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9日，“《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召开，在大会五：金融监管的架构与协调环节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等人发表了演讲。
《财经》杂志金融组主管编辑
“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是两回事，不能放在一块说。监管的独立性很简单，就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落实让市场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在监管问题上，没有别的权力，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稳定市场。”11月19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作出表示。
高西庆反对在目前合并一行三会，但他建议需要一种更统一的方式来管理，“如果把它合起来的话，以我们目前的公共治理系统，出的问题比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很多。”
“所谓监管架构的改变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能说猫和老鼠到底谁在前，这说不清楚，它肯定是互相刺激，相辅相成的。我们之所以重提综合监管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的综合经营了” 1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扬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对于金融体系的综合经营，李扬表示要从两方面看待：一是机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构事实上是全能银行，有很多机构事实上是金融控股公司。当局也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结论。机构层面的混业在中国已经大规模发生了。机构混业，在微观上是混业，若在宏观上保持分业的格局是不合适的。二是产品。中国的一些混业最早是从产品层面开始的。对不同的当局用不同的框架加以监管，肯定会出现过度监管或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的发展等等，就会进一步使得混业的格局在产品层面上大规模的模糊。再加上互联网金融，可以有个结论就是在产品层面上已经混业了，机构混业，产品混业在监管方面一定要跟上。
“监管的框架还需要讨论。”李扬觉得，在做设计的时候，有几个问题要考虑：一是货币部门和金融部门要分开。创造货币的部门和运用货币的部门是不一样的。监管应当有所区别。货币部门是创造货币的，金融部门是将提供到市场上的货币进行有偿的转移，这种转移可以用债券、股票的方式，总之，它与货币创造无关。所谓的影子银行，虽然它叫银行，但它其实是金融部门，它不创造货币。因此，影子银行应该归到金融部门一类。保险，保险是不是金融，理论上也有争论。最近这些年来，保险又上市，推出它的融资功能，做了很多事很令人瞩目，但现在全世界的保险业的发展还是回归保险，保险是一种跨期的金融资源的配置，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问题。我初步的想法，我们这样的分业还应当保持，因为它是不一样的。于是，货币部门统一的必要性比较大的。
对于货币和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李扬指出，中国谁都不否认它的必要性，但都想协调到自己的架构里来。所以，在中国一个理念如何具有可操作性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在理论上搞清楚货币和金融监管是有区别的。
李扬最后强调，“我们有必要对于银行货币、信用部门的监管统一起来，保持证券和保险监管的相对独立性。”
“你把它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超级的金融监管机构，难道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不是简单地说，因为有了综合经营，就要把监管机构合在一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一定做到。”11月19日，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宋敏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他指出，监管的本质应是依法监管，公开、公平、公正，还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监管，而不应该有过多的行政的干预。“监管更多的是执法的过程，跟短期的波动应该区别开来，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考虑周期性的因素，微调或者通过刺激，但监管不应该频繁的变动，监管是一个法律的概念。”
“因为混业经营，即使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也需要加强协调，特别是在信息方面的共享，这是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做的。”宋敏进一步强调，在目前分业监管的基础下，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本身的功能可能都没有发挥的很好，中间有一些协调问题，有顶层设计的问题。
“成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协调机构，特别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这是应该做的。但千万不能把协调机制发展成另外一个行政干预的工具，这样的话，就本末倒置了，还是要坚持监管体系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他表示。
以下为宋敏发言：
宋敏：谢谢主持人。我想接着李扬先生的话题，金融监管的逻辑，我们一会儿分业监管，一会儿综合监管，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慢慢适应的这样一个金融监管的逻辑。我们都知道，所谓分业经营的理念，包括后来慢慢延伸出来的分业监管的理念，也是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背景下推出来的。李扬先生也提到了格拉斯迪格尔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监管规则，它的基本逻辑是混业经营里头有很多的利益冲突，在大萧条，股市的崩溃过程中，已经很明显凸现出来。
总体来说，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其他的金融服务，银行起到支付、清算，包括货币政策的功能，国家需要在银行方面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整个格拉斯迪格尔的法律体系里，对银行体系做了保护，目的是为了国家金融的稳定。因为有了国家的保护，其它金融的业务，可能就会把风险转嫁给银行部门，证券方面，保险方面，李先生讲的信贷资金可能进入到股市，出现风险的话，又把它转嫁给银行，最后转嫁给大众。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分业，慢慢衍生出不同的监管体系。
但是，综合经营也有综合经营的逻辑，我简单总结，主要是金融不同的业务有协同效应，保险产品、信托产品、投资产品，同样的基于信息处理、风险管理投资的潜力发挥，既然同样一件东西，为什么不能做其他的金融产品呢，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另外，混业经营也使得有所为的交叉销售，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方，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综合经营确实有综合经营的逻辑。9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了，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一直保持着混业经营，也是一个基本的金融的逻辑。中国现在也在走这条路。
但是，综合经营的现实是不是一定要有综合监管，由综合经营到综合监管这个逻辑是不是一定存在？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不一定说有了综合经营就一定要有综合监管。吴行长讲的功能监管，如果做的到位，做的尽善尽美，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不是说大家守着自己的地盘去进攻自己的地盘。而是真正做到功能监管。如果这个产品有证券的性质就必须要通过证券会，或者有贷款的性质，一定要在银监会。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下完善我们的监管框架。所以，不是简单的因为有了综合经营，我们要把监管机构合在一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一定做到的。
在目前分业监管的基础下，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本身的功能可能都没有发挥的很好，可能中间有一些协调问题，有顶层设计的问题。这次股灾反映了证监会很多的问题，不光是监管的问题，还有非法的问题。你把它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超级的金融监管机构，难道就可以解决问题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监管形式的变化，最终是监管理念，我们到底为什么监管，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为什么要监管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点：*、系统性风险，我们要防范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如果出现风险，最终还是老百姓受损失，这是有一个外部性的问题。金融机构，有大的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当然我们要监管。第二、投资者保护的问题。金融机构是经营其他人的钱的，不是自己的钱，就存在着一系列的可能出现欺诈，可能出现渎职的问题，投资者保护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投资者保护就落实在三公，公开、公平、公正，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投资者保护并不是说要刚性兑付，并不是说你的股票一定能赚钱，这个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还是要保证公开、透明，并不是说保证你赚钱。这个理念在目前金融监管框架下，大家意识还是不清楚的，经常会出现，好像我们一定要保证投资者不亏钱，这是有问题的。
如果监管主要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监管的本质是依法监管，公开、公平、公正，还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监管，而不应该有过多的行政的干预。应该强调监管的专业性、独立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有很多政治上的需求，就马上通过监管的手段干预市场。监管更多的是执法的过程，跟短期的波动应该区别开来，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考虑周期性的因素，微调或者通过刺激，但监管不应该频繁的变动，监管是一个法律的概念。
因为混业经营，即使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也需要加强协调，特别是在信息方面的共享，这是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做的，在这个框架下，成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协调机构，特别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这是应该做的。但千万不能把协调机制发展成另外一个行政干预的工具，这样的话，就本末倒置了，还是要坚持监管体系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谢谢！
“美国次贷危机为什么爆发，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次贷产品本来是银行产品，最后跨到证券市场又跨到保险市场，但美国实行的却是分业监管，体制本身就有结构性缺陷。同样，我们监管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这种监管体制和经营体制的错位非常可怕。”11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在魏加宁看来，如果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如果实行混业经营，*是混业监管。目前金融行业混业经营是大趋势，三会即便不能合并，至少也需要在决策机制上统一协调，魏加宁的建议是：能不能成立一个监管委员会？
“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作为执行机构，确定牵头机构，央行等部门都可以作为委员参加，同时纳入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等业内代表，内部保持交叉任职的方式。”魏加宁进一步强调，所谓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机构，而是一种决策机制，而我们往往最缺乏这种决策机制的建立。
除了横向建立监管委员会的统一决策机制，魏加宁还提出纵向建立分层监管模式，正确处理金融领域中央和地方关系。
“金融监管将来应分三级，全国性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应该中央政府统一监管，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应该交到省里，而那些准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典当行，应该交到市一级。”魏加宁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分权，全部统一到中央的问题在于，监管信息链条太长，传递过程容易出现滞后和信息失真。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魏加宁：我主要想从金融安全网的角度探讨，不仅限于监管，而是把监管放在整个金融架构里讨论。
早在2004年，我曾接受中财办委托，做过一个课题，叫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我们当时花了几个月时间，跑了很多省，包括北京，做了很多调研，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为了听真话，不是把大家叫在一起座谈，而是背对背。我当时提交给中财办的报告里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我们目前的监管体系存在着*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后来我们也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它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次贷产品本来是个银行产品，跨到证券市场，又跨到了保险市场，但美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这个体制本身就有结构性的缺陷。后来我们也提出了金融安全网的建设问题。
上半年股市波动，早在年初，我就在各种场合提醒有关部门，包括央行官员，监管部门官员，有关部门都说银行的贷款增速并不低，但去看另外一个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来自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今年来是负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一直问监管部门，钱都去哪儿了？后来的股市波动我就不再说了。
监管方面，从横向上看，现在存在着刚才说的监管体制和经营体制的错位。应当承认这几个监管部门，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以后，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大大得到了提高，今天的银行监管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水平，也是在大大提高的。所以，应该客观地承认。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我始终认为，如果实行分业经营，*是分业监管，如果实行混业经营，*是混业监管。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04年我们提出来的，一边大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
后来我们提出来三会不能并的话，至少能不能在决策机制上统起来，更多的是规范决策机制，能不能成立一个监管委员会，三会作为执行机构，这涉及到了谁牵头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个监管部门牵头。其它的，比如中央银行，存款保险，将来都可以作为委员参加进来，同时还应该有业内的代表，有行业协会的代表，还有专家学者的代表。我们更看重的是决策机制能不能规范化的问题。
关于监管和央行的关系，我始终认为，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呢？当初银监会为什么分出来，理由是什么？其中一个理由是，如果这两个决策放在一个领导下，很容易出现同步振荡，当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需要放松银根的时候，很容易监管也放松了，当经济过热了，需要紧缩一边的时候，监管也紧缩了。监管的力度直接影响到货币乘数，这样的话，两个都动，基础货币也动，货币乘数也动，调控就很容易过度。反过来，作为被监管者也无所适从，当放松银根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干，当紧缩银根的时候，你全都错了。而经济形势波动是常态。货币政策的决策者应该是非常灵活的，上个月把利息刚调了，市场变化了这个月把利息调上来，这是正常的。但作为监管者，应该守着法律法规，应该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从性格上，对*的要求不一样。开玩笑说，我很佩服朱镕基总理，但我觉得他更适合作为一个监管者，而不是一个货币政策的*。我个人认为，监管合并和央行应该保持一个距离，但是，不妨在决策委员会的架构里，央行的领导作为成员参加进来，这是一个问题。
监管体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纵向的。一方面我们说要维护金融市场的统一，现在统统地都拿到中央政府那儿监管，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06年我们做了一个金融领域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研究的时候，就提出分层监管，恐怕应该进一步提出来，金融监管将来应该分三级，全国性的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应该中央政府统一监管，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应该交到省里，而那些准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典当行，应该交到市一级。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国情是现实存在的，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分权，都统到中央监管有一个问题，首先监管的信息链条很长，传递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问题，容易出现信息的失真。所以，监管，中国应该是一个分权的方向。
另外一个角度，横向同统一的时候，纵向一定要分权，两个必须平衡，否则三会统一在一起，这个机构要比央行大，现在还有人说一行三会都统起来，机构将会变得多庞大，机构庞大了以后，效率就变低。
最后贷款人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央行缺乏独立性，上届政府时期，央行多次想调利率调不了，为什么？2010年吴敬琏老师的学术研讨会上，周行长的讲话，什么意思，本来应该是一个逆周期调控，变成一个顺周期调控。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央行本身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
第二，决策不透明，缺乏问责机制。现在说货币发多了发少了，问谁的责，问人民银行还是问国务院，还是问谁，没有人清楚，到底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谁在参与，都表了什么态，赞成还是反对，将来错了，谁来承担责任，没人知道。过去是关着门的，没关系，但有一样，现在要加入SDR，人民币要慢慢可兑换，随着对外开放，还要参加全球治理，国际投资者不来问责？
第三，决策重心偏高，大区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那届政府很有意思，舍不得把行政资源给大区行，结果给了大学，弄了一大堆副部级的大学，全世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大区行为什么要发挥作用？国内地区差异很大，每次经济过热都是从东部先起来，中部跟上，然后西部起来，每次宏观调控一刀切，东部切个腿，中部切个腰，西部刚抬头正好切个脑袋，几轮宏观调控下来，西部就越来越难受。
外管局，到底职能是什么，如果为了稳定汇率，应该让财政部掏钱，而不是靠发货币解决人民汇率的事。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定要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里面应该有各个方面的代表参加，这是央行必须做的事情，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从咨询机构变成一个决策机构，谁参与决策，谁表的什么态，至少十年以后要公布出来。美联储是五年以后公布，日本中央银行是十年后公布，为什么要公布？一方面是对后面的学者研究提供素材，我都不知道谁决策的，怎么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决策的参与者，如果你十年以后把我的话公布了，我讲话要对历史负责，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人民负责，否则怎么去问责。如果一个参加决策的人，不用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个决策能好吗。
存款保险，应该加快独立成一个机构，像美国有存款保险公司，它应该有一个决策委员会，这个决策委员会，应该由存款保险机构牵头，央行也好，监管部门也好，参与进来，包括一些专家学者、行业代表。所以，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可能是把这三个决策机制给明确了，规范了，金融监管决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然后向人大汇报。
宋先生讲的很重要的事情，金融监管的独立性问题，04年我们做课题的时候，03年和世行的一次座谈，我当时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回应说，不光是中央银行要有独立性，金融监管也同样要有独立性。当时我还没有体会得那么深，后来体会越来越深，金融监管确实要有独立性，要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谢谢。
魏加宁：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央行和银监会来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同步振荡的问题，放松银根的时候，银行什么都可以做，一紧缩银根了，什么又都不能做了，银行能做和不能做，对货币乘数有点大，从这个角度有点担心，我觉得央行监管还是应该有一定距离。刚刚我说的委员会的方式是一个交叉任职的方式，我强调一下，我说委员会不是一个实体机构，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中国不太重视决策机制，像美联储有一个决策机制，委员会是最重要的，由实体机构执行。
