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因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60多岁，他坐拥年创利税近200亿的烟草帝国，被尊称为“老爷子”，却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褚时健无疑是中国*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
从“红塔山”到“褚橙”，从“烟草大王”到“中国橙王”，作为罕见的、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其跌宕悲辛的人生也成了*的心灵鸡汤。
烟草帝国的“老爷子”
1949年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果敢。因为这些优秀品质，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政府官员的生活。他的直接和执拗，使他在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被打为“右派”，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
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即便是整日互殴的造反派，都舍不得把他这个“能人”往死里整。
褚时健很快等到了他的机会。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在破败的旧式烟厂里，他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他大刀阔斧地对这个半作坊式小厂进行改造。一方面，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另一方面，引进品种改善种植，从源头帮烟农种出好烟叶，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更关键的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员工待遇。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尤为难得，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烟厂老员工回忆，起初当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烟厂工作，褚时健来了一两年，大家就争着要进烟厂。
好运接踵而至。1988年，云南连发两次强震，中央财政无力支援，决定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与此同时，国家还放开了名烟的价格管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褚时健同时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
在这样的体制下，红塔山迅速崛起。1990年，玉溪卷烟厂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第三名，此后一直高居榜首，撑起云南财政半壁江山。烟厂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褚时健也走上了人生*，“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荣誉接踵而至。
自此，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成为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褚时健的条子和电话。他身边的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如今红塔山400多亿的品牌价值，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被判无期徒刑的“阶下囚”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女儿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据其律师说，那一年的中秋节，褚时健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据1998年1月新华社的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可即便如此，一些媒体对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一位论者曾这样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
84岁再成亿万富翁
2002年，褚时健因为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而保外就医。他向昔日朋友们筹了1000万，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疾病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
驯化满山的冰糖橙，褚时健用了6年。起初，橙子的味道不行，销量也不畅。全靠褚时健昔日的朋友、徒弟们帮衬，云南的几大烟草公司就把哀牢山的橙子消化大半，“褚橙”都还没出来就高价预定了大部分作为员工福利。
但就像当年褚时健出山并非仅凭时机，现在，他也不想全靠人脉。他又用上了烟厂的那套打法：重视技术，利益共享。事实证明，这在种橙子上同样奏效。
他对肥料、灌溉、修剪都有自己的要求，工人必须严格执行。种橙期间，遇到任何难题，他的*反应就是看书，经常一个人翻书到凌晨三四点。他不上网，但是每天看报、听收音机。
“管理果园和管理烟厂一样，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褚时健说，以前这些农民在家乡种玉米、种甘蔗，一年就赚一两千块，现在跟着他种果树，一年赚四五万。
2012年，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2400亩“橙园”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褚时健意识到人脉关系渠道不是长久之计，2012年，经过生鲜电商平台“本来生活”网的社会化营销，“褚橙”挺进北上广，成为全国范围的励志象征，被称为“励志橙”。84岁的褚时健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2014年12月18日，褚时健荣获由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特别致敬人物奖。
关于种橙的理由，媒体报道过的有几个原因：一是，闲下来，身体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二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三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之论调。
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为声名所累
褚时健再次证明了自己，却也为声名所累。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去哀牢山拜访，青年想从他那里得到智慧，企业家想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媒体想从他那里得到故事，官员想从他那里得到助力，也许更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要一张和褚时健的合影。
2013年，在地方政府的盛情下，褚时健“不情愿地”上马了一个新项目——褚橙庄园。云南省计划5年内在全省打造100个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庄园。建成后的褚橙庄园，将囊括当地上万亩冰糖橙果园，容纳游客在庄园内吃住。
褚时健并不相信这个投资2000万元的庄园可以产生政府所期待的效益。建这个庄园，他需要出资600万元，其它部分由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三级政府承担。
“一年最多1/3的时间有人来，其余时间都闲置。我一年要拿100多万来补贴这个庄园，不然人家来了吃不好住不好。”褚时健说。
2014年11月20日，褚橙庄园开门迎客，游客如织。当日，云南网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为“不经历风雨何以见褚橙”，褚时健在剪彩现场发表了一段简短的发言，他说：“没有经历的人，无法想象其中的艰辛。”
当媒体问他：“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这个事应该由别人来说。我想，十个人评价，应该有八个人是公道的嘛。”
“但有一点，我在做事的时候，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这是我的优点。”褚时健说，“我的心态是不计较社会对我的不公平。因为现实你没有办法，多少人都得低头。别人说我们这一家，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
结语
中年一飞冲天，老年跌入谷底，却能以八十高龄绝地反弹，褚时健人生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褚时健，他都已经成为这个特有时代的符号人物，更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象征。就像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对褚橙庄园的期望——希望能建成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摇篮，在褚时健的传记《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中，王石为之撰写了序言：“褚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一种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