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2008年起欧洲经济始终处于动荡之中，然而瑞典一直能独善其身——甚至还加速了经济发展。
凭借独特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融汇、众多富有远见的技术*，以及面向全球的创业公司和有效的政府政策，瑞典，尤其是其首都斯德哥尔摩，早已甩开其他欧洲同僚几十条大街。
许多享誉全球的品牌背后，我们都能看到瑞典的身影，比如宜家、Spotify、Skype、爱立信、H&M、伊莱克斯和沃尔沃；还有知名技术领导人也有不少来自瑞典，像Skype的Niklas Zennström，Spotify的Martin Lorentzon和µTorrent与Spotify的Daniel Ek。
斯德哥尔摩的人均独角兽创企产出量是全球各大城市之最，并且在2014年——这个只有80万人口的城市——吸收了欧洲技术领域15%的国外投资。2014年由Google赞助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斯德哥尔摩约有22000家技术公司，并且该市18%的劳动力都聚集在技术相关产业。
从2000到2014年，瑞士共有263家创企成功退出（被收购等），总价值达237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其他北欧邻国挪威（75家，总值105亿美元）、丹麦（58家，总值74亿美元）和芬兰（91家，总值63亿美元）。仅2014一年，整个北欧退出的创业公司中有一半来自瑞典。
瑞典的这些显著退出成就中值得一提的是King——每日用户几近5亿的游戏Candy Crush的开发商，这家公司在2015年11月被Activision Blizzard以59亿美元收购。自eBay于2005年以26亿美元价格收购了Skype之后，未来的独角兽创企如雨后春笋般在这个国家涌现，其中不乏Spotify、King、Mojang（Minecraft）和金融技术创企Klarna。
另外与瑞典东边接壤的芬兰也一直在试图振兴其创新行业，虽然北欧这片小小的区域只居住了全球3%的人口，但是他们却创造了全球退出总值的33%。
哪怕常常被误解为社会主义乌托邦，瑞典近几年来一直采用创新条例来保持国家预算平衡。根据政府官方网站显示，1996年遭遇了严重经济衰退之后政府便为政府支出设置了一个上限。其他一系列机制也被用于确保“不累积高负债，不把债务压力留给下一代”的准则。
今天，瑞典可以向世界炫耀自己的低水平国家债务、相对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还有健康的银行系统。这样一个健康的经济状态给予了瑞典本地企业家充分的信心去投资创业公司和创意。此外，瑞典还积极支持本地创业公司，有些人甚至还认为瑞典政府决定投资研发是推动该国创业公司成功的一大因素。
北欧创新研究所的高级顾问Donnie SC Lygonis表示：“创新与研发息息相关。在研发领域，瑞典名列欧洲前三。2009年的数据显示该年度GDP的3.6%用于资助研发，而泛欧盟的研发投资目标到2020才预计只有GDP的3%，显然瑞典已经遥遥*。瑞典的研究基金中有极高比例资金来自私人基金会和非盈利组织机构。
这个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也只有英国能超过瑞典。另外在瑞典，研究基金来自企业的比例则相对平庸，但是总体而言在瑞典的大学里用来科研的经费15%是来自这些私人、非盈利和企业资金——如此高水平的比例足以和美国相媲美，能够超越的欧洲国家也为数不多。”
瑞典连续创业者，Incentive的CEO和创始人Richard Hansson认为：“创业公司的成功，瑞典政府功不可没。比如说，政府项目提供了各种种子基金项目，比如 ‘市场验证’项目为创业公司提供补助金帮助他们顺利起步。此外，政府出资的技术孵化器也在鼓励创业创新。”
有此见解的不止Hansson一人，Lifecensr的CEO兼创始人，也是瑞典外交部前资深顾问的Claudia Olsson深有同感。他说：“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政府为技术基础建设投资下了狠功夫，创造了全球屈指可数的数字经济，正是这样的经济环境孕育了Skype、Spotify以及Mojang这一类公司。除技术优势之外，政府也为勇于创业的企业家提供了有利的社会保障。创业路上他们可以享受相对高质量的生活！”
另外Hansson还将瑞典如此之高的技术造诣归结于一个常人意想不到的原因。“瑞典技术创业公司广泛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创业者都有相似的出身。Commodore 64培养了*代对编程感兴趣的人，特别是游戏类编程。如今瑞典最成功的两家游戏公司King和Mojang，他们背后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在80年代靠着Commodore 64激发了自己对编程的热情。”
瑞典几十年来的成功事迹同样离不开某些文化标志的功劳。有些人认为“詹代法则”贡献良多，所谓詹代法则可以认为是一种视集体高于个人努力的心理。不过詹代法则的意义在今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人视其为对平庸的褒扬。
“企业中的平等和扁平化制度——也就是不管职位高低，每个人的意见都应能得到重视，如此观念在当今快节奏的创新环境中表现出了强大的优势。可以说这种观念其实就是源自于詹代法则，尽管传统意义上的詹代法则如今带有了更多贬义色彩。”来自Deliberate公共关系部的经理Caitlin Collins说道，他任职的这家公司与瑞典创企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虽然在创建意见一致的和谐文化方面，詹代法则确实有着积极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样的思维到底能否孕育出像Skype、Spotify还有Klarna这种具有颠覆性的企业值得怀疑。
很多瑞典人认为詹代法则是一个贬义词，并且他们认为詹代法则阻碍了创新思维。毕竟，创业公司的存在意义就是挑战已有的传统法则、思维模式和框架，创造更优质的可能性。
如果说文化特点和瑞典政府的积极协助促进了创业公司的起步，那么保守的财政政策和规章制度则维持了这些创业公司的生存。
Axis Communications的总经理Fredrick Nilsson解释说：“瑞典的企业在财政上极其谨慎负责——没有豪华酒店也没有头等舱旅行——哪怕是管理级别的人物也没有这种奢华待遇。每一分钱他们都要用在刀刃上。瑞典的创业公司都有长远目标。尽管这样一来公司取得突破进展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但他们的生存能力也更强；而且很多创业公司都有一个或多个强大的领导人，注重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构建，并向市场上的长期合作伙伴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
传统瑞典文化性质单一——以路德会价值观为基础，是一个慷慨的发达国家。如今瑞典虽以逐渐走出这一形象，但这个国家仍保持着极易识别的文化特征——强调大政府和团队思维。
Yubico的CEO兼创始人Stina Ehrensvard说：“瑞典的文化十分特别，受过高等教育、思想独立的人同时又擅长团队合作。瑞典的社会福利系统非常完善，为人们创业冒险解决了后顾之忧，我们没有战争的纷扰，我们的人均创新居世界首位。”
近年来由于移民不断涌入，瑞典也一直饱受住房紧缺的困扰。即便如此任何本地或者全球问题在短时期内依然难以威胁到这个北欧技术大国的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