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非洲淘金梦：从按摩院到发电站，上万中国企业家在非洲做生意

　　不久之前，一类短视频广告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流行起来：一块简易小黑板，写着“某某，我爱你”、“生日快乐”或“买某产品，找某某，非洲人都知道”的字样，随后，10多个非洲小朋友，跟着画面外的操普通话的拍摄者，大声流利且语气铿锵地喊出黑板上的词。

　　在淘宝，买家只需付上大概200块人民币，等待两天后就能拿到这些最长不过20秒的视频，用来推广自己的生意或者为亲朋好友送上祝福。

　　商家在国内接单，另有身在非洲的中国商人进行拍摄——这可能是如今非洲大陆上涌现的各路商机中，距离普通中国人最近的一次。尽管“非洲举牌小孩”一经走红就引发了诸多争议，并在最近被淘宝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下架。　

　　在东非赞比亚，来自河南杞县的理发师谢行，此前也把“原本给朋友庆祝生日的视频”做成了生意。不过，谢行的主业是理发——“给当地中国人剪头发，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差不多两万人民币”。

　　一年前，在已站稳脚跟的朋友帮助下，这位90后手艺人东拼西凑了8万元人民币，携妻女一道飞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开了一间约20平米、仅有4个座位的理发店。

　　在赞比亚，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在这里“做贸易，做加工，还有做农场”，他们愿意花上大约70块人民币让中国理发师打理一次自己的头发——这个价格比国内高出许多，谢行说，“同等档次的理发店，在国内只能收10块钱”。

　　从国企高管到民企商人，甚至个体生意人，正利用在中国快速发展中积累的各色经验，涌至非洲这片广袤而落后的土地上寻找“淘金”机会。他们来自北京、河南、江西和浙江等各个地方，生意有大有小，小的有如同谢行月入万元的理发店，大的有价值上亿的工程合同，但一个观点很普遍：“非洲的生意比在中国好做。”谢行说。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谢行此前与参与广告视频拍摄的非洲黑人小朋友合影

　　“在淘金者云集处卖水”

　　约12个小时的直飞行程结束后，来自毛里求斯的帕苏拉美（Neeven Parsooramen）抵达北京，这是他中国行程的*站，随后他将飞到上海和深圳，以每天一个城市的速度向潜在的中国企业客户兜售在非洲大陆上的投资机会。帕苏拉美的速度与中国商人在那片土地上的高速投资节奏相匹配。

　　帕苏拉美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在毛里求斯度过，他是这个距离非洲大陆约2000公里的印度洋小岛国上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一些外来企业会在这个经济自由度颇高，且在非洲地区经济*的国家先探探路，以寻找非洲大陆上的投资机会。有接近1万家离岸公司设立于此。

　　与他共同寻找中国投资者的，还有来自南非、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各国律所的同行。安排这次行程的柯杰律所（Cathay Associates）以跨境并购交易的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它通常要寻找中国客户，为其提供涉及国内法律的解决方案，并由其非洲伙伴提供落地服务——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打上中国印记的资金来自拥有国有资本或私人资本背景的众多公司，它们正是帕苏拉美的潜在客户。帕苏拉美和同行为这些并不熟悉非洲法律环境的中国企业提供帮助：提示法律风险，协调投资进度，并且游说当地立法和行政机构以获得更优惠的投资条件。柯杰在莫桑比克和南非合作律所的合伙人说，“政策不稳定及官员腐败是常态”，对于决策速度快乎寻常的中国企业来说，要在这样的地方投下真金白银，法律服务不可或缺。

　　此前，帕苏拉美的客户通常来自欧洲和北美。然而，当这些曾经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放缓了在非洲投资速度时，敏锐的中国投资者嗅到了投资缺口下所蕴含的机会。在淘金者云集处“卖水”，帕苏拉美不愿意错过这笔大生意。

　　上万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做生意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但那时商业并不是最主要考量的因素。坦赞铁路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工程。这条长达1800公里的铁路，将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与赞比亚中部一座城市连接起来。而中资企业以商业为主要考量的投资，则兴起于若干年后。

　　新世纪即将开始时，数量众多的中国企业——先是做小生意的中小企业及个体户，而后是做庞大基建生意的国有企业——均试图寻找在这片古老大陆上发财的机会。

　　基于中国政府的数据，过去十年间，中国对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从2004年的10亿美元迅猛增长至2015年的350亿美元。

　　然而，咨询机构认为这一数据稍显保守，麦肯锡（McKinsey&Company）发布了一份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八国实地调研的报告称，若将非官方渠道的流出资金统计在内，中国流向非洲的资金将比官方数据高出约15%。因为并非所有进军非洲的中资企业都在中国政府处登记。

　　麦肯锡的调研说，在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八国中，中资企业的数量是在中国商务部注册的2-9倍，它推测有超过一万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做生意。

　　这家咨询机构预测，中国有望在十年内超越美英法等传统在非投资大国，成为这片大陆的*金主。截至2014年，中国在非洲累计投下约320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排在美国（790亿美元）、英国（710亿美元）及法国（700亿美元）之后，名列第四，但相较这些国家中最高仅约11%的投资增长率，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年均25%的在非投资增速预示了它的潜力。

　　“这里时间倒流了”

　　“在中国没有后悔药，到非洲是有的——因为时间倒流了。”王文明曾是中国商务部的一名官员，如今，他放弃公职后，创建了一个用于展示非洲投资信息及对接相关项目的网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95%的非洲国家工业、农业几近空白，几乎各行各业都需要投资。这些国家鼓励外来投资。”

　　中资企业投资非洲，推动力之一，是热爱冒险的中国商人对于快速变动市场的偏好：市场不确定性高，但利润丰厚。投资者的想法并不复杂：“国内市场劳动力价格飞涨，那就得找利润空间更高的地方，有一部分找到了非洲。”麦肯锡非洲调研项目的负责人孙辕说，这种投资关系“之所以有持续性，因为它相当市场化”。

　　对于如何赢得这一市场，中国冒险家们经验丰富。非洲市场“发展迅速、不确定高、制度变化快”，这与几十年前的中国类似。麦肯锡的报告指出，成长于一个类似的环境，帮助中国商人“锤炼出良好的风险耐受度、实战经验和管理技巧”。

　　投资非洲的另一推动力来自中国政府，它在中资企业如火的热情上添了一把柴。目前，中国政府试图在其倡导的跨境经济带中不断扩展影响力。最近的动态是，中国领导人在2015年底，承诺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发展援助资金，以促进非洲经济发展。这些资金一部分是无息或低息贷款，另一部分是投资基金。

　　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进展顺利。2017年5月31日，连接东非国家肯尼亚港口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的铁路通车，与多年前的坦赞铁路类似，这一造价38亿美元的大体量工程由中国国有企业承建，并由中国的银行机构提供超过九成融资。

　　从按摩院到基建制造

　　事实上，在非洲建筑与房地产行业，中国工程承包商已获得50%的市场份额，这得益于中国企业的巨大成本优势。麦肯锡在报告中转引一位匿名非洲官员的话说，同等资质实力下，中国工程承包商的报价“往往比第二低价还要低上40%左右”。

　　中国将快速城镇化中积累的建设能力输出到了非洲。柯杰律所在津巴布韦、南非和莫桑比克合作律所的合伙人都说，中资企业在该国承揽众多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正在建设的发电站、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都能看到中资企业的身影。另外，中国金融机构也愿意为这些项目提供相对完备的融资支持。

　　麦肯锡报告指出，中资企业的另一长项是制造业，有大约1/3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集中在这个行当，拿下了大约12%的市场份额。中资企业的产品大部分在非洲销售，从本地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与制造业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本土压低利润以求生存不同，非洲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让中资制造业企业活得颇为滋润。

　　“我预计一年内就能收回投资，因为我们的产品目前市价相当高。”在肯尼亚的一位中国制造商说。

　　当然，这不仅是大企业们的机会，与谢行类似的个人淘金者们也愿意到非洲“赌一把”。

　　万千冒险家中有一位叫高箭，这位白手起家者的非洲“淘金”之旅大获成功。高箭现在在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做贸易生意，并投资有土地，持有一间健身房及一家按摩院，“收获了极其丰厚的回报”。

　　但五年前，当这位出生于1985年的年轻人鼓起勇气来到非洲时，他只会一点英语，完全不会这一地区普遍使用的法语，为邻国塞内加尔一位中国商人打工；更早前，他是河南少林的一位习武者。

　　谢行与妻子为理发店“冰冰发型工作室”制作的招贴广告及内景

　　超过9成是私企

　　当中国投资迅猛增长，并非所有人都了解“这艘行进中大船”的细节。常有的一个误解是，中国国有企业获得了这些投资机会中的大部分。尽管中国国有企业承建了众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且这些已经结束或者正在快速进展中的建设项目造价昂贵，但事实上，非洲大陆上超过一万家中资企业中，超过9成是私人企业。

　　这些以盈利为最终目标的私企在经营上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决策果敢，行动迅速，进退自如，并愿意承担更大风险。其中一个案例是，一位中国商人只去过西非国家科特迪瓦一次，并且语言不通，但他当即拍板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建起了一座生产聚氯乙烯管道的工厂。

　　麦肯锡方面认为，相较之下，国企在非洲投资面临着更多约束：除“需要综合考虑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外，它们“一般没有直接决策权，需要首先上报给国内总部审核批准”。

　　同样，在挣钱的效率上，私企也较国企更高。麦肯锡的调研结果显示，在2015年，有32%和24%的中资私企的利润率分别是大于20%，以及10-20%之间；但只有17%和16%的国企达到这一利润率。甚至，有约1/4的国企处于亏损状态，而私企仅有12%在亏损。

　　国企更低的利润率容易让人产生另一个误解：这些政府背景的企业并未将商业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不过，市场中介机构和咨询机构都不认同这一说法。

　　麦肯锡认为，作为复杂的综合体，中国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往往代表多方利益，因此“简单的集体行动”并不存在。“一家国企的子公司通常会与母公司或兄弟企业争抢同一项目”，市场中介机构“非洲专家网络”的联合创始人赫鲁比（Aubrey Hruby）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调侃了国企对这些项目的激烈竞争：“竞争公司的高管们经常光顾酒店大堂和当地中餐馆，激烈的争夺可以拿来写小说”——这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经营的一个侧面，似乎与世界其他各处的激烈商战没有不同。

　　“叮咚！”帕苏拉美的手机屏幕点亮，他的中国客户给他发来一条微信消息。他的律所现在运作着多个中国企业在非投资项目，微信是工作沟通手段之一。“有一个太阳能发电项目，两个水产养殖项目及一个采矿项目。”随着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大举扩张，帕苏拉美希望扩大他的客户规模。

　　而谢行说，“我十二岁小学毕业出来打工，男儿有志走四方，在哪里不是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