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一个音乐节，从5万人的规模预期，到最后只有3000人来现场，“比安保还要少”，这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个问题，*的回答者，可能就是理想音乐节背后的操盘手城市理想。
今年，城市理想主办的第十届理想音乐节受杭州萧山管委会邀请，本想在钱江世纪公园举办，但因为批文的原因，原定5万人的场地，最终只批了可售票3000人。
一时间，业内关于他们“不专业”、“场地差”、“营销差”的议论此起彼伏。
主办方城市理想CEO吴梓仪告诉娱乐资本论，今年的理想音乐节最初是定在十一国庆期间，由于多个环节出了状况，场地报批、公安受理函等长时间无法敲定，最终才在双11完成了亮相。
因为审批原因，筹备期间面临三次叫停，最初定好的艺人档期被浪费！因此也造成招商无法正常进行，包括线上的付费直播形式，也由于时间紧迫而放弃。
更重要的是，理想音乐节原定的是5万人场地，但当地只安排区级公安来管控，“因为区级报批权限不能超过一万人，最终定为9500人”。
不料在开演前两周，公安又有变化，“临时只批了3000人，每天只能售3000张票，这些大麦网系统都能查到”，以致理想音乐节，成国内史上安保比观众多的音乐节。
对此，小娱特地致电当地公安局，得到了“具体批文是由文化局出具，我们提供安保支持，但具体情况不太方便透露”的回复。
据小娱了解，由于某大会等不可抗力因素，今年下半年大部分音乐节被取消或规模被砍。但像理想音乐节这样，筹备期从上半年拖延到临近年底，实属少见。背后的原因也错综复杂，即有地方对音乐节等业态落地的热切追求，也有公安管理部门对音乐节新型业态的过分谨慎，还有主办方低估地方因素的情况。
总之，理想音乐节的这一处境，对于音乐节产业中的同行来说，既是商业逻辑之外复杂环境的前车之鉴，也是在中国文化生态的一个缩影。
问题起始是场地不合格、合作不靠谱？
如果像往常一样筹备顺利，理想音乐节可能会在国庆期间，在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公园举办七天，并整合行业内的一些优质IP一起落地。
但从场地选择、签约合作伙伴开始，就产生了蝴蝶效应。
“最初来杭州，是受这次的合作方钱江世纪城沿江建设公司邀请。对方是一家国有企业，在去年我们平谷举办的8万人理想音乐节上，他们就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相关领导到现场做了考察，希望理想音乐节能落地在杭州萧山。到今年，这个合作正式达成。”
根据城市理想阐述，按照6月初两方签订的合约，合作方应该已经从政府处拿到萧山钱江世纪公园的场地使用权，并按序报公安拿批文，正式进入为期3个月左右的筹备、市场化运营，以及售票。
但实际上，在签署合约之前，城市理想并不知道合作方还没有拿到政府批下来的场地使用权，而是6月份签完合同后，才拿着主办方的方案向政府申请场地使用权证。
因为此次场地特殊，要拿到这个权证并不简单。
“这个场地，包括附近那一块区域，都很新，场地是没有做过活动的，在公安眼里叫‘生地’。”城市理想表示，生地就意味着消防、安全层面没有完善验收，是不合规的。
在同做演唱会的张总看来，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当地政府部门严谨审批，只批了每日3000人的主要原因。“这个牵涉到谁担安全责任的问题，大型活动安全一定要所有手续合法合规；如果一家演出商去做生地，消防不敢发证，如果公安批了那就是公安的责任”
吴梓仪分析到，合作方的目的可能在于想通过理想音乐节拿下场地的合法报批。“毕竟这当中的成本很高，我们成了开荒者”。
此次理想音乐节总导演王欣嘉告诉小娱，此前其实也去实地考察过，合作方也做了承诺称搞定批文没有问题。“一些地方需要由生地开发成熟地，总要有*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如果能把它开发成一个成熟的场地，以后长期落地会很有期待空间。”
“但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其实很多。”
如此，拿到批文的周期就大大拉长，直到8月底份才拿到场地使用权授权，之后才提交公安审批。
但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波多折：面临三次叫停！
从5万人到3000，十一档延期到双11
“9月初，我们在公安审批过程中，某大会的通知就出来了，10月份所有的大型活动一定要会后才能举办。”吴梓仪告诉小娱，这是*次被叫停。
做过多年演唱会审批的朱江（化名）就告诉小娱，因为诸多不可控因素，今年下半年，大部份音乐节都没有拿到批文。
因为持久未完成顺利报批，邀请理想理想音乐节落地的钱江世纪城沿江建设公司只能将此难题抛给萧山世纪城上级主管机构：萧山世纪城管委会来处理和对接此事。
彼时，杭州萧山世纪城管委会正好在申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的牌照，线上部分已确认和网易云音乐的合作，同时也需要线下音乐内容的合作方来做落地。在了解城市理想对理想音乐节以及音乐垂直落地的内容规划以后，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
城市理想表示，管委会因为理想音乐节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一个负责场地报批，另一个负责当地的企业、商务资料对接。
终于在10月12日拿到了公安受理函，一周之后，距离开演还不到三个星期，公安突然通知该次活动批准人数为3000人。但当时9500张票已经放出去了，城市理想也是按照过万人规模进行了现场舞台、安保设计。现在只能紧急叫停。
对于此事，张总则认为城市理想之前想的太简单了，“落地一定要把公安摆在首位，而且各地标准非常复杂，我们就碰过主管文化的副市长批了，但当地公安局长坚决不批的情况。”
“虽然政府管委会很支持这个事儿，但不能代表公安。”事后，吴梓仪总结道。
而第三次叫停，来的则让她更不理解。“在开演前1周，我们的舞台设备已经到达现场，场地方突然拒绝场地硬化搭建钢板，让我们自己搭建。虽然合约是有明确描述‘必须提供符合音乐节举办的硬化场地’。突如其来的违约让我们措手不及。”
城市理想的运营总监邓奕汝透露，在*次公安协调会上，公安还曾因为担心音乐节当天声音过大，可能会导致周围大楼的玻璃外墙被震落，而要求他们将场地周围办公大楼全部贴上防爆膜。“我估计把全杭州的防爆膜临时调过来都贴不完。”相关人士吐槽到。
在张总看来，“就算有可能，也是质检部门的问题，而不是音乐节的主办单位来解决。”最后公安做了妥协，在音乐节当天封闭了周边所有办公大楼。
在另一位演出商刘涛（化名）看来，过于信赖场地方其实很危险，“场地保安、电工、保洁等等不来卡他们就是万幸了。”
最后，因为临近演出，城市理想只好自己解决硬化等问题，这其中的成本又是十几万。
做音乐节的“天时地利人和”
据娱乐资本论了解，一场具备基础规模的音乐节，应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备，整个运营的筹备期以及宣传票务期应该保证3个月。
很明显，现在只剩下两周时间，于是招商、运营问题让城市理想苦不堪言。
“招商情况惨烈，两周时间根本来不及找冠名、赞助。”吴梓仪坦言，原本国庆档敲定的艺人档期被浪费，只能重新定艺人；本来初步约定的一些商务投放合作伙伴，也因为时间，来不及敲定；原定的线上付费直播也取消了。根据往届数据，线上付费直播能为其带来数百万的收入。
而艺人有所变动，就导致整个批文要重新受理。“我们是10月12日拿到公安受理函的，但那时候却什么都不能做，因为还要重新敲定艺人，再去申报文化部批文。”
最后，留给理想音乐节的营销周期差不多就两周，“还不包括周末，杭州人周末不上班”。
王欣嘉也告诉小娱，当时场地临时要求主办单位自行负责硬化等问题，施工多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因此导致舞台搭建延误了1天半的时间，尽管连夜赶工，在现场也出现了艺人彩排设备以及调音等问题，也就有了后来谢春花经纪人等业内人士对理想音乐节的吐槽。
在演出前几天，地方公安仍非常谨慎，“按照9500人规模制定了500人的安保配备，但调整为3000人的规模后，安保并没有随之做减少，反而临近又增加了100个安保。”
据娱乐资本论了解，最后演出现场时，除了600安保，再加上公安、特警，保洁、工作人员，“大约有两千多人，而观众每天也只有3000人。”吴梓仪苦笑道。
毫无疑问，如果在审批只给每日3000人时就取消演出，也不失为一种降低损失解决方法。但“考虑到已经有乐迷把票一扫而空，很多歌手从国庆档改到现在都在积极配合，更有歌手为了配合档期从ICU出来带病演出，为了理想音乐节这个品牌，我们还是坚持办了下了。”
因为突发的各种状况，城市理想在此次音乐节中也面临了不少的质疑，包括艺人方面的。对此，城市理想的高层表示：“也有演艺同仁不了解这些背景情况，说理想不专业，我们也都欣然接受。但我和解晓东总（城市理想创始人兼董事长）对团队特别理解，因为他们真的已经是*的团队了。”
她回忆起去年上海站的理想音乐节，虽然当天天气是大风黄色预警，但依然坚持做了下来。“当时线上的收益，甚至超过了线下的收益。天气是不可控因素，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提前三个月就在稳步推进每一个环节。”
而负责整体内容策划和现场运营的总导演王欣嘉，有着十几年的音乐节操办经验，他认为此次原因有很多，但团队的专业度并没有问题。“我曾参与过1999年喜力节拍音乐节的筹备、录像工作，这是国内*档音乐节。2000年也参与了，到2001年第三届，就进入到了导演组工作。”
总结起来，吴梓仪认为要成功举办一场音乐节，除了运营能力的考验，更需要对合作伙伴、环境和文化做出准确判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在小娱看来，所谓天时，大概指的是地方政府部门和旅游景区是否能作为音乐节重要的推进方。核心是，他们能否通过音乐节打造城市和景区名片，吸引人流，进而带动当地产业链。
所谓地利，更多的则是当地公安审批部门能否理解和支持音乐节这种形式，尽量减少像本次理想音乐节出现的“多次减少审批人数”、“要求在户外音乐节里面摆座位”等情况。
所谓人和，按朱江的说法：“无论主办方在节目制作方面有多专业，在中国办音乐节，更重要的是把演出落地摆到首位，要充分做好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