十年时间进行一个规模化的上述实验。
#MeToo是因为社会未能让女权拥有应得的权力而兴起。职场女性往往有极为相似的遭遇：男同事和她们做的工作几乎雷同，她们却受到不公待遇，成为受害者。哪怕她们寻求努力自我提升，也没能帮助自己获得应有的权力。类似的经历不减反增，随之而来的还有直接和间接的性骚扰。
面对扭曲女性魅力的社会环境，如果职业女性一味注重个人努力，为了赢得成功刻意美化自身外形，做医生芭比那样的女性，抛弃从职场结构入手的解决方法和以立法方式推行改革，她们将别无选择，唯有不再大声疾呼，靠自己更努力奋斗，更精心装扮。
#MeToo始于娱乐业和电视新闻行业不是偶然。这些行业要求女性从业者，在私人教练、化妆师、发型师、私人买手和外科医生帮助下，尽可能装扮得像芭比娃娃或者布拉茨娃娃。遗憾的是，假如单单让舆论羞辱被指控有“不检点性行为”的男士，却不诉诸法律手段，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一种蹩脚的正义之举，即使当事人对此零容忍，也没有多少帮助。眼下，所有女性都可以挺身高呼，响应#MeToo。可实际上，这种行动的效果就像当初芭比娃娃会说话那样，摆摆腔调罢了。
这场娃娃之战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性战争。还记得么？科津斯基说过，他拿着芭比娃娃的时候*不做的是，发现她的裙子底下什么都没穿。
去年12月，在《华盛顿邮报》爆出至少被十五名女士指控性骚扰之后，他辞去了法官职务。不过，所有正式调查都还没有宣布任何调查结果。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有没有欠你钱？”露丝·汉德勒曾经这样问过自己下单订购丽莉娃娃的一家德国商店。这话的意思是，她没有巧取豪夺，购买娃娃是你情我愿、银货两讫的交易。可惜，这笔交易的后果至今仍然无从计算。如今，美泰拥有芭比娃娃，MGA拥有布拉茨娃娃。玩具企业仍然拥有小女孩对未来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