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首创集团前董事长刘晓光于19时左右离世。随后，冯仑、王功权、任志强、潘石屹等大佬纷纷发文追忆这位地产界长者的离开。
刘晓光，何许人也？
他，出生于1955年2月。1970年，在父亲的安排下，15岁的刘晓光远走新疆参军，直至1975年复员回京。1978年恢复高考后，刘晓光报考北京商学院（现为北京工商大学），并于四年后获得商学士学位。1982年至1995年期间，刘晓光曾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处长、委员、总经济师、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1995年，刘晓光临危受命，加入重建首创集团。2015年，刘晓光卸任。首创集团已稳稳树立起四个核心主业：水务环保、基础设施、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集团资产超过1600亿元。其中，最知名的是在A股上市、专做水务市场的首创股份（600008）和在H股上市、以地产为主业的首创置业（02868）。在基础设施领域，承建北京地铁4号线、14号线、16号线。2015年，60岁的刘晓光选择退休，而后投身环保事业。
以上便是刘晓光的事业线，在时间的流水账里，旁人无法读出光阴里的跌宕起伏以及当事人的成事艰辛。如今，所有的过往和人事纠葛都在昨日定格。这也正应了刘晓光喜欢的那句诗，“人生苦旅踱步，终似一缕春风”。终似一缕春风，随风而去。
一个亲切的技术派“官僚”
从任志强、冯仑、潘石屹、王巍等人以及媒体的追思可知，1982年至1995年期间的刘晓光就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历任商贸处的副处长、处长、总经济师升任计委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是一个技术派官员，年轻而又“使命感非常强”。
冯仑认为刘晓光的官，“不算大，但也不算小，至少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在刘晓光担任北京市计委的副主任时，两人打了不少交道，从认识刘的第一天开始，冯仑就觉得刘不是一个官僚，“他也不会用为官的那套标准程式和语言把你拒之门外，更不会用官僚的那种目光去审视你，他会设身处地地替你着想，帮你解决问题，关心你的项目和企业。”
对于冯仑的评价——替你着想以及非官僚，任志强并不认可。任志强在一次会议上，曾向刘吐槽：我84年时候，拿着文件跑到市政府去找他审批，成立有关的公司。我进他办公室以后，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出去等着去”，我就跑到走廊里等着。等到12点该吃饭了，他出来了，他说“外头还有一人呢”，他早把我给忘了，典型的官僚主义。我跟刘晓光是就是从那儿认识的，我每次都到他那儿盖章，每次到他那儿去审批，他就跟你说外头等，等4个小时以后他才想起来外头还有人。但是有一个好处，你等的时间长了他就理亏就会给你盖章，如果不理亏,吃拿卡要都来了。
任志强必并不是唯一等待的人，他的“好基友”潘石屹也是。在潘石屹的博文《纪念刘晓光》，潘回忆了二人初见的情景。故事发生在1992年，潘为了跑批文也找到了刘晓光，“我们项目批文一直在等待中，我十分着急。半夜一点多钟，我还在北京市计委的门口等着。刘晓光加完班出来看到我，说大冬天的别冻着了，明天下午你来我办公室吧。结果，第二天我就取到了批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刘晓光，跟他打交道。”
在北京计委工作这一段时间，善于借势学习的刘晓光，通过不断和商界人士打交道，逐渐成长为一名既懂政策，又懂市场的技术型官员，甚至代表北京市政府去香港拉融资。
刘晓光曾事后回忆，“政府的工作经历使我从审批人、权力拥有者的角度，坚持‘以权谋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申请项目，就必须告诉我项目运作的法则、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对外汇、外贸、旅游、地产、外资和股票等领域都有了一定了解。”
或许，正是这段“以权谋知”的经历为刘晓光临危受命，1995年主事首创埋下了伏笔。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奇妙，悄无声息地在人的生命历程里大大咧咧地落墨，而后粗笔勾连，完成一幅或传奇或跌宕的画卷。1995年下海的知识分子或官员，也有另外一个称谓，“92派”。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作家陈晓守曾著有同名图书《九二派》，以记录1992年前后，这代企业家的理想与商道。而更大的时代背景是1992年邓公南巡，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
这一批企业家，对于中国以及中国商业史的意义非凡。著名宏观经济学家胡释之指出，官员下海，从一个分配别人的财富的人变成一个给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的人，从一个维护体制的人变成一个瓦解体制的人，使得这批企业家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其他企业家一道，真正支撑了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成为改革的动力，助推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
实业报国，带着枷锁跳舞
1995年，原隶属于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计委和市政府办公厅的17家国有企业组成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刘晓光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时代的安排，走马上任首创集团。这被媒体形容为“临危受命”。 其中的“危”指的是首创集团当时的“三无”，一无周转资金、二无盈利产品、三无核心产业。
为了“救治”首创，刘晓光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改制。“改制后，我们提出来，只要是亏损的企业，就立即消灭。”从1997年到1999年，两年之内，首创集团消灭了下属的8个企业。当时的大锅饭还没有被打破，向体制宣战的刘晓光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避免暴风雨来得过于猛烈，刘晓光采取的方式是给下属企业2000万资本金，“我们提出来亏损一个消灭一个，亏损就消灭”。被消灭的下属企业要上街，“我说你敢上街，我就告你，为什么我告你呢，我给了你2000万的资本金，你没给我挣钱，亏了，你还告我？我先告你得了。”
同期，刘晓光也逐渐摸清，并确立了首创的发展理论，“以投资银行业务为先导，以产业为背景，用投资银行业务的血液去支撑产业的发展，用产业的利润支撑投资银行的发展，两个轮子一起动。”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首创还创造出了金融三角理论，也即金融牌、上市公司牌、产业牌。 “三角互动，企业才能发展迅速”。
在2013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何打好三张牌，刘晓光做了更详细的描述，“首创集团主要是在地铁、高速路、基础设施方面具备实力。一般来讲，首创集团去拿重大资源、项目，然后下属公司跟进。集团可先介入城市一级开发，然后首创置业进行二级开发，或者在与地方政府合作时几个产业打包来筹划投资。资金来源方面，公司将从单一的股权基金运作转变为股权基金与债权基金相结合的形式，另外将与知名的权威的管理运营公司进行合作，不再是由首创全部运作，逐渐从重资产向轻资产模式转变。如丽泽商务区的打造，就是首创置业加上几个大的国际投资商一起运作。”
后续的发展逐渐证明了首创发展理念的正确。在首创发展的第二个五年里，首创证券、首创股份、首创置业相继成立或上市。其中，2003年，首创置业在香港的逆市上市最为“凶险”。2003年，SARS肆虐，北京、香港恐惧笼罩，人人自危，愁云惨雾造成的经济萧条令人忧心。但刘晓光做出了逆势上市的决定。2003年5月22日，刘晓光携首创置业总裁唐军、副总何光，轻装简从直飞香港。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描写了旅途的情景，“当时飞机场冷冷清清，他们测体温后登机。飞机上仅有7名乘客，每人戴两层口罩”。
机场的冷遇以及SARS的威力延续到香港的资本市场，与人联系约谈，好心人劝刘晓光一行打道回府，有的人则直接说：“你别来，来也不见，你就是戴着口罩也不见。”在此情景下，刘晓光只好利用原有的人脉关系搅动香港的资本市场，一些投资机构也在游说下，逐渐认可北京市场，认可首创置业。5月31日，承销商汇丰银行来电，让他们即刻返港，市场发生变化，开始复苏。一切尘埃落定，刘晓光不禁感叹，“大鼻子的钱不好拿啊！”
在首创创业过程中，并不全是努力之后都能够有所收获。2004年，为了进行所有制方面的突破，刘晓光与美国KKR和黑石等国际资本巨头合作谈判，但被证监会和国资委叫停，最终不成。
“当时证监会和国资委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我们用其中几个上市公司的市值的90％跟别人对价，这样外国人肯定不干。当时的市值一只股票就20多块钱了，怎么对价啊！国际私募我们失败了，至今我还记着这个事。”刘晓光回忆道，“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让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上循环的重大举措。如果当年做成了，一定会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改革史上的大事件。”
这件被媒体反复提及的“憾事”的背后是国有企业经营者面临的普遍困境——国企的体制和机制，刘晓光并不缺乏同行者，他们都在尝试在既有的框架里面突围，当往往被现实打败，有时候“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可供斡旋融合的空间。面对“高墙”，刘晓光也曾义气地表示，1995年，从头再来，选择做民企。
但是刘晓光们的努力或许终会有价值的。一如刘晓光对另一件事的自白，“我觉得这可能是历史的必然，就跟火车轨似的，总要有枕木，列车才能真正地跑起来。此外，正好这一代人出于这个历史阶段，他们所做的艰辛努力，可以为未来奠定基础。”
离开，付诸余生于环保
卸任之后，但据知情人士向媒体爆料，刘晓光休而不闲，参与了一个做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建设及运营的项目，目前已经推出一个叫“充电侠”的品牌。其实，刘晓光与环保的缘分不浅。早在2003年，还在首创任上的他，下决心要为治沙做一些实事的时候。性情催动之下，他拿起电话一个个游说，号召起了80位企业家和他一起来做阿拉善这个“伟大的事业”。如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经成为中国NGO组织的标杆。
有报道还称，刘晓光还投身于另一个舞台——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过耳顺之年的刘晓光老骥伏枥地表示，“毕十年之功，建立四大平台，形成一个机制，一种态势，产生一个个结果。”
只是天不假年，人生苦旅踱步，终似一缕春风，留下生机与遗憾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