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Uber还没被投资人起诉，没有卷入联邦调查风波，没有大规模辞职，Uber给人的印象也还是“全球最有价值”而不是“最混乱”的公司。一年前，Uber的高管们在旧金山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里聚首一堂，设法说服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公司有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他。
那天，高管们备了一份关于Uber的特殊材料，是一份调查结果。卡兰尼克习惯按直觉办事，固执己见地认为别人应该怎么想，而不是实事求是，Uber的新总裁、美国零售企业Target的前首席营销官Jeff Jones则希望更加脚踏实地。他们把调查结果打印出来贴在墙上，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对Uber以及Uber的叫车app印象很好，但是只要受访者对卡兰尼克稍有了解，对他积习难改、蔑视公司章程和地方交通法规的行事略知一二，他们对Uber的印象就肯定是负面的。
跟卡兰尼克的会面总是会陷入争论。Jones和他的副手们指出，Uber的用户和司机都认为公司里全是一堆贪婪自私的笨蛋。卡兰尼克一如既往地反驳，说公司的问题在于公关，而不是企业文化。
随后，一位高管出去接了个电话。一分钟后，她回到房间，把卡兰尼克叫到走廊外面，另一位高管紧随其后。他们弯腰挤在一台电脑前，点开了彭博新闻刚刚放上网的一段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片段，黑白画面充满颗粒。视频时间是超级碗周末（Super Bowl weekend），片段中卡兰尼克坐在UberBlack的后座，跟名叫Fawzi Kamel的司机就车费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有些人就是喜欢推卸责任！”视频里可以清晰听到，卡兰尼克正对着Kamel大喊，“他们会把人生里发生的一切都怪在别人头上。”
片段播完后，三人陷入一片寂静。卡兰尼克似乎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一番忏悔。当时在场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卡兰尼克当时双膝跪地，双手垂落在地面，局促得仿佛无地自容。“这太糟糕了，”他咕哝道，“我是个混蛋。”
忏悔结束后，他站了起来，叫来一位董事会成员，要求制定新的公关策略，然后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闹剧，他则是里面那个恶人有恶报的主角，主演这场堪称互联网泡沫以来最扣人心弦的创业公司大戏。而这个故事，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拉下帷幕。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好戏还有特朗普的一份功劳。去年1月27日，新官上任的美国总统签署了禁止七个伊斯兰国家公民移民入境的行政令。这引起了社会公愤，人们走上街头，连硅谷的科技从业者也走出了办公室以示抗议。纽约的出租车工人联盟（New York Taxi Workers Alliance）表示，周六晚六点到七点将不会有出租车在机场接客。
这对Uber可是利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机场创造了额外的需求，也就是说它可以提高车费——但这也可能触发抵制情绪，Uber以前完全让算法来动态定价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于是，Uber纽约分部决定当回好市民，当晚暂停了峰时溢价。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从监视用户、疑似在旧金山实验上路的无人驾驶车到卡兰尼克的性丑闻，多年的负面新闻曝光之后，公众已经倾向于相信Uber作恶。它这次如果没有溢价，或许只是为了破坏这次机场罢工。
Twitter当时有一个热搜标签 #deleteuber，数千个用户真的注销了自己的账号。打着反Uber旗号的对手Lyft则抓住时机，给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捐了一百万美元。
火上添油的是，卡兰尼克决定加入特朗普商业顾问委员会。卡兰尼克表示，他加入委员会不等于他为总统先生背书，只是希望能跟其他硅谷巨头坐而论道，比如Elon Mush、IBM的Ginni Rometty和迪士尼的Bob Iger。
但是，人们才不在乎他想什么。来自乘客和司机的批评不断升温，卡兰尼克则花了几天跟管理层讨论下一步的对策。他们提出，或许可以在*次会议时找个借口提出反对，趁机退出。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兰尼克甚至提出直接穿件印着抗议的T shirt去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最终，卡兰尼克觉得太麻烦了，于是让助手跟白宫安排了一通电话，他直接跟特朗普提出退出。然而事到临头，他却在约定的时间离开了办公室。白宫*次打来的电话转到了卡兰尼克的语音信箱，第二次打过来的时候，电话一头是特朗普，卡兰尼克则走进了一间玻璃幕墙围起的会议室，在里面表达了他的意思。谈话跟预期一样，卡兰尼克出来后告诉同事，总统“非常失望”。
“随便哪天走进Uber，一半人穿的都会是Uber的公司T shirt。（但）他们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二月中，名为Susan Fowler的工程师发表了一篇博文，“回忆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主要关于她在公司期间亲眼所见的性骚扰现象。一石掀起千层浪，促使卡兰尼克聘请了美国前首席检察官、Covington & Burling法律事务所合伙人Eric Holder Jr.来领导调查Fowler的控诉。“我们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Holder在调查之初向彭博新闻表示，“这家公司还有机会拨乱反正。”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那段行车记录仪片段的曝光，几周后，纽约时报又报道，Uber有一款名叫“Greyball”的软件，用来辨别那些违反公司合约条款的顾客，比如在一些国家和城市，Uber就利用Greyball来找出借打车之名进行调查、试图借此打击公司运营的警察，从而“未雨绸缪”地拒绝给他们提供服务。
在漩涡中心，不变的是卡兰尼克不屈不挠的好斗精神。在会议上，他会反反复复地表现自己，离间员工、投资人和董事会。慢慢地，他把很多朋友变成了敌人，现实比故事更精彩。
授权进行开头那份调查的总裁Jones仅在任上干了六个月，就于三月份提出辞职，指出在“信念和领导方式”方面存在分歧。跟董事会成员进行离职面谈时，他更明确地谴责卡兰尼克强硬的管理风格，批评后者不愿意倾听。Jones看起来热切希望离开公司，甚至放弃了离职补偿金的谈判，宁可少拿几百万美元。
谷歌本应是Uber的同盟。它在2013年给Uber投了钱，四年后的现在持股价值数十亿。但是两家公司越来越像竞争对手，因为它们都在积极研发无人车。原本竞争对手也可以维持友好关系，但在Uber用超过六亿美元的股份买下自动驾驶卡车公司Otto时，两家的关系就彻底黄了。Otto的大部分核心雇员都曾经在谷歌工作，包括联合创始人Anthony Levandowski。谷歌的Larry Page本就开始厌恶卡兰尼克了，现在更是怒火中烧。
二月末，谷歌起诉Uber窃取商业秘密，每条指控都是爆炸性的，最惊人的一条是Levandowski在离职创立Otto前下载了14000份谷歌文档。
如果卡兰尼克能够听取公司高管的意见，对簿公堂本是可以避免的，现在已经很快要开庭了。熟悉讨论内容的两位人士透露，Uber的总法律顾问Salle Yoo不是那种质疑上司的员工，但她曾对收购案表示自己持严肃的保留意见。卡兰尼克的*副手、首席商务长Emil Michael也跟此次交易保持距离，因为他认为这笔交易在财务上没有多大价值，还得冒着跟谷歌树敌的风险。
同时，在收购完成前，聘请来对Otto进行尽职调查的团队发现，Levandowski拥有五张光盘的数据，涉及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和其他一些信息，包括“跟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源代码、设计文件、激光文件、工程文件和相关软件。”（Levandowski向调查员表示，他已经销毁了那些资料，但调查人员表示无法证实此话真假。Uber表示自己的无人驾驶技术并未窃取谷歌技术，也从未持有谷歌的文档。）
卡兰尼克说他没看过调查报告，总之只是继续推动交易进行。他还同意保护Levandowski免受谷歌起诉。即便使用硅谷怪才的标准来衡量，卡兰尼克这也是一场豪赌，而且还是一个轻举妄动、如脱缰野马的保护对象。
谷歌起诉后，Levandowski在法庭上表示，他很可能会援引第五修正案来免于自证其罪。他不会再帮助Uber辩护，而这让Uber的处境更加危险。Uber首席律师Yoo当时正在旅行，于是跟卡兰尼克进行了视频会议，要求Uber要不让Levandowski休假，要不直接开除。负责这次诉讼的Yoo的副手Angela Padilla也表示同意。然而，卡兰尼克却坚称，公司要力挺Levandowski。他曾形容Levandowski是自己的“异母兄弟”，而这个兄弟会被证实是无辜的。
“仿佛公司内部引爆了一个炸弹。”
到了春天，公众已经在强烈抗议卡兰尼克以及Uber的调查结果。在一个调查中，受访者评价了一些商界*，卡兰尼克在科技公司CEO中垫底，只略高于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集团。CEO名誉扫地也导致公司员工士气低落。“2017年前，随便哪天走进Uber，一半人穿的都会是Uber的公司T shirt，”一位主管表示，“（但）他们一夜之间都消失了。人们不想跟Uber沾边。”
卡兰尼克无法、或者说不愿意纠正自己。总之，他的判断力下降了。他决定要私下跟视频中那位被他狠批的Uber司机Kamel道歉。计划很简单，找一个中立的、没有威胁的地点跟Kamel见面，寒暄上五分钟，说句道歉，就可以完事离开了。
结果，这次会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两人就Uber的定价政策又展开了一场辩论。据知情人士透露，不知怎的，最后卡兰尼克还建议给司机一定的股份。
Uber旧金山业务的负责人Wayne Ting当时也在会面现场。在一封后来在员工和董事中间传播开来的邮件中，Ting表示他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深感不安。他告诉大家，他还给自己父亲打了电话以寻求道德上的忠告，因为他担心，用Uber的股份来收买司机，在财务上是不负责任的——难道Uber要给所有觉得不爽的司机都提供赔偿吗？Ting认为，这次事件显然体现了卡兰尼克缺乏自制力。
他在邮件里写道，卡兰尼克“不再拥有”能够带领Uber的“道德声望“。内部人士表示，Uber的律师坚持公司不会掏钱给Kamel来给卡兰尼克收拾烂摊子，于是卡兰尼克同意自己掏出二十万美元给他。卡兰尼克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会面卓有成效，卡兰尼克非常欣赏Kamel先生的开放和宽容。”
三月底，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卡兰尼克和其他Uber高管曾于2014年造访首尔的一家卡拉OK酒吧，同去的还有卡兰尼克当时的女朋友Gabi Holzwarth。她向The Information透露，这家酒吧里都是“陪侍女郎”（escorts），每个人身上都有个号码，以便顾客挑选。（Holzwarth说，她和卡兰尼克在酒吧待了一个小时左右。）
六月份，彭博新闻和科技博客Recode报道，Uber亚太区总裁Eric Alexander得到了一份保密的医疗报告，涉及2014年印度德里一位Uber司机强奸26岁乘客的事件。Alexander、卡兰尼克和其他管理人员曾经讨论过一个荒谬的理论，就是这次强奸可能是Uber在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Ola一手策划的好戏。Alexander通过发言人表示拒绝评论此事。
这起事件，尤其是印度方面的披露，在Uber内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仿佛公司内部引爆了一个炸弹。”一位高管评论道。故事见报后，许多员工选择罢工，感觉公司已经要脱轨了。
不久后，Uber执行领导团队（ELT）的六位成员给董事会发了一封机密信件，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在信里要求任命一位独立的董事会主席，对公司最高层进行问责。他们恳请董事会解雇卡兰尼克最亲密的副手、Alexander当时的上司Emil Michael，并要求董事会强迫卡兰尼克至少休三个月假。
多年来，对于他最早期的支持者、董事会成员之一Bill Gurley，卡兰尼克都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对付他。卡兰尼克告诉同事，只需忽略Gurley的电话，Gurley就会打得越来越少。
不过，这种沉默是金的做法似乎从来没有让Gurley觉得不自在。Gurley来自德克萨斯州，身材高大，是风投公司Benchmark的合伙人，经常在各大会议和电视上宣传Uber，赞赏Uber CEO的创业能力。2016年，Uber得到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的35亿美元投资，此后Gurley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一起把更多控制权交给了卡兰尼克。
2017年以来，卡兰尼克跟公司的沟通越来越少，少得反常。他经常缺席或是取消领导层的回忆，连“首席运营官（COO）：跟我一道书写旅程新篇章”的招聘声明都是用公开信而不是他亲自宣布的。三月份，Gurley终于在多年努力后被任命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并了解到Uber用来扶持司机的汽车租赁部门一直亏损严重。
Gurley一贯的支持态度变成了焦虑，后来开始感到恐惧。Benchmark在Uber的持股价值数十亿美元，现在有没有可能缩水一半？可能全部亏掉吗？会最终闹上法庭吗？Benchmark的员工甚至担心Uber的情况影响到了Gurley的健康。
Gurley和合伙人拒绝谈论关于Uber的争议和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但是彭博商业周刊后来了解到，在跟同事的沟通中，Gurley表示过不满卡兰尼克处理谷歌诉讼案的方式，以及他不知怎的就是拒绝解雇Levandowski，哪怕他的高级顾问都敦促他要跟Levandowski划清界限。
到了五月份，Gurley在Uber的影响力逐渐加强，他和私募股权公司TPG的联合创始人David Bonderman共同起草了一份决议，将授权董事会解雇Levandowski。最后卡兰尼克终于松口，Levandowski在五月底被免职开除。
在六位高管发联名信给董事会、竭力主张卡兰尼克应该休假之前，Gurley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6月11日星期天，董事会成员在领导调查的Holder所在的Covington & Burling律师事务所洛杉矶办事处开会。他们审议了Holder的报告，里面不仅详细描述了公司内部的一系列性骚扰时间，还分析了不断踩法律红线、把尊重规则跟官僚主义与失败划等号的不良企业文化。董事会投票通过了Holder的47条建议，其中包括重塑Uber强调竞争、你争我抢的荒谬文化价值观，限制公司活动的酒精消费量，以及给员工设立一个匿名投诉机制。
董事会并没有讨论让卡兰尼克辞职的问题，但同意让他提出自己的条件并休假一段时间。卡兰尼克当时正因家里的变故而深陷悲痛，在发生在加州弗雷斯诺（Fresno）一次划船事故中，他的母亲Bonnie丧生，父亲也深受重伤。事故后，卡兰尼克一直表示会同意暂时休假，一方面用来服丧，另一方面也躲躲媒体的风头。
两天后，赫芬顿邮报创始人、卡兰尼克在董事会里最忠诚的盟友Arianna Huffington在旧金山的Uber总部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宣布董事会建议并通过了卡兰尼克的休假。16位高管组成的委员会将在此期间负责公司运营，并开展一系列修复企业形象的活动，比如在长久的争论后给Uber手机应用增加消费功能、升级支持司机工作的整套业务。
卡兰尼克没有参加全体会议，再下一周也没有出现在办公室里。但是，员工和董事会成员一直感受着他的存在。许多内部人士透露，卡兰尼克会通过电话连线参与会议，会审查内部数据，并招募候选人来填补执行团队的空缺。Gurley也听到几个主要投资人的抱怨，说Uber的财务团队正悄悄散布卡兰尼克仍掌控着公司的消息。
即使是卡兰尼克缺席的高层谈话中，其他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也怀疑Huffington是他的代理人。Huffington是Uber办公室的常客，总是在提意见，似乎旨在推销她新创立的健康公司Thrive Global Holdings LLC。例如，她想在司机中心设置方便休息的“打盹沙发“，给司机提供冥想腕带。Huffington的公司拿到了Uber的五万美元咨询费，但是据内部人士透露，这笔左手拉右手的交易在内部反响并不好，因此她把钱退回去了。Huffington的发言人表示，Thrive公司提供的服务是有成本的，但是在Huffington需要在Uber内部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时，她选择了退还费用。
在硅谷，创始人往往地位崇高。苹果曾经开除乔布斯，后来他回归了，还带领苹果成为历时性的伟大公司。自此，开除成功的创始人都被视为是罪过。Benchmark就是典型的硅谷公司，对CEO只有百分百的支持或反对，没有模棱两可的空间。
卡兰尼克开始休假几天后，在加州伍德赛德（Woodside）的公司办公室里，Gurley和他的合伙人得出一个结论，卡兰尼克的离开才是为大家好。他们私下联系了其他投资人，包括First Round Capital、Menlo Ventures、Fidelity Investments和Lowercase Capital，这些公司又都各自召开了合伙人会议。最后，五家公司签署了联名信，恳求卡兰尼克从任上辞职。
6月20日，Benchmark派出Matt Cohler和Peter Fenton两位合伙人，前往芝加哥跟卡兰尼克会面，当时后者正跟Whole Foods Market Inc.的前联席CEO商量仍空缺的COO一职。他们在丽思卡尔顿的出现让卡兰尼克大感意外，还交给他一封信，标题为“推动Uber前进”（Moving Uber Forward），信中指责卡兰尼克的一系列领导失误让公司官司缠身，并要求他辞去CEO一职，放弃他控制的董事席位。
按Uber一贯的作风，好戏还在后头。
Benchmark用这封信抢占先机，因为公司和其他投资人一起也只持有40%的有表决权股份，不足以迫使卡兰尼克下台。但这封信可以发挥其他作用，Cohler和Fenton告诉卡兰尼克，他还可以考虑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要公开对他的系列指控了。他们还说，如果他愿意辞职，他们就会对外宣称卡兰尼克是自行离职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卡兰尼克都手忙脚乱，忙着问Robb的意见，给各方盟友、律师和投资人打电话。下午晚些时候，Huffington打电话给卡兰尼克，劝他离开，两人一致认为，这封信是欺诈诉讼的*步，还可能开启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恶战，可能进一步让他参与创立的公司受损。
卡兰尼克后来告诉朋友，在“五个月的连续打击”之后，他已无经历对付另一场战斗。于是，让两位Benchmark合伙人以及Gurley深感意外的是，卡兰尼克在酒店现场就签署了相关文件，他们还原以为他不可能善罢甘休。
不过，按Uber一贯的作风，好戏还在后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详细报道这次辞职的特写文章，这让卡兰尼克大为光火。他原以为可以优雅离开，现在看起来却像是被Benchmark扫地出门——虽然这的确是事实。
卡兰尼克最终还是违背了放弃董事席位以及另外两位盟友的控制权的协议。他还开始给Uber的早期员工打电话，询问如果召开股东表决，他能否得到他们的支持。
8月10日，Benchmark合伙人Cohler在非洲旅行期间联系董事会成员，警告他们Benchmark正在特拉华州法院以欺诈和违反受托责任的罪名起诉卡兰尼克。几天后，一些支持卡兰尼克的投资者提交了一份顾问摘要，支持卡兰尼克并反对Benchmark的指控。（卡兰尼克否认了Benmark的指控，Benmark同意撤诉，前提是卡兰尼克计划向日本软银出售三分之一股权的交易能够顺利完成。）
虽然不用再上班了，但卡兰尼克依然对公司事务事事插手。他为自己选择的接班人、通用电气前CEO Jeffrey Immelt游说，但Uber董事并不买账，还怀疑卡兰尼克跟Immelt达成了某种协议，让后者只干两年，为卡兰尼克的乔布斯式回归铺路。卡兰尼克还飞去西雅图面试投资方TPG推荐的候选人、Expedia Inc.的CEO Dara Khosrowshahi。Khosrowshahi后来向朋友表示自己大感惊奇，感觉卡兰尼克依然执掌公司大局。
事实上，卡兰尼克在公司内部还有一些不温不火的支持者。但是，他不停给自己拉票的行为让支持者都开始生厌。他还给管理层每天打电话，询问公司业务的详细信息。更糟糕的是，他命令安全团队全面检查一名员工的邮件，看看他有无泄露损害公司形象的故事。对执行团队的16位成员来说，这实在是过火了，于是他们跟董事会联名上书，让他们停止私下联系员工、插手公司日常事务，但目标显然是卡兰尼克。连卡兰尼克亲自提拔的高管都开始倒戈反对他。
不知怎的，在一片混乱中，Khosrowshahi用精心设计的一次展示给董事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受雇成为CEO，其中一张幻灯片上写道，“一次只能有一个CEO。”（“There can be only one CEO at a time.”）Khosrowshahi完全是卡兰尼克的反面，为人谦虚，擅长聆听和外交。他说的话跟卡兰尼克以前的口头禅截然相反：“我们没有公关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表现太差了。”
九月份伦敦撤销Uber的运营牌照时，Khosrowshahi亲自跟出租车监管人员会面，还发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谨代表Uber全球同仁表示歉意，我们会代表数百万伦敦人上诉，但我们也深知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接下来，寻找新的注资就是Khosrowshahi的责任了（比如最近由软银领导的财团投资），他还需要降低公司的资金消耗率（2017年的亏损为四十亿美元），解决一些法务问题（过去两年的律师费支出预计为五亿美元），还得努力在2019年完成上市。
卡兰尼克曾私下公开表示，他认为那场道歉的戏是一个错误。但是他的意见已经不再重要了——Uber的新任COO Barney Harford表示，他在受聘前就完全没有见过卡兰尼克。软银的交易会让卡兰尼克成为亿万富翁，朋友们说他在努力让自己保持忙碌，现在正在成立一个家族企业，跟父亲在洛杉矶共度天伦。他还迷上了单人手机益智游戏2048，而且游戏成绩相当不错。（本文首发钛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