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1月10日《可怕的三星帝国》，这是下篇。
过去80年，三星建起了一个强大的威权模式，这使得它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不惜血本投资半导体；同时，拥有惊人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观望时，它已经抢先一步。
但这种威权模式有个前提，必须有一个天才级的舵手。而三星恰好有这样一个舵手，他就是被誉为韩国经济总统的李健熙。
隐遁的帝王
和很多侃侃而谈的领导相比，李健熙简直是个异类。
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不轻易开口。在家里，他的外号是“没话的人”；在公司，每次开社长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听。
他不坐班，没有特殊活动，很难在三星总部看见他。也不爱抛头露面，通常一个人待在汉南洞私邸，再加上喜欢晚上工作，“穿睡衣的时间真的很多”。
因为说话少，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从而比别人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很多时候，别人滔滔不绝说了半天，他一句话，就能令对方肃然起敬。
路透社的记者曾这样形容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他咳嗽，韩国就会感冒。”
每当遇到棘手问题，他都会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像蜡像一样纹丝不动，甚至连续48小时沉醉其中，只是偶尔起来吃个汉堡。等他出门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七八成。
李健熙的这种风格，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1979年，就任副会长的*天，父亲就将他叫到身边，告诫他要懂得倾听，要像木鸡一样沉着冷静。
另一方面，更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李健熙1942年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由于父母创业忙，他刚断奶就被送到外婆家。此后，一直生活在颠沛流离中。小学先后五次转学，11岁就被送到日本学习。
“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连1%的家庭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多年后，李健熙回忆道。
因为总是和家人分离，他养成了内向的性格，朋友很少，所以经常一个人思考。他喜欢质疑事物的外表，想看内在的东西。
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机械狂，迷恋其内部结构，拆过数不清的东西。这个爱好伴随他一生。他对书中毒，尤其喜欢机械类图书，从电子、航空到发动机、工程学，其掌握的电子知识，绝不逊色于一位普通的工程师。
三星在半导体上的成就，与李健熙的这种知识储备密不可分。
1987年开发4M DRAM时，业界有堆栈、沟槽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利弊。
东芝选择了沟槽，而李健熙凭直觉选择了堆栈。事实证明，沟槽适合16M，而堆栈更适合4M，三星大获全胜，东芝则被日立迎头赶上。
除了爱钻研，李健熙还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
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孤独，狗成了他的朋友。他养了很多狗，每天和它们一起吃冰淇淋，一起睡觉，还给它们洗澡。
他养狗不是简单的玩玩，而是深入进去，刨根问底。为了培育纯种的珍岛犬，他亲自去珍岛买了30多只，花了十几年时间培育配种，最后证明珍岛犬的原产地在韩国。
他还喜欢看电影。在东京，他经常一个人跑录像厅，边啃三明治边看电影，三年看了1300部，相当于日本10年的电影产量。
通过看电影，他把日本研究得很透。和养狗一样，他看电影不只看情节，还用心琢磨导演的意图，分析摄影师如何用镜头。他曾经说，如果生在别人家，可能会做导演。
李健熙尤其喜欢研究各领域*秀的人，是如何登上事业*的。为此，他把德川家康的录像看了30多遍，丰臣秀吉看了10几遍，织田信长看了五六遍。
此三人乃日本战国时代的枭雄。织田信长*崛起，意图统一日本，后被部下逼死；他的副官丰臣秀吉以替主人报仇为名义，继承了其势力。
德川家康的经历最离奇，他当了13年人质，在织田信长手下忍耐20年，还在丰臣秀吉家住了15年。最后，将两人熬老送走后，终于一统天下。
世人用一个问题来暗喻三人不同的性格。
对一只不叫的杜鹃，有什么办法让它开口？织田信长说，杀死它；丰臣秀吉说，想办法逗它；德川家康说，等到它叫。
显然，李健熙更喜欢隐忍的德川家康，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他的缩影。
李秉喆最早考虑接班人时，并未看上李健熙。在他看来，这个小儿子性格内向，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
1966年，三星走私糖精，被海关查获。事件发生后，李秉喆黯然隐退，次子李昌熙为父顶罪入狱。仓促之间，李秉喆将帅印交给了长子李孟熙。
年轻的李孟熙本想重整旗鼓，怎奈能力有限，三星很快就因为管理不善陷入混乱。
于是，李秉喆将目光投向了李健熙。谁知道，次子李昌熙出狱后，发现父亲开始偏爱李健熙，极为不满，给总统写信，揭发父亲偷税、向海外转移资产。
巧的是，青瓦台*个收到昌熙信件的人，竟是孟熙中学时的好友全斗焕。
李秉喆一怒之下，将昌熙逐出韩国，不许他再回来。孟熙因为与昌熙关系亲密，受到牵连，逐渐远离权力核心。
在熬走了大哥和二哥后，李健熙最终被钦定为三星的继承人。
1976年，李秉喆被诊断出胃癌。在赴日本治病前，他召开家庭会议，宣布：“以后，三星由健熙来领导。”三年后，李健熙被正式提拔为三星集团副会长。
当“储君”期间，李健熙干了一件大事——投资半导体。
多年来，父亲主宰了他的一切。他从内心里，希望战胜父亲，像父亲在战后废墟中孕育出三星帝国一样，在某个行业闯出一番大事业。
经过长期考察，他盯上了半导体。理由是，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最重要的是，那是自己痴迷且擅长的领域。
尽管信心笃定，但在冒险之前，他还是做足了功课。在论证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连韩国人爱干净，而半导体需要一尘不染的作业环境，都想到了。
因为痴迷，所以投入，所以寻根究底，挖掘事物内在的本质。多年后，有人问他，什么是经营？他回答，经营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有趣的是，对半导体的痴迷，让他改写历史的同时，也失去了某些机会。
90年代初，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筹建梦工厂，在全球招募合伙人。各界名流大佬蜂拥而至，李健熙因为酷爱电影，成为*魅力的候选人。
斯皮尔伯格摆下私宴，邀李健熙共商大计。李健熙给对方带去5亿美元支票，并在谈话中加价至9亿美元，但对方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谈判最终破裂。
事后，斯皮尔伯格抱怨：“整个晚宴，这家伙一直在叨叨半导体，说了不止20次！这样的人，能理解电影产业吗？”
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继任三星会长。次年春，他在集团成立50周年大会上，斗志昂扬地宣布：要将三星建成世界超一流企业。
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很快就被浇灭。父亲打拼50年，给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更是固若金汤的观念和体制。
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韩国*的自满情绪中。
李健熙早在“太子辅政”期间，就警告人们，三星再这么下去，肯定玩完。但那个时候，根本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继任会长后，李健熙反复告诫下属，如果不清楚比别人落后在哪里，三星很可能崩溃。会长忧心忡忡，下属却万分不解：每年都说倒闭，到现在不也没事吗？
更要命的是，此时的三星，整个组织都是父亲留下的。昔日的元老们，不甘心自身的利益受损，想尽办法阻挠变革。
事实上，自打成为接班人后，李健熙的“登基”之路就极不平坦，期间充满各种阴谋和中伤。
1982年，在一场车祸后，有关他的谣言就满天飞，从未间断。有人说，他被撞成了植物人；有人说，他跟电梯女郎有染，车祸时跟女明星在一起，私生子不计其数。
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大哥，被人污蔑为性变态者，砍断手脚抛弃在大街上。
重压之下，李健熙陷入了迷茫。后来，他索性不去公司上班，一个人隐遁在自己的“洞穴”中，任由传闻愈演愈烈。
然而，沉默不代表软弱无力，而是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一剑封喉。
1990年秋天，他不断将秘书室的高管叫到跟前，批评他们是盖世太保、克格勃，并暗示他们是阻碍变革的顽固堡垒。
这年底，三年服丧期结束后，李健熙出其不意地祭出*柄剑。他将秘书室的大领导苏秉海调走，换上自己高中时的校友李洙彬，并对秘书室进行了大改组。
通过这次“清洗”，李健熙真正掌握了实权。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斩断公司上下根深蒂固的“数量至上”的观念，给三星来一次洗心革面般的再造。
怎样推进这一再造过程呢？李健熙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
这种焦虑在1992年达到了*。从夏天到冬天，他一直在失眠，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平时吃烤肉一人顶三人，彼时一天勉强吃一顿。半年下来，体重减轻了十几公斤。
沉寂多时后，李健熙带着自己的思考，祭出了第二柄剑。
从1993年初开始，他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市场。
在洛杉矶，他亲眼目睹了三星的产品，因为品质不行，被遗弃在大商场偏僻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随后在东京秋叶原市场，他看到了相似的一幕。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李健熙极为震惊。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6月5日，李健熙计划飞往法兰克福。头天晚上，他把几名日本顾问叫到房间，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个叫福田的人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
第二天在飞机上，李健熙打开了这份报告，一读之下，勃然大怒。
原来，福田在报告中痛斥三星的弊端，说这些年，他在公司到处遭排挤，三番五次提建议书和改进方案，都被上级驳回。写这份报告时，已经做好辞职准备。
同一天，李健熙还碰到一件更窝火的事。
临上飞机前，他收到秘书室的一盘录像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在生产车间，一台洗衣机的上盖开关大了一点，无法安装，三星的员工干脆削掉多出的部分，勉强装上去。
李健熙一看就火了，他当即打电话给秘书室次长：
“从现在开始，把我的话录下来！我强调这么多年的质量经营，结果就这样？让各位社长到法兰克福集合吧。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上阵！”
受到呵斥的三星高管们，包括社长尹钟龙等200余人，匆忙搭飞机赶往法兰克福。
6月7日，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饭店。
所有人屏住呼吸，紧张不已。李健熙环顾四周，缓缓开始他的演讲。
“前天，也就是5号……这就是我说的质量经营吗？……次品是蛀蚀公司的癌细胞，是经营上的犯罪。各位都在犯罪！”说到激动处，李健熙嘴唇微微发颤。
“从现在开始，三星将果断放弃以数量为主的经营，而走以质量为主的路线。”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惊人地喊出一句话：“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几天后，李健熙将社长团叫到自己房间，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看法。秘书室室长李洙彬小心翼翼地说：“会长，我们还不能放弃数量，质量和数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李健熙一听，脸都绿了，他愤然起身，将手中拿着的茶匙狠狠摔在地上，拂袖而去，留下一脸惶恐的社长们。
事后，李健熙再次改组秘书室，李洙彬黯然下野。
从洛杉矶、东京到法兰克福，三个多月时间，李健熙在国外召集数千名员工，发表了1000多个小时的演讲，最长一次社长会超过16个小时，所有高层都接受了洗礼。
法兰克福会议后，三星上下掀起了一场新经营运动。
*，向高端挺进。
为此，三星从沃尔玛等大型超市撤出，转至百思买等专业店销售；推行品牌战略，收回子公司广告权，统一交由广告巨头美格（FCB）负责；斥巨资加入奥运会TOP10计划。
第二，抛弃以数量为中心的经营思想。
发起质量运动，把质量*的思想整理成资料，每天组织员工学习。同时，在生产线实行停止机制，一旦发现不合格品，马上停机检修。
李健熙本人先后与上千名高管促膝长谈。此外，他还召回15万部问题手机，当众销毁500亿韩元残次品，并对负责人说：再生产这种劣质品，绝不手软！
第三，重实效，埋葬形式主义。
进行人事改革，打破世袭、亲缘、地缘关系，大力提拔年轻人，重用有技术的人。
推行7·4制，早上七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这样，下班后，不但可以运动一下，见见朋友，也有时间到图书馆学习充电。
通过这场运动，李健熙使三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改变了三星人的二流意识，让质量经营成为公司上下所有人的共识。
事实证明，这场变革来得太及时、太关键。
四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大批韩国企业宣布破产。三星因为提前转型，并在风暴来临时，果断砍掉了卫星、卡车等不盈利的业务，成功度过了危机。
人才*主义
做半导体，主要拼两样东西。
一个是钱。半导体就是烧钱的游戏，建一个工厂动辄数十亿美元，光是一台ASML光刻机，售价就高达1亿美元，还不一定卖给你，比如对中国就长期禁售。
另外一个是人才。在高科技行业，人才就是企业的命根子。
最近一两年，内地半导体企业在整个东亚疯狂“挖墙脚”，引起日韩两国的恐慌，韩国人放话：不怕中国抵制“萨德”，就怕中国挖人。
韩国人当然应该忌惮，因为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战略的结果。
三星对人才的渴望，从李秉喆时代就开始了。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很早就提出人才*主义的信念。他声称，自己一生80%的时间都用在了育人选贤上。
李氏父子二人，个性差异很大。李秉喆锋芒毕露，善于表达；他有洁癖般的严谨，绝不允许半点差错，上飞机哪怕慢1秒钟，都会对秘书大发雷霆。
李健熙则相反，沉默寡言，很少袒露真心；他为人宽厚，允许下属犯错，且从不过问细枝末节，只关心大方向和战略问题。
但两人在人才问题上，却有着不谋而合的共识。
李健熙掌权后，对人才的重视，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2002年，他曾当着众多社长的面说：“以前，是几十万人养活一个君主；今天一个天才能养活20万人。”
他还以比尔·盖茨为例，说明韩国只要有三个比尔·盖茨，整个国家就能提升一个档次。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寻找三名这样的天才。
尽管性格内向，李健熙对识人却有一手绝活。
当年，父亲曾开除过一名干部。作为高中生的李健熙，却认为此人是人才，建议父亲将他请回来。结果，这个人后来为三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同学看他插手大人的事，挖苦了他几句，他却说：“研究人的功课，我做得是最认真的。”这句话从一个内向的孩子嘴中说出，令人不寒而栗。
李健熙喜欢具有特质的人才，虽然不一定是全才，但一定要在某个领域拥有无人能及的天赋，同时还要有“从马车梦想到汽车”的狂热。
通过开展新经营运动，三星的质量得到飞速提升，但李健熙很快就意识到，要想走向全球，设计是*的武器。
为此，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设计革命。
引领这场革命的，是李健熙从美国请来的两位天才。一位是美国工业设计大师高登·布鲁斯，另一位是IBM神童汤姆·哈迪，ThinkPad的设计负责人。
两人没来之前，三星的设计人员就是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农夫”，他们因循守旧，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打败日本。
为了改变他们的心智模式，布鲁斯告诉他们，要忘掉敌人，专注于设计。同时，要求他们每年到海外学习三次，出国期间，不许说韩语，不许用筷子。
汤姆·哈迪则以自己的经验，为设计师们开阔视野，启发思路，并建议三星引用韩国传统的太极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设计理念。
在两位大师的指导下，三星的设计水平突飞猛进。从1998年开始，三星频频荣获美国工业设计奖（IDEA），成为获奖最多的公司。
为了吸引人才，李健熙打破常规，为他们开出比CEO还高的薪水。他本人则亲赴日美欧等人才聚集之地招揽人才，从全球500强企业里挖人。
如今，三星已建成以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为核心的三级研发体系，同时还推行地区专家制度，每年派遣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
在李健熙看来，“不管这个人才有多贵，只要需要，就一定要招进三星。”而他的下属也清楚，凡是会长看上的人才，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拿下。
2001年，三星盯上一位半导体专家。本来约好9月12日签约，结果头天早上发生了911事件，全美所有航班停飞。眼看事情就要泡汤，人事科科长李宪凤不顾疲劳，连续驾车13个小时，亲自赶到对方家中。
挖人可以不惜血本，但人才守不住，李健熙可是要发飙的。有一次，三星一位总裁被现代汽车挖走，李健熙不依不饶，一直找到总统那里，把人要回来才算完事。
三星最经典的一次挖角，是从台积电挖走梁孟松。
台积电是全球*的芯片代工厂，梁孟松则是台积电的元老，FinFET工艺负责人，其功劳被认为仅次于公司技术副总蒋尚义。
2009年，梁孟松突然从台积电辞职，离职前跟公司签下竞业禁止协议。
之后，梁孟松前往韩国，在一个叫成均馆大学的地方任教。在那里，他只教一门课，每周授课时间不超过3小时，学生只有10人。
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成均馆大学就是三星投资的。台积电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次，梁孟松在邮件中不小心说漏了嘴，用三星的邮箱给导师写信祝寿。
根据后来披露的事实，梁孟松在成均馆大学的学生，都是三星的资深技术人员。
坊间一直将三星在芯片代工上的崛起，归功于梁孟松的“叛变”。但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三星早在2004年就开始做芯片，后来一直替苹果做代工，实力不容小觑。
三星不仅挖走了梁孟松，还曾打过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主意。
据张忠谋自己透露，1989年李健熙到台湾视察业务时，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被他婉拒。李健熙不知道的是，张忠谋早在两年前就成立了台积电。
帝国的隐忧
今天的三星，紧扼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势力可谓如日中天。然而，跟许多盛极一时的帝国一样，三星也有诸多隐忧，如芒刺在背。
隐忧一：财阀死结
三星从创立伊始，就跟政治扯不清关系。
最早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得到李承晚政权的扶持，迅速腾飞。60年代初，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向李秉喆等人开出一个条件：要么加入他的发展计划，要么蹲监狱。
从此，三星就算是被绑上了“政治”这辆战车。从朴正熙到全斗焕，乃至金泳三上台、韩国民主化以后，三星始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韩国政府，有不少高官、检察官、法官来自三星举荐。而三星在每一次关键的历史时期，都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扶植。
90年代进军面板行业，韩国政府为三星提供了60亿美元低息贷款；21世纪头十年，三星又获得87亿美元税收减免，这些钱在当时够建四个半导体工厂。
攻克4M DRAM技术期间，韩国政府牵头，联合三星、现代和LG，赶超日本企业，三年投入1.1亿美元，政府承担了其中的57%。
然而，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伤及自身。
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中，李秉喆被定为非法敛财罪，被迫捐赠了所有财产。
几年后，朴正熙为筹集大选资金，鼓动李秉喆走私糖精，事件曝光后，李秉喆自己背了黑锅，气得他恨恨地说：“孟熙，永远不要相信搞政治的人。”
因为与政府走得太近，李健熙和儿子都曾被起诉过。他自己更是两次被判入狱，一次涉嫌行贿总统，另一次涉嫌偷税和非法转移控制权，所幸均被总统赦免。
在韩国国内，民众对三星的争议很大。尽管其体格庞大，政府和民众也不希望其倒下，但过于密切的政商关系，始终是悬在三星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隐忧二：继承人问题
从李秉喆时代起，继承人就是困扰三星的老大难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氏三兄弟围绕“太子”之位展开激烈争夺，其过程惊心动魄。最终，李健熙胜出，而他的大哥和二哥，却命运多舛。
大哥孟熙失去父亲的信任，远离权力中心，最后客死北京；二哥昌熙因举报父亲，被逐出韩国，最后得白血病死在了洛杉矶。
到了李健熙时代，虽然只有一个儿子李在镕，但烦恼一样不少。这其中，三星的控制权是李健熙最操心的。
多年来，李氏家族通过交叉持股，以不到2%的股权控制着整个三星。在这个链条中，爱宝乐园是关键一环，它是三星生命保险的大股东，而后者是三星电子*的股东。
目前，爱宝乐园的*股东是李在镕，但其控股过程充满了争议。
2008年，李健熙涉嫌以非法手段，向儿子转让爱宝乐园债权，遭到法院起诉，被判入狱3年。此前一年，他因为这件事，已经被迫辞去会长职务。
父亲被判入狱，儿子接班，这事看起来顺其自然。但没了李健熙的三星，仅仅坚持了一年零六个月，就因为冰箱爆炸事件陷入被动。
后来，不光李健熙坐不住了，就连韩国政府和民众也站了出来。政商界大佬纷纷要求放人，总统李明博就坡下驴，以平昌冬奥会的名义，特赦了李健熙。
但三星的劫难并未就此结束。2017年，李在镕因涉嫌向崔顺实行贿，获刑5年。这意味着，三星的权力交接中途夭折。
更要命的是，儿子入狱，老子年事已高。如今的李健熙已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2014年还因心肌梗塞住过院，此后淡出公众视野。
可以说，继承人已成为三星眼下最急迫的问题。
隐忧三：技术短板
尽管三星在内存、面板上实力超群，但它的优势主要在量产技术上，对于原创性技术还存在较大的短板，包括生产设备和基础材料都依赖进口。
这些技术目前掌控在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少数国家手中。
以日本为例，生产半导体芯片需要19种基础材料，日本在其中的14种材料上位居全球*，总的市场份额高达66%。
一大批日本企业掌控着这个行业的命脉。例如，信越化学提供了全球27%的硅晶片；凸版印刷提供了全球30%的光罩（一种模具，用于光蚀刻）。
此外，还有全球*的光刻胶生产商JSR，以及全球第二的玻璃基板制造商旭硝子。
311大地震时，全球半导体产业都跟着遭了殃。
生产设备方面，日本也不弱，在总共30多种设备中，市场份额达37%。其中，东京电子是排名前三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尼康和佳能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光刻机制造商。
当然，这个领域的霸主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几乎垄断了物理气相沉积（PVD）和化学气相淀积（CVD）设备市场。另一个巨头，荷兰的ASML则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
光刻机是半导体生产的核心设备，虽然三星入股了ASML，有优先供货权，但每年砸在光刻机上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
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的威权模式阻碍了它在原创技术上的进步。
在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员工为了向上级表忠心，甚至会将袜子、皮鞋扔进酒缸，当众喝下。这种近乎疯狂的“愚忠”，制约了三星人的创造性思维。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日本企业之所以垄断了基础材料，是他们痴迷于技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结出的硕果。当然，它们也因为“闭门造车”失去了终端市场。
值得警惕的是，三星的技术短板，也是中国企业的短板。
隐忧四：中国追兵
如前所述，三星有很多隐忧，但*的隐忧来自中国的追击。
最近这些年，韩国人对中国半导体的忌惮溢于言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的打法太像了。
事实上，三星赖以成功的因素，中国企业几乎全都具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反周期投资为例，三星通过在行业低潮时逆势扩张，获得在内存、面板上的优势，背后依靠的是强大的威权模式，还有韩国政府的支持。
这些条件别的国家很难复制，中国则轻车熟路，只会比三星玩得更溜。
更让三星胆寒的是，经过多年在半导体上的“失血”，中国政府已经觉醒，不但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还成立了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明星企业正在冉冉升起。
面板领域，通过多年的输血和补贴，王东升领导的京东方已经跃居全球出货量*的面板厂商，不久前更是投产了全球首条10.5代线。京东方崛起的套路和三星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不计成本，越亏越投。
存储器领域，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在收购美光被美国政府拒*，赵伟国领导的紫光集团在武汉组建了长江存储，并于近期推出了*3D NAND闪存芯片。此外，国内还有合肥长鑫和福建晋华两大存储器生产基地。
芯片制造领域，中芯国际不仅挖走此前跳槽三星的梁孟松，还有他的前领导蒋尚义。昔日台积电的两大元老，如今齐聚大陆。尽管中芯国际在制程上还远远落后于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但前途不可限量。
综合各种因素，中国企业在手机产业链上赶超三星，只是时间问题。
结束语
从1938年创立至今，三星已走过近80年的历程。但它真正崛起为世界一流企业，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对手，国内企业没有半点可以炫耀的资本。哪怕经历了手机、洗衣机爆炸事件后，三星的影响力依旧强大到令所有厂商都在惊呼去三星化。
三星走过的路，也是国内企业未来可能要走的路。尤其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整体性突破的前夜和关键时期，三星的经验更是值得国内企业认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